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玩具，故而全世界的所有，所有的所有，都是玩具。蹲在地上看蚂蚁，可以看上一小时。你捡到一颗樟脑丸，又叫卫生球的，你在地面上围着正在辛苦爬行的蚂蚁画一个圈圈，你威严得像神佛，像kgb或者cia，你的界线蚂蚁不敢穿过，界线外是禁飞禁爬区。至少有几十分钟蚂蚁们一接近那条边界线，一闻到樟脑的气味就碰壁回头。那里的孩子可以任意划定自己的主权范围并采取有效的划界措施。你开始尝到了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快乐，莫非地位观念、权力观念、冷酷自恃、压迫其他生灵的乐趣就是这样养成的？

也看过蚂蚁族群间的战争，尸横遍野，一片狼藉，无怪乎人们要作《吊古战场文》。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难道同类相残也是上苍赐予有生命者的天性？而老师讲解的蜜蜂蜇了人就会死去的说法使我感到无限悲苦：攻击就是自杀，防卫就是自戕，加害就是害己，奋力一搏就是毁灭，这是什么样的规则呀，为何我们硬是想不透亮？

从小至今，鸟笼子始终给我一个难以忍受的刺激，毫无疑问，鸟笼就是微缩的监狱。而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民俗我们的中产市民对于鸟笼有那么多偏爱与讲究，在一个许多人吃不饱的地方却偏偏有各种讲究的鸟笼和各种对于关在鸟笼里的小鸟的探索，唯一欠缺的是科学院还没有招考御鸟专业的博士后研究生。

与被圈起来的鸟儿相比，我宁愿与泛滥的昆虫为伍。在我们的童年，远未发展的城市里有极多的虫子。有一种磕头虫，长大了以后忘记了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大约有三个厘米长，它的头部与身体好像被一个楔子所连接，它只会爬。爬着爬着一屈颈一弯腰，它能平地跃起几十厘米，它不是用后脚而是用头与胸起跳，仰面朝天也可以弯身而一蹦老高。为什么上苍要创造这样渺小的生命？蚊子虽小，会飞，能在人身上叮出一个大包，也算有它的厉害。蚊子不是善茬。而磕头虫除了磕头啥都不做。它是黑色的。你捡到它，它的头颈部就不断地弯曲，不断地折腰行大礼，你会担心由于动作太大它会自行折断。这种表现被小男生们解释为是在给人类的种子们叩头，在这样的昆虫面前，小男生享受到了九五之尊的自吹自擂、自威自重。孩子们完全没有考虑昆虫的痛苦，小男生们自然而然地搞弱肉强食，那叫作弱者天生要被强者折磨戏弄的丛林法则。你感到了可怜，你担心你也可能变成那样的虫子，似乎是许多许多代才变成了那样儿的虫子，欲挣脱魔掌——人掌而绝对不可能，你只能不停地磕头，你磕头而老而活而死；虽然你完全不知道磕头的含义。而且，你叫磕头虫，你的学名竟然仅仅是黑叩头虫，与土名无异，你不像低俗的臭大姐，学名是高雅的梨椿象，还有每年期终考试时候盛开的一般化的绒花树，它的昵称是心意绵绵的夜合花，学名是多情的合欢，而在小说的译文里，它是叫人欣赏陶醉，叫人依恋难舍的金合欢。

你也会半晌半晌地注视墙头的小草。它们生长在砖缝儿里，它们与你一样瘦弱、苍白、营养不良，它们在风中瑟缩、无力地摇摆。一声有轨电车的叮当，它摇摇摆摆。一声周璇或者李丽华的“郎啊”，小草感动得直不起腰来。你会注意到遮盖煤球的防雨苫布，由于连日的阴雨，煤球正在潦倒瓦解而苫布全身黑污肮脏。爱好清洁的好人一经过这样的地方就摇头不止，为自己的同胞的不文明不爽利不洁白而沉痛自责。在一个穷困的城市，麻雀也穷愁无望，怀才不遇；它们自惭形秽，它们躲躲闪闪，它们东东躲西西藏，它们惶恐不安，欲鸣还休。你尤其会可怜冬日的乌鸦，它们成群结队，遮天蔽日，啊啊啊地苦喊，像一群被剧院解雇的歌唱家，像一个叫花子合唱队，像后来的地铁通道里弹吉他唱歌乞讨的待业农民工。它们找不到食物，它们不会筑巢避风寒雨雪。它们期待的是一匹拉车的马走过，排泄出鲜热甘美的马粪，马粪里碰巧有没有消化净的草籽乃至于颗粒完整的黑红粮食——料豆与高粱，这就是乌鸦的美食，这就是贫穷的古都，贫穷的国家，贫穷的国民，贫穷的童年……

还有蝴蝶与蜻蜓，单调的背景与黯淡剥落的色彩使蝴蝶与蜻蜓也显得土啦吧唧，无怪乎民歌唱道“土溜溜的蚂蚱，满呀满地跑……”而且充满危险，没有玩具也没有宠物的孩子有时会变得凶恶，会捕捉直到谋杀宠物，喜一个捉一个爱一个杀一个。玩具并不一定带来快乐，没有玩具没有关照却肯定无疑地带来慌乱中的愁苦与破坏，发泄无端。

更加能够成为一代城市人童年符号的却不是蚂蚁，不是乌鸦，不是叩头虫而是酱红色的臭虫。久违了臭气逼人的臭虫。那时睡的是三条木板，叫作铺板。还有两条细小的板凳。所有的铺板上都隐匿着臭虫。越是盛夏，臭虫越是活跃，白天它们隐蔽，夜间当入睡之后，臭虫咬得你全身是包。盛夏缺眠的季节，最糊涂最清晰的经验是半夜大人起来点灯捉臭虫。你渴望睡眠，你无法理解你的妈妈、姨姨、姥姥，后来还有你的妻子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力不要睡眠，要战斗。有的臭虫被捻死在墙壁上，留下了暗红色的血迹与一点点虫子皮。耗散着鲜生生腥淋淋类似败

坏了的食用油哈喇变质的气味，类似脱下的内裤许多天没有洗涤的气味。有时候被闹醒的孩子睡眼惺忪中看到了爬得如同赛车一样出溜出溜的巨大的臭虫编队。要除虫还是要睡眠，这是华夏苗裔面临的有神州特点的哈姆雷特式的难题。要还是不要？干还是不干？睡还是不睡？活还是不活？童年的困倦甚至宁愿意接受一时没有过分察觉到的臭虫的亲密吸吮与遍体布局，臭虫是伟大的博弈家；而不愿意被揉搓醒来，被拙劣的灯光光线与长辈们兴奋的呼号硬给断眠：这儿有！那儿一个！哎哟，这儿成了蛋了（指臭虫之多，为什么叫成蛋，待考）！跑了！嘛行子唷！磕搭磕搭，把它磕出来！

还有不知是谁发明的行动方式，那是灭臭虫的盛典，那是庄严的誓师，那是穷人改善生活质量的节日，那本来应该有铜管乐队的伴奏与旗帜的招展。在艳阳高照的大晴天，把全家所有的铺的盖的都掀开，把所有的铺板都抬到两眼的阳光之下，用生铁壶坐满了沸水，用仍然翻滚闹嚷着的开水烫铺板，有时候能烫死一批臭虫，带着臭虫特有的不受欢迎的气味……那时候人们不大知道蟑螂，那时候的北京市民的盆光盘净的厨房不具备吸引蟑螂的魅力。那时候的同胞们个个熟悉臭虫。

久违了，亲爱的臭虫。

臭虫后来换成了蟑螂，这也是沧桑。

臭虫的气味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话题。因为，数十年后发现，确实，它可能有百分之十或者八或者五有一点点像调料桂皮的气味，美国人与印度人都钟情于这种气味。这本来是可能的，香臭的差别与神魔的差别，与警匪、与共和民主两党、与官民、与写着儿童不宜的与未写儿童不宜的片子、与生与死的区别一样，相反相成，似仇似亲。如果你到过欧美，如果你吃到桂皮冰激凌或者苹果派，如果你在五星级酒店里用的是那种牙膏，你会在享受之中突然想起数十年来久违了的臭虫，那很自然也很有教益。它大有裨益，它大有想象力，它催人泪下。

一个半甲子过去了。水泥与钢筋的房屋结构，严密得多了的墙缝与窗缝，人口密度的大增，使得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臭虫，那么多磕头虫，那么多土鳖不断地被歼灭着，现在有的是当年没有听说过的h7n9，非典型肺炎，25，癌细胞，艾滋病毒，和比当年的臭虫还普及化了的躁狂忧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