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太炎先生的经学，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1906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梁启超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黄仁宇则说：“科举废除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头等大事，从此上下两层社会被打成两截，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王静安遗体入敛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国学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曾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为莫大憾事。”

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获悉，沈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认为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曾为《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作序。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民生革命于事无补，可说是超迈时代的高见。不过事实上他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以为然，认为如此一来，此国家又以新面目令人民成为其奴隶。他的妻子何震也是社会主义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且是妇女解放先锋。刘师培曾向湖广总督端方上言辞激烈的劝降书，但他后来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黄侃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木版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精装的西式图书为“皮靴硬领”；又说中装的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一边说一边将脚上的布鞋脱下又穿上，并指着一位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辜鸿铭少时在英国读书，曾依中国礼节在房间里备下酒馔，遥祭祖先。房东太太问他：“你的祖先何时能来享用你的祭品呢？”他答道：“就在您的祖先嗅到您所献鲜花的时

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