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加百列依然坐在那里。

“还有一些事我要和你讨论。”

“我的时间有限。”勒夫低下头。

“只需要一分钟。是关于基娅拉的事。”

勒夫没有坐下，而是走到窗边，望着特拉维夫夜晚的灯火：“她怎么了？”

“在我们确定还有谁看过光盘中的文件之前，我不想她参与任何行动。”

勒夫缓慢地转过身，就像是站在旋转基座上的雕像。由于光从他身后照过来，他的脸一团漆黑。

“我很欣慰你能这样自如地走进这间办公室，轻松地提这提那，”他尖酸地说，“但基娅拉的未来是由行动队决定的，也就是最终要由我来决定。”

“她只是一名女特工。难道这里就没有别的女孩可以当护卫官了吗？”

“她有意大利护照，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这个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她可能已经暴露了。如果你让她和其他探员一起工作，等于是让别的探员也身处险境。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和她一起工作。”

“幸运的是，我们大部分探员都不像你这么傲慢。”

“优秀的探员都很傲慢，勒夫。”

勒夫没有回答，两个人都沉默良久。勒夫走到书桌前，按下了电话的按钮。门开了，接待处的灯光照了进来。

“我很了解，地方探员经常不太懂得遵守总部的命令，他们在当地都有自己的行事法则，但在这儿，我才是法律。”

“我会努力记住您这句话的，长官。”

“别他妈搞砸了，”勒夫朝走向门口的加百列说道，“否则的话，沙姆龙都救不了你。”

他们在第二天早晨九点碰面了。内务组把那间会议室草草收拾了一下，房间中间摆了张木桌，旁边围着几张不配套的椅子，多余的椅子则堆在了墙角。加百列一进房间，就想起了圣乔瓦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墙边堆放的长凳。这里的一切都带着强烈的“临时”意味，包括门上用胶带贴着的不恰当的标志——“西欧恐怖威胁临时研究委员会”。加百列倒喜欢这种混杂感。就像沙姆龙常说的，逆境使人团结。

他的团队一共四人，两男两女，都是非常可爱、满怀梦想的年轻人。来自研究部的约西是个有些迂腐却极端聪明的分析员，参与过牛津古典人文学科课程。来自历史部的迪娜有一双乌黑的眼睛，她能说出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发起的每一次恐怖袭击的时间、地点和“屠杀名单”。她走路稍稍有些跛脚，其他同事则对她非常照顾。加百列在她的档案中找到了答案：1994年10月，在特拉维夫迪岑哥夫大街上发生了哈马斯自杀式袭击，将一辆5路公共汽车变成了二十一个人的棺木。迪娜当时刚好在场，她的母亲和两个姐妹在那场事故中丧生，迪娜受了重伤。

另外两名成员都不是“机构”的人。沙巴克阿拉伯事务部借给加百列一名硬朗的小伙子，名叫雅科夫。过去十年间，这个脸上布满痘坑的年轻人有一大半时间都在尝试秘密潜入巴勒斯坦政府的恐怖机构。军队情报处派来了一个叫芮莫娜的女孩，她是沙姆龙的侄女，加百列上一次见到她时，她还踩着四轮滑板，在沙姆龙门前的车道上勇敢地往下冲呢。近来，芮莫娜一直待在特拉维夫北部的一座安全飞机库里，研究从拉马拉的阿拉法特宅邸中截获的文件。

出于本能，加百列将这个案子当成了一幅画作。他想起他在学徒期结束后不久修复的一幅作品，那是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画家西玛创作的一幅耶稣受难像。加百列除去了发黄的清漆之后，发现原作几乎荡然无存了。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都在拼凑关于画家的生平和作品的碎片，最后才开始动笔。当时，他感觉西玛仿佛就站在他的身后，握着他的手作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