她偶尔能在英文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仅此而已。第二年的六月初，她回家了，感觉在这么长的间歇后，想再把两人的关系友善冷静地靠拢有一定的难度。此时此刻，他可能会跟她一样，感觉平静而释然。她一回到伦敦，就搬去了梅克伦堡广场的新公寓，安顿下来就着手写关于卡卡颂的小说。

就在她回来不久之后，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给了她一个审视自己的机会。在一个风趣的年轻女作家，以及她的律师丈夫的陪同下，哈丽雅特去了爱斯特——部分是为了好玩，部分是因为她的一部短篇小说需要去当地采风。这篇小说的大致情节是：在王室围场，当所有人的目光被竞赛的最后关头吸引的时候，一个不幸的人突然摔死了。细细地观察这神圣的管辖区，哈丽雅特发现，当地的衣着风俗包括一对瘦削迷人的裁剪精致的肩，众所周知的鹦鹉形的侧影，一顶灰白色的高顶大礼帽，礼帽的后檐儿明显地斜下去。一群夏帽如巨浪翻滚，那顶大礼帽就像一朵名贵的兰花有些怪异地挤在一群玫瑰花中。从聚会洋溢的情绪中，哈丽雅特得出一个结论：戴夏帽的姑娘们总是被那些外来人迷住，高顶大礼帽们则更关注欢乐和热闹。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相当抢眼。

“太好了，”哈丽雅特想，“这部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她在异样宁静的情绪里，满心欢喜地回家了。三天之后，她参加一个文人午餐聚会，席间她翻阅着早报，然后她看到“哈丽雅特·范内小姐，著名的女侦探作家”这样的字样，这时一个电话打断了她。电话那边是熟悉的声音，带着一种探究的不确定和沙哑：

“哈丽雅特·范内小姐？……是你吗？哈丽雅特。我看见你回来了。你哪天能跟我一起共进晚餐呀？”

她的备选回答有好几个；在它们中间，能让人既压抑又难堪的是：“请问，您是谁？”可哈丽雅特毫无准备，脱口而出就是这样虚弱无力的回答：

“哦，谢谢你，彼得。但我不知道我是否……”

“什么？”那声音暗含一丝调侃，“难道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考希格鲁人来为止1，你每天晚上都已经有安排了吗？”

“当然不是了。”哈丽雅特说，她一点儿也不想摆出忘乎所以又疲于应酬的名流架子。

“那么告诉我你哪天有空。”

“我今天就有空。”哈丽雅特说，心里想着他或许今晚已经有约了，这样的急促或许会让他被动。

“好极了，”他说，“我也有空。我们要享受一下空闲的甜头。哦，你换了电话号码？”

“是的，我搬进了一处新公寓。”

“我能给你打电话吗？或者我们七点在费拉拉饭店碰面？”

“费拉拉饭店？”

“是的，七点不会太早吧？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场演出。那么，晚上见了，谢谢你。”

绞杀交情（3）

她还没来得及反对，他就挂了电话。费拉拉饭店真不是她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太时髦，也太引人注意了。的确有很多人喜欢那家饭店，但那里太昂贵了，昂贵到能把大部分人都挡在门外，最起码现在是这样。这就意味着如果去那里，你肯定会被注意到。如果一个人刻意想和另外一个人断绝关系，那么把自己和他放到费拉拉饭店那种地方公开露面大概不是什么好的方法。

真是奇怪，这居然是她和彼得·温西第一次在伦敦西部共进晚餐。在接受审讯后的第一年里，她不想在任何地方露面，即便她后来已经完全可以体面地出门了。那些日子里，他带她去索霍2一带更安静、更舒适的餐厅。或者，更经常的，他驾车带她出去郊游，懒散又无拘无束地去马路边的小饭店，那里的厨子都很本分、可靠。她那时候情绪低落，甚至打不起精神来拒绝短途郊游。尽管对于彼得淡定从容的欢乐，她常常抱以苦闷的言辞，但这些郊游还是让她从独自胡思乱想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坚定不移和耐心对她来说既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感动和惊异。

1“一直到考希格鲁人来为止”引自希腊作家安德鲁·朗（andrew ng，1844—1912）的《给死去作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