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南京。敲下这些词，眼前的屏幕也有些恍惚，隔了时间沙，天地忽然黑白，旧电影的清灰，记忆里的物是人非，一漾一漾地闪动着，绰约得看不分明。

这部怀旧电影的第一场，是一个男人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落叶缓缓下坠，带得时光也优柔起来，其中一片金色的叶子，落在旁边茶几上搁着的一摞杂志上。他随手抽出一本，封面上题了大大的两个字“天地”，是一位名叫冯和仪的女士寄来的样刊，发刊词也是这位冯女士写的，他无可无不可地看了，继续朝下翻，有一篇叫《封锁》。

他看了一两段，不由自主地坐直，这姿势维持到把整篇小说看完，然后又翻回来，重看。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又向朋友推荐，朋友也说很好，他仍然觉得不足，因为那一声“好”太平淡，可以给所有事物，而这个小说的“好”，在一切事物之外。

这个名叫胡兰成的男子于是写信跟冯和仪—笔名叫苏青的编辑打听，苏青说，作者是个女子。那句大抒情的感叹就是这会儿冒出来的，胡兰成说：“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这是胡兰成所描述的他和张爱玲的开头，在《今生今世》里。许多年后，《小团圆》里也写到这一段，却凶猛很多。认识很久之后，汉奸高官邵之雍对女作家盛九莉说：“你这名字脂粉气很重，也不像笔名，我想着不知道是不是男人化名。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

邵之雍是胡兰成，盛九莉是张爱玲。胡兰成看到的，到底是怎样一篇小说，让这个人到中年的男子如此激动？以下是它的内容梗概：

银行里的会计师吕宗桢，和大学女教员吴翠远，都是普通意义上的好人，你把这个“好人”翻译成“凡人”也可以。那个毫无预兆的下午，他们凑巧上了同一辆公交车，遇上了封锁。“封锁”，是张爱玲所处的乱世经常发生的形象，《色·戒》中，王佳芝暴露之后，封锁开始了，有人扯着根绳子拦断了街，行人与车辆在此止步。吴翠远和吕宗桢遇到的这场封锁不知有什么内情，总之，将他们较长久地置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了。

吕宗桢原本坐在车厢另一端，突然看见一个厌烦的人，慌不择路，挪到吴翠远的旁边。但那人还是看到了他，吕宗桢干脆把一只胳膊放在吴翠远身后的窗户上，让对方以为他搭上新欢而尴尬避开。

吴翠远有足够的理由反感这突然冒出的轻浮男子，然而她没有，她的脸上甚至有着忍不住的笑意，男人的轻度冒犯，会让女人发现自己的可爱。他跟她搭话，献殷勤，眼角的余光却在瞥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果然识趣地走了，从小说中抽身而退，把剩下的世界交给偶遇的这一对男女。

吕宗桢并不喜欢这萍水相逢的女人，她太白，太规整，跟他太相似，一个“好人”不会被另一个“好人”诱惑。但就算打发封锁的时间也好，何况还有另一种刺激—他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这样”，即使是对一个兴趣缺缺的女人“这样”。

他跟她抱怨他的妻子，痛说革命家史，但还是带出了心底的一点儿诚意来。又说他们银行里的人际纠纷，家里怎样闹口舌，他的秘密的悲哀，读书时代的志愿……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他发现了她的善解人意，她温柔的美，他看着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吴翠远的脸红了，他们恋爱了。

吴翠远的爱，来自寂寞，吴翠远的寂寞，缘于她是一个好女人。她的世界，被一个“好”字包围着，像那城堡里的睡美人，必须等待着一个王子冲进来，把洁净的、无辜的她吻醒。但是王子不来，她也看透那只是个童话，周围的人还要让她自欺欺人地把公主扮演下去，她早就不耐烦了。

在公交车上，与一个来路不明的男子邂逅并恋爱，这当然是不好的，但不好的东西，是对那个“好世界”的冲撞，更真实、更生动、更有诱惑力。就像张爱玲曾经写过的单车上的少年，在冲向人群的一瞬间突然松开车把，人生的可爱常常就在那一撒手之间，吴翠远立定心意，要挑衅她烂熟的那个规整的社会。

他跟她要电话号码，她说得飞快，以此考验他的爱情，就在他手忙脚乱地掏自来水笔准备记下的时候，封锁解除了，电车当当当地朝前开去了。而吕宗桢一弹而起，就像他最初突兀地出现在吴翠远眼前一样，又突兀地消失了。

吴翠远以为他下车了，自顾自地想象下一节：假如他打来电话—就在这时，她看见吕宗桢遥遥地坐在原先的位子上，他没下车，和吴翠远的一场恋爱，只是封锁中的一个插曲，一个不近情理的梦，梦已经结束，他也该走了。

吴翠远和吕宗桢，都是凡俗男女，却不能完全收起渴望传奇的心，一点点不甘，朝着轰轰烈烈的人生的些微试探，成就了这场电车上的艳遇。然而，当时间的封锁取消，不再是那样绝对的暂时，而重新进入无尽的过去与将来时，他们也任凭红尘淹没，不做挣扎。

胡兰成跟吕宗桢的相似之处是，

人到中年，渴望传奇，愿意在平凡时日里搅上一些浪漫，但骨子里是现实的。张爱玲准确地刻画出了这类男子的情态，胡兰成激赏的背后，是他的潜意识看到了镜中的自己。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