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洁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这位未婚男青年，你是不会理解女同志生理期时的不便的。再加上程月这种比较讲究、生活习惯也不太规律的人，正常，绝对正常。”

虽然这方面我也是知之甚少，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首先程月的家近在咫尺，她有必要身子不方便非要在地铁的卫生间里解决吗？如果真是急不可待，在之前的监控视频上，也没看出什么异样啊。之前录像里她一直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的，甚至能从几个看得清表情的画面里看出，她一直是一脸悠闲。又何以在站厅里发生变故呢？

我脱口而出：“要是女厕所里也有摄像头就好了。”

宋琦说：“你能说点儿有用的吗？”

我把我的怀疑说出来，廖洁嗤之以鼻：“那你说，她为什么在地铁站里逗留了那么久？碰见熟人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刚巧就在探头照不到的地方？即使是这样，既然她安全地出了站，说明这个细节也与咱们这起案子无关啊！”

薛队一反常态地支持我：“我觉得小圣说得有道理。既然咱们查到这里，有这个条件，就不要放过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细节。”

说着，他又去看程月出站时的录像。直到这时我们才共同发现了一个本应早就发现的问题：程月出去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布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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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布袋子，从监控上看是蓝色的，而且能看出，布袋子是鼓鼓囊囊的，里面好像盛满了东西。而从程月单手拎它的动作来看，显得很是轻松，那么可以大胆猜测，袋子里面塞的应该不是什么沉重之物。应该是衣服一类的物品。

而且从程月的背影来看，她一直在低着头看手机，这和之前的录像里也有区别。从程月上车到下车，再到下站台下楼梯，基本没见她掏出过手机，而这个时候的她好像频繁地在摆弄手机。

“如果一个人之前并没有习惯性玩儿手机的习惯，那么当她突然拿着手机不放时，会是什么情况？”薛队问。

“这还用问，那肯定是在和人聊天谈事情啊。”廖洁总是一副经验之谈的样子。

“据我的理解，程月很可能是在地铁站碰见了熟人，然后取了这包东西。而且就现在这个状况看，很可能是两人约好了在这个时间、地点碰面，把东西交给她。而那个人要么是上站台继续乘车了，要么是从北侧出站口出站了。反正没有跟程月同行。”

薛队说：“我们应该去地铁站实地勘察一下。”

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清远路地铁站。站里的格局和监控录像里别无二致，廖洁的猜测也是分毫不差：东侧站厅的两个通道，一个是员工通道，一个是卫生间。

如果程月是与人相约，肯定是约在了监控头已坏的东侧站厅内。

“不对啊。”宋琦在站厅里兜了一圈之后，说，“如果从之前的录像上来看，程月从西侧站台下来，也就是顺着楼梯下到了西侧站厅，她是要先刷出站的卡才能到达站厅中央的；而此时如果想再进入东侧站厅，她是要重新刷一遍进站的卡的。如果她真是和人相约在东侧站厅，又何必再刷一遍进站的卡呢？”

“那也不一定。车站出入口的探头有盲区，他们在站厅中央会的面也有可能。”薛队仰着头观察着说。

“什么进站出站、西侧东侧的，听得我脑袋都要炸了。”我说，“咱们还是去厕所看看？尤其是女厕所？”

“我就知道你脑子里净是这些！”廖洁撇着嘴。

“看一眼也好。”薛队说着，让一个清洁工大妈去女厕所帮我们进去看了看里面有没有人。那大妈又瘦又高，拎着只拖把进去，出来跟我们说：“里头好几个人呢，都是女同志。”

薛队笑道：“多新鲜，要有男的就麻烦了！”然后他看到旁边地上摆着一个提示“正在清扫，勿入”的牌子，说：“要不您把这牌子立在门口，就先不要再让人进入了。我们进去看看。”

清洁大妈面露难色：“可是现在不是打扫的时间。”我说：“我们就进去看一眼地形，很快就出来。”大妈说：“那我要去问一下站长。”她立刻就去找站长了，薛队跟我们打趣道：“这清洁工还挺讲原则。

回头也问问她当晚看到什么异常没有。”

一会儿大妈回来，把那牌子立在门口，不停地嘱咐我们：“只能进去看几分钟啊。现在是高峰期，会有很多乘客来如厕的。本来女厕人就多，你们不能长时间霸占着厕所。”

趁着里面人还没出来干净，薛队跟她闲聊：“您怎么称呼？”“我姓陈。”“哦，陈大妈是吧。您看看这个，”他把程月的照片拿给她看，“这个女的您有没有印象？她平常就从这站上下车。”

陈大妈眯着眼睛看半天，摇头：“完全没有印象。”“一次都没见过？”“没见过。”她振振有词，“这地铁站每天客流无数，光一个早高峰就要一万多人，那么多乘客我怎么可能个个有印象。”

我们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会儿，女厕里的人已经走干净了。我们走进去一看，发现那厕所竟然很大。一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