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之后，张爱玲找机会逃了出来，她在文中生动地描写了那个逃脱之夜：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张爱玲离开了她所看不起的父亲的家，来到她所向往的母亲的家，夙愿已偿，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得其所哉？假如生活真的按照这个调子发展，张爱玲就不可能成其为张爱玲，不可能有这一手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参差对照风情万种的好文章。

关于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我们在前文里有详细叙述，这里抛下两人各种芥蒂不提，只说在母亲的支持下，她终于以极其优秀的成绩，考上了香港大学。

香港之于张爱玲，是一座特别的城，她带着隐秘的宏伟抱负来到这里，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仔细琢磨老师的想法，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可能被保送到牛津大学深造，大好前程就摆在眼前，她就等着展翅高飞了。然而，一个大事件发生了，大四这年，港战爆发，战争像一块大披风，遮蔽了个人的一切努力，张爱玲看得大过天的成绩，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是如此渺小，如此荒诞，仿佛眼前的布景被谁陡然转换，前途远景像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摆在眼前的，除了死亡，便是千方百计躲避死亡。

终于回到上海，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说起这次遭遇，仍然愤愤不已：“只差半年就毕业了啊！”可那又怎么样？战争是没商量的，或者说，命运是没商量的。但我以为这对于女作家，未必是一件坏事，一次次的幻灭，剥除生命之上的附丽，使得张爱玲能和真相劈面相逢，无可躲避地，杀出自己的一条血路。

张爱玲想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续读，至少拿个文凭，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战争爆发之后，她与母亲失去联系，姑姑本来就没多少钱，现在又在失业中。姑姑倒是建议张爱玲去找父亲要钱，当初离婚协议上说好的，张爱玲的教育费用由父亲负担，后来她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父亲和继母好一通笑话，说黄素琼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弄上这么一个包袱。如今让张爱玲回头要钱，不免让她视为畏途。

张子静却一力撺掇，回家之后又跟父亲提起，张志沂沉吟了一下，毫无表情地说，你叫她来吧。张子静认为，父亲这是对姐姐离家出走一事未能释怀，我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不知所措，许多种感情一道涌来，怨艾，恼怒，怀念，怜爱……甚至还有一点点羞涩，张志沂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女儿。

张爱玲那边，又何尝不是？张子静叙述了那次父女相见，张爱玲面色冷漠地走进了父亲家，在客厅里，见到了张志沂。她简略地把求学的事说了一下，张志沂很温和，叫她先去报名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两人相见不过十分钟，张爱玲把话说清楚就走了。

张子静这段回忆，两百余字，若是让张爱玲来写，一定大大超过这个篇幅，重新走进父亲的家—尽管不是当年她离开的那座房子，她也一定会百感交集吧，沙发上是否还有散放的小报，窗前是否还有雾一样的阳光？她对气味那样敏感，一定不会忽略鸦片的味道，她曾经对那味道那样鄙视，时过境迁，那味道能否成为一条通道，领着她迅速回到从前的时光？

张爱玲的面无表情，不全是冷漠，可能还有百感交集，是面对太深太重的感情时的情怯，作为旁观者的张子静如何能懂得，那短短的十分钟，她和父亲什么都不用说，但什么都说过了，说完之后她匆匆离去，他们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种决绝，谈不上原谅不原谅，有一种感情，你是不可以对它做决定的，是拿它没办法的，你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处，听凭不讲道理的命运随意调度，命运没有安排这对父女再见面，他们便不见。

对于这段往事，张爱玲一字不提，那里面太浓厚太纠结的感情，怎样说，才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