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还不愿意，我们就把本不属于你们的劳动成果抢夺过来！如果你们反抗，我们就要镇压你们……结果当然是，那个富农，并没有从列宁那儿寻找到什么“农民的真理”。他悻悻而去时嘟哝：“走着瞧！”

列宁冲他的背影大声说：“告诉那些派你来的人，苏维埃是不会怕你们的……”

往事如烟，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竟已不复存在。《列宁在十月》这一部电影，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也无疑是“过气”了的经典。他们所能看到的依然和列宁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电影，大约只有德国人拍摄的《告别列宁》了。在这一部电影中，列宁的巨大铜像被吊车扯倒的画面，令人思索万千。

《告别列宁》这一部电影的光碟我也看过了。所以我这个本身虽不是“农民”的人，每每不由得作无聊人的乱想：就算这世上并没有什么“农民”，而只有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吧，那么果真有过属于什么中农和贫农的“真理”吗？

进言之，如果将以上问题限定为一个中国或曰中国特色的问题，那么结论又应该是怎样的呢？众所周知，中国之革命，是农民的革命。确切地说，是虽生为农民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人们的革命。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失地”农民也最多。由于中国近代的工业极为落后，所以大批“失地”的农民根本无法转变为能够在城镇里生存下去的城镇人口，革命遂成他们唯一的活路，革命遂成他们的“真理”。

“耕者有其田”——他们要的只不过就是这么一句话。

1949年以后，他们如愿以偿了。

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戏剧中乃至绘画中——攥在地主富农手里的地契被烧毁了，在共和国以新政权的名义分到他们各自名下的土地的边界钉下木界牌了，那时的他们眼中流下的泪，趴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号啕大哭的情形，无疑是震撼人心的……此刻，似乎再巨大再惨重的代价都是值得付出的了。因为代价是那么的触目惊心，胜利后的报复遂成不争之事实。

然而土地归在他们名下的时间却不过是短短的两三年。紧接着一步步地又归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体”的名下了。之所以将“集体”二字括上引号，并非质疑“集体”之性质的不真实，而是为了着意指出，对于中国“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实际上又成为了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仅仅拥有在集体的土地上从事农业劳动的权利的人罢了。计算他们劳动力价值的方式是工分，这仅仅是换取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公平。为此，成千上万的他们的儿女前仆后继，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中国人都知道的，那时候农民获得的报酬是很低很低的。凭了工分记录，他们年终可以分到极少极少的钱。那点儿钱仅够他们买得起有限到最低程度的一般日常用品，比如盐、火柴，以及像城里人家一样凭票供应的布匹。

中国之许许多多地方的许许多多的农民，在改革开放以前，一年到头甚至尝不到几次酱油。穷得一家人合穿一条裤子的事，也绝然不是编造的。他们生存下去的口粮是每年秋季分到的没有加工过的粮食；加工之后，其实每人每月的定量，并不会比城市人口多到哪儿去。有时候，还会更少。他们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被作为公粮收缴走了。即使在灾荒年代，土地上所产的一点点粮食，也要本着“先公后私”的原则来分配。也就是说，公粮是必须先收缴的，农民吃什么过后再考虑。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收缴了公粮以后，农民亦即“人民公社”社员，通常只有拖儿带女去逃荒……

在列宁的那个年代，在列宁的眼里，世界上是从来没有过什么农民的，而只有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列宁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他的逻辑符合“马非马，白马为马”的哲学逻辑。正如世界上没有逻辑学上的“妇女”，而只有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女人。苏维埃革命使世界上从此有了一种新的农民——自己并不实际拥有土地，但必须而且只能在土地上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劳动的农民。他们叫集体农庄之庄员。集体农庄之庄员也罢，人民公社之社员也罢，叫法不同，但本质上是一类人。于是，一个哲学逻辑上的悖论在世界上产生了——马即白马。这是一个由减法得出的结论——消灭了地主、富农；改造了中农；于是在原苏联和以前的中国，只剩下了一种农民——不实际拥有土地，但必须而且只能在土地上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劳动的农民。他们理论上绝对是土地的主人。但是他们在土地上收获的劳动成果，必须而且只能以世界上最低的价格卖给国家。一切不是卖给国家而进行的买卖，都被视为非法行为。有时制裁那样一种非法行为的刑律是很严很重的。

结果更大的一个悖论在世界上产生了——革命真的使早先“失地”的农民寻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真理”亦即公平了么？他们成就了中国之革命，他们成就了中国现已取得的一切煌煌成果。

有人格上这样的农民，也就有人格上那样的农民。但总体上而言，依我想来，我们中国之“农民兄弟

们”，实在可以比作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人口数量最多的“圣徒阶级”。整个的中国农民阶级，他们就是一个具有宗教般奉献精神的阶级。

上苍作证，迄今为止，中国给予中国农民的，比他们给予中国的，那可要少得多！对于中国农民刚刚才获得了的这一点儿公平，稍有良心的中国人是绝不该摇头皱眉，摆出这个家那个家的嘴脸说三道四的。那还算是个人吗？！

8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2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的隐形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

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按每年可偿还10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50了。人生到了50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3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