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王路易十四之所营也，而今则为法国国会会合之所，其明证也。民国二年，项城就总统职典，于太和殿行之，公所知也。然按诸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若项城时代之故事，则国会非接受誓言之主体，议员为参观就职之来宾，于法理至为背驰，斯又往事之足为反证者也。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如曰三殿当留，以有待国家一切大事，皆可于象坊桥行之，甚非所以别嫌明微之道也。二曰谋古建物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圮，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绘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不观乎天坛乎，在民国二年曾为宪法起草之会场矣。且附设办事处于其中矣。究竟此精美壮丽之建物，果有毫末之损否，其所以为焕然改观者，果足指为耗费国帑之举否。天坛如此，三殿可知。宪法起草会如此，国会可知。综计修理工程所费不过二十万左右，节省极矣。且闻当局拟以公开投标方法，估定其价格，中饱之弊当可杜绝。总而言之，国会两院将来当有新建筑，而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所以正名分，别嫌微，实为立国之常经，绝非不急之细务，悠悠之口，颠倒实事，故为危词，何足算也。临电神驰，惟希亮察。

从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可以看出，国会已经雇用中外工程师绘制改建工程图纸，所绘图纸不下十数种。所谓“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即参议院、众议院迁入三大殿已成定局。已经议定要在大殿修建议席及旁听席，且拟定工程投标方法及工程经费。可以想见，在三大殿施工，必然会对宫殿造成破坏。

当时，吴佩孚正值鼎盛时期，又深谙操纵舆论之道，更重要的是他站在爱国的立场，呼吁保护文物，理由堂堂正正，极具号召力。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形同狡辩，不但未能端正视听，反而抖落出两院迁移三大殿的计划细节，舆论对其更加不利。国会两院迁移三大殿之议至此打住，再未有人提起。

迫于吴佩孚的压力，也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三大殿改造计划最终胎死腹中，“灵光巍然”的故宫三大殿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而今驻足故宫，除了应接不暇的旷世胜景，便是充斥耳鼓的宫闱秘史。谁还有雅兴静下心来去思考这满目锦绣背后的历史真实和现实关照，更无人会提及那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吴佩孚曾经的贡献。

智斗日本人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在政坛上已经销声匿迹的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实行“以华制华”。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有宿怨的中国人，一个是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拼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

第一位说客是日本人大伯通贞，他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用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