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跟他们各自的经历有关。傅雷四岁时，他父亲去世，他母亲带着他背井离乡，迁往另一市镇。有人赞扬傅雷的母亲有远见，给了傅雷更为开阔的视野，但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奔赴异乡，十有八九是被族人欺负得待不下去了，傅雷写给他母亲的信里也证明了这一点。

寡妇熬儿，傅雷的母亲对他期待甚高，傅雷在外面玩耍的时间长了点儿，他妈就用包裹皮兜起他，要把他扔河里；他读书稍有懈怠，他妈就把铜钱贴他肚脐眼上，上面点根蜡烛，烛泪落在他肚皮上，烫得他直哭—估计他当时还躺着；还有次把他绑在摆着父亲灵牌的桌子前，要他对着灵牌忏悔。就这么着，他妈有次对他失望，还拿起绳子要上吊。

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人，要么很萎靡，要么就是被锻炼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斗志。傅雷属于后者，看他写给他妈的信，那叫一个抒情啊，他完全接纳他妈对他的磨炼，认为这是存在于世间的必修课。后来，他又把这一套用在了傅聪身上，导致傅聪受虐不过，离家出走。

字怒安的他，活的就是一股怒气。

按照傅雷的观点，小说里的人一定要抗争，要“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以此为标准，只怕大多数名著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且以他难得看得起的钱锺书的作品《围城》为例，无论是方鸿渐、赵辛楣，还是苏小姐、孙小姐一干人等，都在随波逐流、淡漠地苟且—但同时也不怎么变态地—活下去。

我的朋友董晓磊说得好，群众有庸俗的权利。张爱玲说，她不喜欢善与恶、灵与肉冲突得斩钉截铁的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她的主题有时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

写到这里，且让我发散地思考一下，《红楼梦》也是一部主题不分明的作品，也没能痛快地剥出个血淋淋的人生，贾宝玉一见他爹他娘马上成人一个，还经常有歌功颂德之语句，倒是没怎么见过傅雷对《红楼梦》的评价，估计是远在他的经验之外了。

傅雷的世界，必须有个紧绷绷的崇高的主线，看看傅雷在《巨人三传》的译者序里的句子吧：“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张爱玲爱的，却是参差对照，阴阳之间的那点儿丰富的灰。太纯粹的爱情，太激烈的斗争，在她眼里，都因失真而显得薄脆。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

看他们两位这样针锋相对，他们共同的熟人柯灵觉得有必要表个态了。他以长者的身份批评了张爱玲的不客气，说，将近四十年后，张爱玲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好像张爱玲终于醒过味来，在傅雷的批评面前低头认罪似的。

张爱玲是批评了《连环套》没错，说是一路胡扯，看得齿冷，但她是对自己高产状态下粗制滥造了这一篇而感到不满，傅雷批评的则是张爱玲笔下那一整个“轻薄”“轻佻”的情爱世界。

再者说，柯灵只见张爱玲反省了傅雷不以为然的《连环套》，怎不见她大刀阔斧地将傅雷深以为然的《金锁记》，修改成长篇小说《怨女》？傅雷看到这一篇，怕不会觉得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了吧？

在《怨女》中，压迫与反抗这个惨烈的主题被淡化，麻油西施银娣（《金锁记》里的七巧）当然是有怨恨的，但同时，也有虚荣，有期望，跟婆婆妯娌们怄气，斗智斗勇，这些成功消解了她的痛苦。银娣不是七巧，不是《呼啸山庄》中那坚忍的十年磨一剑的希斯克利夫。七巧能把怨恨化零为整，凝聚成疯狂与戾气，长久地抱持，不能解脱，银娣没有这种与日常生活脱离的英雄气。她更善于化整为零，把痛苦掰碎了，搓细了，放进细水长流的时日里，渐渐地感觉不到了，可以夷然地、正常地、随波逐流地活下去。

“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这是傅雷对于七巧的概括，无法放到银娣身上，后者更像生活中的普通人，充满细节，没有主题，张爱玲削薄了七巧的“怒”，晕染了七巧的“怨”，把抗争前沿的斗士，拉回深深庭院，跟《狂人日记》之类划清了界限。

“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张爱玲如是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应该是傅雷的文学主张。张爱玲是一个窥视者，探身望一望，最多嘴角挂一抹冷嘲，一切留给读者去感受；傅雷则是亲自上场，给那些人排队，好坏分明，他要么是激赏，要么是批判。

此外，傅雷还提出《连环套》里用了太多古典小说里的语言，张爱玲倒是同意这个批评，她说她写香港的小说，为了营造旧日气息，会特意用一种过了时的词汇，这个以后可以改一些。—难怪看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面的

人动不动就是“你个小蹄子”，原来是因为写的是香港的缘故。再怎么说吧，傅雷写这篇评论都是出于好心，只是这好心从他母亲那里衣钵相传下来，有着自说自话的强硬，他们有这番过招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