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胡适对学生的行动持反对态度，他坚持认为学生应该先“把自己铸造成器”，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热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学生写信给他：“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适去上课，发现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却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吞没了。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拥戴为都督后，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开始合作，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在接见英文《大陆报》记者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并以美国为蓝本建立共和制度。他还说：满族统治者从来没有公正地对待过汉人，只是一昧地屠杀和镇压，因此才爆发了革命。革命成功后，中国将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该记者惊呼：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邹容撰成《革命军》一书，与众同志饮酒诵读，并说：“我将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回上海付印。我为马前卒，诸君若有文章在此书之中，皆为马后卒而已。”邹容还写道：“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轫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吒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不若。”

1898年4月，康有为在广东会馆发表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他说：“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刊于《新民丛报》第18号，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梁为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中华民国”刚成立时，各国称中国为“chese reublic”，伍廷芳认为不妥，认为此意为“中国的共和”，太过狭窄，不如“reublic of cha”，以示“共和属于全中国”。此议遂定。

孙中山早年在广州学医，仰慕康有为，曾托人转致敬意，意欲结交。康有为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不忿而罢，又赴北京上书李鸿章，李不置可否，孙大怒而去，乃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这才开始反清革命。

张静江曾任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有一次在轮船上邂逅孙中山。当时孙刚从伦敦脱险，处事警觉，张静江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是孙中山，我支持你的革命事业！以后你若需要钱，可以找我！”随后他留下了自己的银行帐号和三个字，约定若孙中山日后需要钱，可发电报，第一个字一万元，第二个字二万元，第三个字五万元。不久后，孙中山在日本筹划起义事宜，经费奇缺，想起张静江的话，便发电报一试运气，张静江果

然履行约定，将钱汇来，解了革命的燃眉之急。

前清江北提督徐绍祯跟随孙中山革命，孙为酬功，送给徐100万公债。徐用2万元办了一份《民立报》，又用1万元遣散了沈佩贞的“女子北伐队”，然后把剩下的97万交还给孙中山。孙说：“你可以留着这些钱搞政治！”徐答道：“有钱的人不能革命，我还要跟着你革命，所以不能有钱！”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为：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