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之后，我的新书房有三面宽大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见小花园里茂盛的绿植以及丛生的野草，夏天结束了，花园里只剩几朵玫瑰伶仃地开着。阮秋季对我的选择感到不解，他说会有很多蚊子。昨天我们在阳台，抽烟一分钟，接吻半分钟，很快被蚊子咬得逃走。

本来回到客厅之后，我们应该接着做没做完的事，但我们不小心吵架了，他说希望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我没有同意。他生了气，这是我们今年春天和好之后，他第一次对我生气。他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宁愿租房住也不买一间我们两个人自己的房子。我说我害怕。害怕，这两个字让他一下子皱起眉。他不知道，我害怕对一个人、一个地方产生前所未有的眷恋然后又被抛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需要更换住所。他说我搬来跟你一起住，我想了想说：“你可以住一个月。”

当时我坐在他的**上，看着他的表情变得难看，他把我挂在他身上的手拿下去，说：“白露，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然后他丢下我离开了，我坐在沙发上发呆，听到他出了门。关门，漫长的寂静，又开门，他去而复返，来到茶几前拿落下的车钥匙，看我一眼走了。

我该怎么对他形容那种对一个空房间的恐惧，又怎么形容对依恋的恐惧。他离开之后我就开始想他，我希望他拥抱我、陪着我，可是想他的同时我又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希望他同我住在一起，我最无法忍受的就是习惯。卧室的床头还扔着他的睡衣，他的味道让我失眠，于是凌晨两点，我爬起来把睡衣丢进衣柜才倒头去睡。

第二天程文辉打电话提醒我别忘了采访，我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收拾搬家之后狼藉一片的书房。到了中午，阮秋季还是来了，抱着手臂靠在门框上看我，我饿得头晕，经过他身边要去拿冰箱里的蛋糕吃，他单手拦住我，将我勾抱进怀里，他看着我的眼睛。

好吧，我心软了，但我没办法投降，我说：“现在这样不好吗？”

过去的这些年，我跟他都是这样生活的，我拍戏，他工作，我们都不工作的时候，就会住在一起，我去他那里，他来我这里，我们没有正式同居，也不需要。偶尔我们会一起去旅行，去戛纳，去新西兰，去香港，去洛杉矶，还去了瑞士，他带我在学校附近的湖上滑冰。我们不去大溪地和巴黎。

过了一会儿，他点点头说：“你开心就好。”

他松开我，转身去了卧室，他的语气不太好，我以为他要收拾自己的东西拿走，但他只是抱着让娜去给它洗澡。我把两份抹茶芝士蛋糕放在餐桌上，一份自己吃掉，一份留给他。过了半晌，我去客厅找剪刀，看到阮秋季的那份被吃掉了。阮秋季半蹲在地上用手给让娜顺毛，挠它的下巴，我觉得，我们刚认识时他对我也是这样。他体贴，有爱心，我是他手掌里可怜的流浪小动物。我越瑟缩，他越说爱我。

这样的话，如果他听到会生气的，他会觉得我轻视和误解他。

一个小时后，来采访的记者按门铃，我忙着组装书架，阮秋季经过书房门口去开门，我听到他们在玄关说话，阮秋季问：“茶？还是咖啡？”

我穿过地上的纸箱和四处零散的杂物，出去看到记者坐在沙发上，阮秋季在给我们泡咖啡。记者见到我有点紧张，站起来叫我“祁老师”。记者们见到我都有点好奇和紧张，奇怪，前几年接受采访时紧张的明明是我，但我出了名，拿了奖，他们就变得比我还紧张兮兮。他们说我不好对付，因为我不爱说话，也不爱笑。我不喜欢被人这么说，他们议论我的很多话我都不喜欢，但我已经不会让人看出来。

记者是悦微的校友，刚毕业没多久，走悦微的关系找到我这里。阮秋季把咖啡端给我，记者看着他俯身的样子，有点受惊，站起来把自己的那杯接在手里。他可能认出了阮秋季，无法掩饰脸上的惊讶和局促，这也难怪，圈子里都说我跟阮秋季去年分手了。分手倒是事实。

我们分开了一百六十八天，不是我故意记得这么清楚，而是悦微的电影刚好拍了一百六十八天，她离开北京时我们分手，而我们和好那天，她收工回北京。她在机场给我发微信，问：“我这是月老体质吗？”

我回她一个晕晕的表情。

她说：“七年了，没见过你们这么能折腾的。”她不这么说，我也没意识到我跟阮秋季在一起七年。其实去除我拍戏的时间，他工作的时间，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并不算多，他一直说我是工作狂。我说表演带给我的安全感比别的都要多，他说：“那我呢？”

他呢，我不知道。他想要我爱他，我说好，他说他爱我，我也说好。但是爱不等于安全感，爱也有可能是危险的，阴暗的，激情的，闪着滋滋的电火花。

记者拿出录音笔，拿出纸和笔，阮秋季没有走，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回手机消息，光明正大地旁听我们的对话。桌子上放着零食，我拿起一袋杏子干，递给记者，他摇头，我便往我自己嘴里塞，记者小心地把录音笔放在桌子上，问我第一个问题。

他问我上部片有什么感受，看新剧本有什么感受，第一次拍片时有什么感受，得奖时有什么感受，对合作的同事们有什么感受，人怎么会有这么多感受，这么多绵绵不绝的回忆和过去，又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把一部一部的人生抛在身后，表演，谢幕，再表演。他问我某个被津津乐道的即兴表演的片段是怎么拍出来的，问我对剧情中争议有什么看法，问当年那部被举报禁映的敏感题材的电影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把杏子干放在一旁，喝咖啡，阮秋季给我放了很多糖和奶，但我觉得它尝起来还是苦。我一个一个问题回答，他偶尔低头写字。我跟他说起蓝田县，心里想起了那一晚的紫藤花；我跟他说那些从来都不是政治的，但如果非要用政治解读，那它只好是政治的——阮秋季飞快地看我一眼。

阮秋季插进来道：“你不会把什么都写进去吧。”记者顿了一下说：“这个当然。”我瞥了阮秋季一眼，他已经不回消息了，一只手撑着脸看我。

记者继续跟我聊天，问我觉得演员身上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我说敏感，他问为什么，问我选择这一行的初衷，我说金钱，他问为什么，问我喜欢的导演和电影，我说《牺牲》，他问为什么。我回答了，我眨眨眼睛，低头看他的手，他的手还在有些紧张地攥着笔记本。他说，是不是问题有点无聊。我笑说，有一点。

“用牺牲换取和谐的主题为什么会触动我？是爱的双边依赖关系吗？为什么没有人想到，爱只可能是相互的。其他形式的都不是爱。不是毫无保留的爱不是爱。它是残缺的。是不值一提的。

我感兴趣的是，谁能做到无关精神原则，无关自己或亲人的救赎，或凡此种种，去牺牲自己的地位与名声。走出这一步，意味着和所谓正常逻辑的那种自私背道而驰，这种行为拒斥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及其准则。”

他忙着低头记录，眼神带一点困惑，带一点敬意。我说，塔可夫斯基说的。

这可不是我说的。

在他传记书的第230页和231页，我记得这样清楚。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临湖别墅被烧毁之后，在我无所事事的那两年，看的过程中我昏昏欲睡，但是看到镜头里的火焰熊熊燃烧时，我的困意全无。我半夜给悦微打电话，她问我怎么不说话，又问我哭什么。

读本科时我最擅长背书，记忆力又好，台词课成绩第一名，你向我提问，我都能说出来。每一个演员肯定都能说出一串人名，一串片名，报菜名一样。我对报菜名厌倦。我厌倦了台词，厌倦了生活，厌倦了一切。我想改变，我改变不了。我文绉绉，我无病呻吟。阮秋季说，你们搞文艺的通病。

我反对他这个说法，说得就像他不搞文艺一样，文艺商人也是搞文艺，乱搞也是搞的一部分。

悦微问我跟阮秋季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终于受不了我的脆弱了？我说，我也没那么脆弱吧。她说，好哦，下次可以把你这句话写进台词。她又问，那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说，是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