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出在普遍的中国人想寻找到某一个车站，想拥挤上某一次列车，手中却没有票，连一张站台票也没有。每一个车站都拥挤。每一节列车厢都拥挤。每一站能上得去列车的都是少数。每一站被抛弃在站台上的都是多数。每一次列车都标明着“直快”、“特快”。每一站都有广播员以鼓舞人心的热忱饱满的语调不厌其烦地连续广播：“前程似锦、前程似锦、前程似锦……”于是人们从这一个车站奔向那一个车站。
1．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
极辣的油烟透过通风纱窗从走廊漫入室内。怎么竟到了该做午饭的时刻！
呛得咳嗽不止的我，赶紧下床，踏椅子关纱窗——开着它原本为散出我吞吐的烟雾。十二点七平方米的蜗居，吸三支烟后便“云雾缭绕”了。床设窗下，窗乃北窗，被欺近飓尺的树荫所蔽。十余年来，我未曾在室内享受过一线阳光。
又上了床，变换方位，重新恢复姿势，重新点燃一支烟，仿佛母亲寻找一扭头间丢失的孩子，焦急地追逐转瞬即逝的思绪……
记得，执拗的我抱病写作《雪城》下部。我深知有几个男女巴望我没写完下部便死掉了。哪怕仅仅为了使他们的恶意落空，我也要画圆最后的句号。
被诅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会做到底。
最大的愿望——有一张铺得开稿纸的桌子。现在用的是五百格大十六开稿纸，估计要写满十二本。北影文学部对我够照顾的——允许我单独占领一间挺宽敞的办公室。我在北影文学部是受爱护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种幸运。我对北影文学部亦怀有特殊的情感……
办公室有一张写字台和一张办公桌，我却很少在那里写作。因为是办公室，形形色色的来客似乎便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坐下去、泡下去。我最厌恶的事之一是乱谈，或曰闲侃。在办公室，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位公共事务管理局局长或民政局局长或中了一万元彩券的人或心理问题咨询专家之类……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径不足一米的圆饭桌上写完的。《雪城》下部近六十万字，则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气片上写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气片，挺厚。幸而挺厚，垫块宽一尺半，长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亲在北京住时，从废料堆上捡的——便是我的“专桌”。那时我已不能在圆饭桌上写作——写作时，它的边缘恰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长，我患了一种不多见的职业病，叫作什么“上肢静脉曲张”。持笔两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来，并且手指发麻，进而胀疼……
在“专桌”写作，自我感觉不良好。首先是，那五合板受过潮，经暖气烘，有些“瓢”。其次，不能正坐，只能侧坐，双腿无垂处，也无法蜷，顺条笔直地贴着暖气，一双横置的筷子似的。写字的手倒还好说，稿纸在哪儿手就应当在哪儿——“星星跟着月亮走”。拿烟的手不免尴尬。烟灰缸放“桌”上，拿烟的手下意识地总悬空擎着——那只手它亲近的是烟灰缸。很类乎自我惩罚。故烟灰缸是放在床上的，拿烟的手掌根部撑着床，时不时将烟灰点在床上，或弄翻了烟灰缸。甚至烟头触床，床单遭殃，被烧出些洞洞……再其次，北影的锅炉坏了修，修了坏；暖气今天热，明天凉。热时热得我如同偎着火盆，凉时凉得我恰似拥着冰桶……十九号楼的北影公民曾因暖气问题上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登是登了，登了也白登。
有天晚上八九点钟，一职工操起走廊里的传呼电话，挂通了行政副厂长家，说：“好几家的孩子们冻得直哭……”
我忍不住夺过电话吼：“你他妈的还能不能过问一下锅炉房？”
话筒里传来愠怒的声音反问：“你骂谁？”
我说：“骂的正是你！听清楚了，我再骂一句，你他妈……”
好性情是好环境的教养结果。有时你想温文尔雅却做不到。
最令我沮丧的是我的硬化了的肝——虽每日朝写至暮，暮写至夜，多时仅得四千字，少时两千字而已……
我的一位当记者的“北大荒战友”，知道我得了肝硬化后咬牙切齿地说：“那他怎么还没死！”我充分理解他之恨我不死是多么的合情合理——一九八二年我登上全国短篇小说领奖台时，他的脸阴沉得难看，说出一句话是——“他妈的，怎么是这小子而不是老子！”有三个人听到了并且转告我要怀有戒心。我当时一笑，以为那不过是一句调侃。后来之事桩桩件件，证明我未存戒心是天大的错误。现在看来防不胜防。那些日子我过马路颇小心——很怕万一被汽车撞死，给予了他们大的快感。唉唉，“战友”啊“战友”，叫我对你们说什么？
各方各面，抱各种目的之形形色色来访者依然不少。多数挺自觉，见我那样子写作，不忍侵占时间，也有不怎么自觉的。不怎么自觉的我拿他们毫无办法。我是个很难做出下逐客令这种事的人。门上虽贴着张大白纸，写着“本人病中，请勿多打扰”。其实等于一张无字白纸，甚至可能等于写着“主随客便”。
虽闭门索居，我们本能地以小说家的特殊敏感，关注
我们这个时代浮躁而痛苦的进程。
城市在改革中体验着、思考着、忧患着、亢奋着、焦躁着、踌躇着、蹀躞着、喜悦着、烦恼着、痛苦着、忍耐着、失败着、鼓舞着、夭折着、诞生着……
《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这段长句，是我对当代中国之城市的感受。这感受使我日无宁刻。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中国，仿佛要在一九八六年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憋出点什么名堂……”——乃是我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才确定不变的。
我对自己确定这样的尾句满意。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在中国，必将以葬送下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寄托意识为代价。并且，对于这一代价，在下半个世纪，中国是要付出高利贷的。下一代农民将不会再依恋土地，而愈来愈憎恶它。所谓种粮大户，可能在心理上也并不依恋土地。他们的选择也许正是为了他们的子孙最终离弃土地。好比精心饲养一口猪，最终是为了卖掉它或宰了它。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根本问题，将更是农民问题，不是怎样种地的问题，而是谁还种地的问题。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这是理想。中国有八亿多农民——这是现实。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啊！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甘于务农，下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很可能将不甘于务农。
如果城市里没有你们的生存根据，那你们就当农民吧！——假设上帝曾这么说过，那么下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将如此回答——如果城里的人需要吃饭，就让城里的人自己去种地吧！
下半个世纪，中国还能再造出一位哪怕仅仅使农民迷信的“上帝”吗？
2． 社会安定以民众安定为基础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深更半夜有人敲门。敲门声怯怯的，毫无信心，如同非语言形式的断断续续的诉说。开了门，门外畏畏缩缩的，凄凄惨惨戚戚的，倚墙靠着一个头发蓬乱、面容不洁、服装不整的来自农村的青年或姑娘。有的还处在少男少女年华。他们的行囊之简令人怜悯。他们寻找到我的家门已证明他们到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境地。一天清早——推门，推不开。又狭又小又黑两户共用的二层小过廊里，抵门乏蹲，困着一人。
“你没有任何技术，你文化这么低，你年龄这么小……”
“俺十七了……”
讷讷的，然而是极自尊地。不认为自己年龄小。我仿佛看到被作践过被摧残过的未成熟的志气的尸骸，狼藉在早已破碎的自尊的下面。我真不知该怎样看待十七岁这个年龄和面前这一个落魄的农村少女。
“嗨，你这孩子呀，出门远行前，究竟怎么想的啊！”
“俺知道你是作家，报上说你心眼挺好……北京只有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俺寻思，没路可走了，俺得找你……俺就是这么想的……”
急急切切地，她从她的小布包中翻出一份旧报。
“俺读过你的一篇小说……”
“进屋来，坐下，慢慢说——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叔叔，求你千万帮俺找个工作吧！”
“可是，我没有能力帮你找工作啊！再说，你这么弱的身体，能干什么呢？”
“俺什么活儿都能干！俺什么活儿都能干！在家里，俺顶一个壮劳力啊！”
大概在她想来，写小说的人找工作，比大汉帮人推一辆小车上坡容易得多……
“我的确没有门路哇……”
我必须重申这一点。我不得使她对此抱有任何幻想。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茫然的、绝望的眼睛，她的眼睛，定定地盯了我半分钟。既哀且怨的眼神儿，渐渐地渐渐地就在那双眼睛里弥漫——落魄的农村少女身子一软，似会瘫倒。我赶紧扶她，却不承想，分明的，她是要给我跪下……
仿佛一个溺水者向你伸出一只手，而你说：“请原谅……”——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我是个有权的人，哪怕仅仅有安排一个农村少女在某处不起眼儿的地方工作的权力。哪怕让她擦桌子，扫地，干杂活儿……
“不过我可以给你买火车票，给你路上花的钱……”
“俺绝不回去……”
“你从哪儿来，只能回哪儿去！”
“回去，没个奔头——还不如死了好……”
茫然的、绝望的眼睛，她的眼睛，已不再盯着我。既哀且怨的眼神儿，已彻底笼罩了她那双眼睛。她盯着的是作为装饰品悬挂墙上的一柄蒙古刀。分明的，她的话，也更是对她自己说的。我无法判断，在她的内心里，她的自尊是不是已经被城市扫荡尽净——而我是最后的持帚者……
她的话，使我联想到了《哈姆莱特》里流传了一百多年的那句台词——是生？还是死？
十七岁的，看去因落魄而变得懵里懵懂的农村少女，逃亡的不是迫害，不是逼婚事件，不是解放前那一种咄咄的贫穷。她逃亡温饱，她逃亡温饱以后的寂寞，她逃亡为了温饱而不得不从事的终年流汗于田间的劳作，她逃亡农村对她的命运的羁绊，她逃亡土地对她的奴役般
的占有，她逃亡她的上辈人规定于她的现实。从本质上讲，她并未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她抉择的是怎样一种活法……
在命运比她良好十倍百倍的人们因为同样的抉择纷纷绞尽脑汁不惜代价漂洋过海的今天，谁有资格对这十七岁的懵里懵懂的少女说她太荒唐？
她们和他们在城市中如迷途羔羊——没有一片茵绿的草地是上帝专赐给迷途羔羊的。城市正大面积地蒸发掉人类精神中宝贵的养分，形成空前涌动和沸腾的物质欲望的气浪。像无色无味的粉，飘荡在城市的上空，被一切男人和女人天天吸入到肺里。那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子，从生活的本体挥发了出来，改变着城市的空气的结构成分，改变着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肺活量。使他们和她们在被改变的状态下，脸上都有着那么一种扑朔迷离的神情。在他们和她们那种神情中，包含着种种活泼的贪婪。种种生动之极的贪婪……
我在《雪城》的下部，对城市作过这样的比喻：
它是一个宠然大物。它是巨鳄，它是复苏的远古恐龙。人们都闻到了它的潮腥气味儿，人们都感到了它强而猛健的呼吸。它可以任富有的人们骑到它的背上。它甚至愿为他们表演杂耍。在它爬行过的路上，它将贫穷的人践踏在脚爪之下。他们将在它巨大的身躯下变为泥土。令人震撼的是，他们亦获得不到同情。同情如高利贷，将仅仅成为持有“信誉卡”的人的通货。而普遍的人们不仅事实上并没有变得怎样富有，大概连怎样才能富起来也根本不知道，所以他们只能装出富有的样子。以迎合它嫌贫爱富的习性，并幻想着也能够爬到它的背上去。它笨拙地然而一往无前地就爬过声了，它用它那巨大的爪子拨拉着人——对它诚惶诚恐的遍地皆是的生灵。当它爬过之后，将它们分为穷的、较穷的、富的、较富的和最富的。就像农妇挑豆子似的，大概其地拨拉着。它用它的爪子对社会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它冷漠地吞吃一切阻碍它爬行的事物，包括人。它唯独不吞吃贫穷，它将贫穷留待各个人自己去对付……
我对我不难理解的现象妥协了。我不是牧师。我不能胜任教化的“神职”。尽管我对这一现象感到忧患——但那充其量不过是小说家的忧患和一个城里人的忧患。设想，如若一个城里人对农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都来到城里来了，那么谁为我们种地？也太傲慢了吧？我做我认为仁义的事。于是我向朋友们极力推荐一位能当小“阿姨”的农村少女。几位很好的朋友对我大摇其头。
他们不同意我的思想逻辑，也不接受我的推荐。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指出——这一种“小善良”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亦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我认为人不能只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何况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想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也是做不了的。倘每人都能不失时机地给予别人某些小的帮助、小的支持、小的安慰、小的方便、小的满足、小的成全，用朋友们调侃我的话，一言以蔽之曰“小善良”，则我们中国人所处的现实会比目前宽松得多。普遍的中国人目前所处的现实是太不宽松、太紧张、太无安全感了！互相的利用太多、互相的出卖太多、互相的倾轧太多、互相的心理压迫太多、互相的暗算太多了。这一种现象我称为“遛狗现象”。在《雪城》下部对这一现象我是这样写的：
……他一向以为，自己的命运是开始攥在自己手里了。其实不然。仍攥在别人手里。归根结底是攥在别人手里。那些人平时好像并不存在。当他的命运影响到他们的命运时，不，哪怕仅仅影响到他们的心理时，他们的嘴脸才显出来。好比蒙上了一层灰尘的镜子。灰尘一擦，什么都照见了。他们平时不仅是攥着他的命运，笑呵呵地攥着。而且一张张面孔都是亲近的、友好的、诚挚的、和善的。无论他怎样努力，怎样变得成熟起来，也只能操纵着自己的一小半命运。他的命运不过像他们养的一只狗。狗脖子上套着许多脖圈。每个脖圈都连着一段结实的绳子。而自己手中只扯着其一。其余的平时看不见。不知都扯在哪些人手中。他的路越平坦，那许多根看不见的绳子便渐渐绷紧。当他行走得较顺利时，那些扯着另外许多根绳子的手，就必然要使暗劲儿朝四面八方拽了。那些人只能容忍他的命运像盲人的引路犬一样，导他往坑坑洼洼脏脏兮兮污水遍地乱石成堆处跟头把式踉踉跄跄三步一跤五步一倒地走……许多人其实并非败于或死于自己的命运，而是被活活勒毙的。难道所谓社会应该是你手中拽着我的“狗”，我手中拽着他的“狗”，他手中拽着你的“狗”，人人手中都拽着别人的“狗”，人人的“狗”都被别人拽着的“遛狗图”吗？……
我实践我的信条既不动摇也不后悔。
朋友们又向我讲“小阿姨”席卷雇主家的财物溜之大吉的事例。我听起来总觉得多少有些演义的成分。我曾给《人民文学》的编辑王勇军推荐过一个“小阿姨”——我的儿子幼时所雇的安徽“小阿姨”的堂姐——在勇军夫妇独子临门而小命垂危的时候。据勇军讲，有的“小阿姨”见了那小家伙直摇头，不敢受雇。而我推荐去的“小阿姨”则表现出一种
“见义勇为”的气概，当天便留在了他家。如今勇军的宝贝疙瘩相当之健康。他见了我每每夸奖：“那姑娘真好！和我们处得像一家人一样，救了我们儿子一命。我得感激你啊！”
勇军夫妇和她至今仍有书信往来。她专程来北京探望过他们。他们还借给她钱回农村去开书店。我想，倘她并未在一位《人民文学》的编辑家中当过“小阿姨”，可能未必会产生出回农村去开书店这样的念头吧？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终于有朋友被我说服，答应试用一个月。然而不足半月，朋友便来告诉我：“她走了！”
我问：“怎么走了？”
“因为我说了她一句——你笨得出奇！”
“噢……”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拐走什么东西了吗？”
“没有，那倒没有。”
“不辞而别？”
“嗯。不过也不算不辞而别。台历上留下一句话——城里人刚到乡下，在我们眼里也常常笨得出奇！”
“走了，就走了吧，也不值得你专程来告诉我。”
“我是觉得，怪对不住你一番好意的嘛，我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她的字倒写得蛮不错的……”
“毕竟读到了中学啊，还写过诗呢！”
“写过诗？我不信！”
为了使朋友信，我拉开抽屉，翻找出那农村少女请我指点的诗。它以工整的循规蹈矩的笔迹抄在一页田字方格纸上：
轻风抚轻草，黄蜂觅黄花；
春水一塘静，田蛙几声呱。
那一页田字方格纸，也许是从她弟弟的作业本上扯下的吧？而五言绝句的格律练习，却是由于怎样的一种启迪又是怎样开始的呢？那一份儿闲适的恬淡是真实可信的吗？如果可信，又为什么逃亡呢？
朋友说：“这没什么，顺口溜而已。拆开了，倒是两条小对子。南方的乡下，尤其两湖，多有目不识丁，却能口出对联的老农。识几个字的，自然就更有了那么点儿意思。”
朋友说完，匆匆地就走了。面对那一页折了一两折的田字方格纸，我又陷入了对于人生非常之宿命的沉思……
安定是以安定本身为基础的，社会的安定以民众的安定为基础。
民众的安定以民众的心理安定和情绪安定为基础。
这类乎废话。
不算废话的话倒可能是下面的一句——废话是因为说多了而无效才成废话。
3． 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广大民众的心理和情绪早已处在极不安定、极其浮躁、极易发作的崩散状态。从南方刮来的普遍软绵绵的吟情叹爱的流行歌曲，如同企图抚慰人们心灵的商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源源地卷裹着金钱。相反方向刮来的强劲的“西北风”和“东北风”似乎大有扫荡软绵绵的南方熏风不唱狂人们不罢休之势。这股风和那股风最终卷裹走的都是金钱。霓虹滚灯为一代代新潮歌星制造红光紫气。演唱会广告和有奖储蓄广告争夺宣传地盘。当我们今天回首龙年的时候，是不是给了我们一种“长歌当哭”的虚假之感？
大兴安岭失火了。
“那么大的火，怎么就被扑灭了呢？”
云南发生地震了。
“怎么不发生在北京呢？”
飞机失事了。
“怎么不是当官的们坐的呢？”
报载某省某市某局长贪污案发。
“嗤，不就是个局长嘛！”
在今天，追录这一切，似乎全没了意义。但是，它的的确确应成为一九八九年在狂飙嚣起的前期备忘录。物价上涨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层层结网超过了人们的容忍程度。腐败现象激起的似乎已不再是愤怒而是差不多麻木了的冷眼。赌博、卖淫、弃婴、少儿辍学、垃圾文化……一切的一切，官方的最终解释是“初级阶段”，民众的认同逻辑便只能是——“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有两件事现记追录如下：
其一：有天中午，因来人误了做饭。眼看到了儿子上学的时间，只好领他去北影小食店。因没换米票，不卖给米饭，却又没有面食。央求许久，总算勉强卖给。六两米饭，收了七角二分钱票。六两米饭，七角二分！我那种愤怒，简直不能克制。以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怎么竟敲我的竹杠！大吵一通，摔碗而去。六岁的儿子空腹上学了，独自个儿一个下午气得恨无宣泄处。发誓明天还要去吵个孰是孰非。憋着股窝心大火，待到妻子下班，咄咄地问大米究竟多少钱一斤？答曰农贸市场售价九角，还要一斤米票。又问：无米票呢？答曰一元二角。掐指一算，六两米饭，可不七角二分吗？想起卖饭的有话在先——粮店没米，这是从农贸市场买来的议价米！却原来吵得理亏的是我自己！悻悻地再问：“一斤米，怎么就会一元二角了呢？”妻子没好气地回答：“你问我，我问谁去！”唉，
唉，不常采购的我，保留头脑中的仍是几年前的米价——最贵也不过三角七八分。仅仅几年，涨了三倍，不能昧着良心总指责中国老百姓心理承受能力差啊！于是第二天，早早地到小食堂去，向人家承认错误。正是：男儿本非吝啬女，把得铜钱先市米！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其二：龙年岁尾，我已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却仍家居北影院内十九号楼。一日贵客临门，洽谈儿童电影赞助事宜。平素不借钱，升官才乞讨。肯赞助的一视同仁，皆以贵客款待之，不代表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原则，仅只是我个人意向。贵客提出参观童影，欣然奉陪前往。北影童影相距不远，出了北影后门便是。贵客的小车抵达后门，守卫的“经济警察”板起面孔不肯放行——从前门绕！绕便绕，那态度，可就使预备赞助的贵客不舒服。尴尬的当然更是我。小话一打，谦恭半扎，总算获得了“门爷”恩准的一摆手。回返时，叮嘱司机：“咱们还是前门绕行吧！”司机不以为然：“前门后门，这不都是回你的吗？难道你们厂有规定，回自己的家也不许打后门回了？”北影厂据我所知还没这么一条规定，托儿所、小卖部在后门，若不许住厂内的人从后门回家是荒唐的。说话间，车已拐上便道，接近后门。非本厂司机，自然不能硬逼着绕前门。结果不出我之所料——“门爷”横眉立目，泰山也似的挡于后门口，吆喝之声如促骡马——“出去！出去！”忙不迭地、赶紧地我就下了车。对方却哪肯再理会我说尽的谦恭的小话！没奈何只有对贵客讪讪地道：“对不起你们从前门绕吧，我从后门步行回家。”对方凛凛地朝我伸臂竖掌。臂若杵。掌若镗。厉曰：“你也得从前门绕！”
这便奇了。
当然要问为什么？
从前门绕，车行十分钟。从后门入，十个数内车便到我楼下了，还指令我也从前门绕！
“因为你刚才说了，你是童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