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心经》，讲一个女孩子和自己的父亲相爱，热烈到惨烈的感情，偏偏用清淡的笔调写来，直叫人毛骨悚然。
张爱玲说自己的小说，大多有所本，不知这篇小说的原型来自何处？联想作者生平，就算我八卦吧，我也得说，这里面似有她本人的感情经验。不是都说，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吗？虽没到小说里那个地步，但，同样是一种骤冷骤热的，被阻滞了的爱。
从默契融洽，到分道扬镳，几乎是在一瞬间，好像一只曾经精美的瓷瓶，被掼碎在地，光弧划过，碎片飞溅。张爱玲和她父亲张志沂，各自掉头走开，却在别人无法注意到的瞬间，拾起残瓷一片，珍藏在心，即便被那棱角划得伤痕累累，仍然无法舍弃。
当张爱玲和张志沂天各一方，彼此想到，是否各有各的委屈与芥蒂？其间的酸楚难言，倒跟爱情有点儿相似。创伤多半因为爱而不是不爱，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远之意。
要说清这一场父女恩怨，首先要弄清张志沂这个人。张爱玲笔下的张志沂，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妖魔化的形象，他抽烟、逛妓院，不求上进，没有责任感，行为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当年，张爱玲揭露父亲对自己施暴的文章《私语》以英文发表时，那家报纸就用了“what alife！what a girl’slife！”这一惊一乍的标题，显见得张志沂是一个十足的恶棍。
但是，张爱玲的文字和眼光，从来就不是平面的，只要读者再多一点儿耐心，就可以从张志沂的表面，看到他的内里—他是时代断裂造成的一个“多余的人”，他长成这样，不能由他自己负全责。
《孽海花》为张爱玲的奶奶李菊耦量身定做了一则传奇，说她在签押房里与张佩纶相遇，豪门小姐怜惜落魄才子，她为他写的诗偏巧被他看见，更加幸运的是，得到了老爹爹支持，才子佳人的戏码，演变成童话的结局：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李菊耦和张佩纶唯一的儿子张志沂说，这个情节是假的，那首诗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诗都是爷爷自己做的，而且，奶奶绝不可能在签押房里与爷爷相遇。
他干净利落地剔除了所有传奇元素，将“爷爷奶奶”的故事还原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淡姻缘，两人年龄与身份的差异，则是因为李鸿章择婿太不按常理出牌。老李后来又将小女儿嫁给小她六岁的任家少年，完全不符合“中国式婚姻”的习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说：（任家少年）一辈子嫌她老。
比较而言，李菊耦还算是幸福的，浪漫的前传虽是小说家言，她和张佩纶婚后的生活倒也算安逸，风晨雨夕，庭前阶下，他们煮酒烹茶，谈诗论画，简直有点儿像当年的李清照和赵明诚了。可是，首先，就像李清照的快乐生活终究风侵雨渍百孔千疮一样，有谁能够在时代大格局隐隐的威胁之下，坚守住个人的幸福堡垒？张佩纶不是赵明诚，李菊耦也做不了李清照，从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就不是多么真切，更像浮在荷叶上的露珠，晶莹流转，看上去很美，但跟荷自身总是隔了一层。
张佩纶晚年自称生不如死，可见他不曾真的幸福；李鸿章写给李菊耦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儿：“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老父亲殷殷之言，令人感慨，却收效平平，李菊耦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我仿佛看见他们在风花雪月的背面，侧向无人的一隅，嘘出一口气，露出不快乐的表情。
《对照记》里，有李菊耦中年时期的照片，她发胖了一些，眼睛定定地看着镜头，像是一个极平凡的母亲，内心所有的稳定，都来自身旁的一双儿女。
这双儿女，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姑姑张茂渊。
多年来，李菊耦配合张佩纶，上演隐士夫妇的风雅风范，但“煊赫旧家声”里的浮华影迹，未必真能在她心中消弭。何况，在当年，她就不是一个只识妇德与女红的千金小姐，也不是杜丽娘或者崔莺莺式的纯情女生，她是能帮助老爹爹看公文的，从婚后和父亲的来往书信中，也可看出，她对于官场人物、规则，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样的一个李菊耦，不大可能甘心于边缘状态。娘家的兄弟们时不时就有一个“阔了”，她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压力转化为动力，动力放在培养儿子上。可惜，正像周杰伦唱的那样，观念不及格，其他全是垃圾，李菊耦的苦心孤诣，也可以换成另外四个字，叫作“不合时宜”。她老爸和老公都是少年进士，科考高手，靠文章起家的，李菊耦立意在儿子身上复制他们的成功，打小就盯着张志沂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罚跪。”这是老女仆的回忆，李菊耦的严厉取得了成绩，多少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无事时在家里绕室咏哦，末尾处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
这份童子功是扎实得可以，但又有什么用？1905年，张志沂十岁左右清政府就废了科举，再也不是一篇八股定终身的年代了。张爱玲听她老爸背书总是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张志沂这样孜孜于背诵
“毫无用处”的东西，是惯性还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抗议？搭进了金色童年不算，硬生生地被灌进一肚子无用的学问，不惆怅是不可能的。
除了学问，李菊耦在思想意识上也对儿子严防死守，纨绔子弟，鲜衣怒马，那么她就把儿子往土了吧唧上打扮，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衣服，满帮绣花的鞋，没有一副时尚的行头，他就该羞手羞脚地见不得人了，亲戚家那些时髦子弟也不会愿意带他玩。
不承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张志沂小同学穿着绣花鞋，走到二门上，四顾无人，取出袖子里藏着的一双时尚新款，换下来，走出去，女仆在骑马楼的窗子里窥到，想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一双绣花鞋，哪能挡住时代、家族、社会各种因素的进犯？何况这颗正在成长的少年心，就想扑通一声跳进那大染缸里去。李菊耦从娘家带来的“先进”经验里，似乎只有一点是可取的，那就是培养儿子饭后“走趟子”的习惯。所谓“走趟子”，就是踱步，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好习惯，难坚持，李菊耦的老爸李鸿章属于能坚持下来的极少数，在军中也照做不误。李菊耦将“走趟子”作为家族优秀传统，移植到儿子身上，多年后，张爱玲经常看见她爹围着铁槛一遍遍地转圈，在烟榻酒桌之间，秉烛夜游之余，他哪儿需要像走趟子这种投入时间少而收效巨大的运动？没有了李中堂家国在身的庄严感，张志沂的绕槛而行，就有了一种讽刺意味，一种笼中兽般的荒诞。
在其母的精心教育下，张志沂还没长大就过时了，一个天生的遗少，处处都别扭。
三十来岁的时候，他也曾在铁路局和银行做过英文秘书，第一次是因他生活放荡，声名狼藉，影响到引荐他的堂哥的官誉，致使堂哥“下课”，他也丢了工作；第二次则是因为他供职的银行有日方背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怕被误认为汉奸，主动辞职。两次原因不同，但给他留下的记忆都是不愉快的，他干脆再不出山，就靠着母亲的那份遗产，过着堕落但也不是很快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