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到颐和园，张在前行，马宾廷迎出来，招手让张进其住房，张说：“宫保还在后头呢！”马就在院中待袁，袁到，先跪单腿向马请安。照例，大臣没有先给太监请安的。这个事情，多少年后马宾廷的后人还念念不忘，马宾廷当年的感激可想而知。

马宾廷的感激有什么价值？让我们来看看官场中一个不变的规则：在权力场中，越是接近权力核心的人，获得的权力越大，而晚清的权力中心无疑是那个常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老佛爷”。要接近这位“老佛爷”，唯一的途径就是“投其所好”，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知其“所好”，这种珍贵的信息，就只能由“老佛爷”周围的一帮人提供。所以，袁世凯得慈禧欢心的秘诀，就在他对马宾廷的那一跪之中。

像马宾廷、李莲英这样的人对袁世凯来说真是“妙用无穷”。因为恪于礼制，当时大臣召对时，都得埋头跪地，不敢抬头看皇上和太后，这样大臣召对时就难以从太后的表情来揣测她的喜怒。袁世凯和李莲英约定，袁低头看李莲英的双脚，他双脚叉开，就是老佛爷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双脚并拢就是太后不高兴了，不要再说。袁世凯就是这样来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意，当然“应对无不称旨”。

做人做事有余地

权力是一种无形的力，而政坛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道组成的权力场。真正的官场高手一定是一个“太极妙手”，懂得借力打力，懂得化刚为柔，懂得隐忍不发，懂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袁世凯能够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做到左右逢源、借力打力，关键就是他坚持“做人做事不做绝”的原则，他绝对不愿意把自己置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中，也绝对避免“背水一战”这样没有转圜余地的“死地”，他的政治策略中，甚至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观念。袁世凯政治上最擅长的就是在各种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合纵连横，阳予阴取，上下其手。他是浑水摸鱼的老手，水越混，则他摸鱼的兴致越高、心思越敏、手段越灵。

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起“庚子事变”。这时候慈禧凭借义和团愚昧地向十一国列强宣战，还要求地方督抚出兵“勤王”。袁当时是山东巡抚，又手握精锐重兵，不出兵吧，得罪慈禧后果不堪设想；出兵吧，不只引火烧身，而且他算准清廷无取胜之可能，到时候八国联军“秋后算账”受不了。所以，他两方面都不得罪。对慈禧，一方面派一小部军队慢慢“星夜驰往直隶”勤王，另一方面是输银输饷，以及绫罗绸缎等各种奢侈品，使她即使仓皇逃命的时候还能保住一点体面，满足她穷奢极欲的虚荣心理。在慈禧回銮的路上，袁世凯又是花车又是别馆地迎候。慈禧太后的第一辆汽车，就是袁世凯进贡的。可惜慈禧觉得司机竟坐到她前面，这不成体统，所以只用来做摆设，但她心里对这新奇玩意还是兴致勃勃的，对袁世凯的活络心思也就高看一眼。对外洋列强，则是饬令山东州县官员，用军队保障教士教民的性命财产，让洋人找不到寻衅借口。这一策略极为成功。慈禧对袁世凯的另眼相待是经历庚子事变之后，而八国联军认为袁是方面大员中强有力的“朋友”，对他赞赏备至。反观当时和袁处在相同处境的其他督抚，都没有袁世凯做的这么天衣无缝。那几个和袁一样手握重兵的将领如聂士成、董福祥、宋庆，于大局是一叶障目，于小节是胶柱鼓瑟，听命于慈禧太后的赌气指示去和八国联军打无把握之仗，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不止把手里的军队折腾得一干二净，而且自己也没讨到好——聂士成一代名将被义和团乱刀砍死，董福祥战后成了战犯被剥夺军权，其部队解散，宋庆部则溃不成军了，因此慈禧对他再无借重之处。倒是袁世凯，手里的军队成了清廷唯一可依赖的精锐了。而那些督抚们，在这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的时节，谁也没有想到如袁世凯这样如此“尽心”孝敬慈禧。由此可见，袁世凯在大局中灵活处置、掌握主动的策略收效不可谓不显著。

到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天下局势已成瓦解，各种政治势力风起云涌，政事军情瞬息万变，革命党、清廷和立宪党均无力收拾残局，只有请袁世凯出山来摆平。这时候的袁世凯真可谓“众望所归”，但他牢牢握住兵权之后，对哪一方都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反对，而是左顾右盼，左右开弓，一方面对清廷信誓旦旦表达自己的忠肝义胆，同时以革命党的势力和要求来要挟清廷，一方面则对革命党表示民心思安，天下为重，而又以清廷的要求来压制革命党，还充分利用立宪党在其中做穿花蝴蝶，穿针引线，终于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这一幕大戏，演得是起承转合、跌宕起伏兼有声有色，的确是袁世凯一生中耍权弄术的经典之作。可惜袁世凯身边有些人不明白袁世凯种种举措的妙处，觉得他做事不像以前有决断了。袁听了不免得意地向这些人解释：“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如果硬来，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在戊戌变法中，他最初也是秉持灵活机动的策略，而且极为成功。虽然他有段时期被慈禧太后目为维新党，而且康梁一党对他的确也倚为腹心，连政变这样大逆不道的事也请他参与，但袁世凯在保守派和洋务派那里也很吃得开，至少是他们极力拉拢的对象。荣禄对他的器重和保全是不用说了，李鸿章这一洋务派大佬则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推崇他，而李鸿藻作为清流派的首领，对洋务派李鸿章的政见和为人向来不齿，但对袁世凯这一“李鸿章的人”居然也赞赏备至。

春节与元宵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有关资料记载，春节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然而，现行“春节”称谓才有98年历史。

中华民族传统历法岁首正月初一，现今无论中国还是海外华人都统一称为“春节”，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称之为“元旦”。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

据《史记》载，夏代元旦为正月初一；殷商定在十二月初一；周代提前至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再提前至十月初一为元旦，直至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才恢复夏代的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以后历代相沿未改，所以这个历法又叫“夏历”，今俗称为农历。

中国历史上早有“春节”，不过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在《后汉书·杨震传》中有载：“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到南北朝时，“春节”是泛指整个春季。而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中国废除旧历采用阳历(即公历)，用民国纪年。这样做带有改朝换代重新确立“皇历”的传统，同时也蕴含着与封建王朝彻底决裂的含义。

不料，孙中山的这个建议，民间一时没有接受，于是民间同时流行了两种历法，阴历和阳历。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仍然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