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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呈之在两人面前接连碰壁，一时有些熄火，甚至没跟历中行提起那天单独和姚江在办公室内的情形，即便如此，他对待发掘还是敬业的，并且运气不错。彩绘陶鸟一现世就成了行业新闻，受到不少关注，河梁文物局原本要安排《河梁日报》来做采写，这时，历中行请示了一下是否对公众做保密工作，此事便不了了之。接下来出土的一系列玉饰、红铜，不乏高规格遗物，都没有遭遇安保问题，队里情绪振奋且轻松，十分认可老板的先见之明。

就现有的材料，历中行和章呈之以及他带来的研究员开了几次讨论会，基本认为这一期发掘结束就可以确认新梁遗址的都邑性质。但关于到时章呈之向文保部门如何交代，历中行仍然强调，新梁和“夏”的关系，一只小小的鸟儿还不足以证明。

考古学中最准确的碳十四测年，误差范围也是百年；而历史学中，王朝以年为单位盛衰发展——这就是二者刻度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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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时代形成的广域王权国家，比文献中的“夏朝”时间跨度更短，由于考古学长期从属于历史学的地位，一直以来，众多念念不忘“证经补史”的学者对此大为发愁。

于是，新梁遗址的出现，无法不令他们兴奋。

新梁比二里头更早，只要能将新梁遗址归入夏文化，就能拉长“考古学文化”中的广域王权国家，让考古发现与史书中的夏纪年吻合，解决时间跨度不符的问题。

结论先行，目标导向的研究，是做科研的大忌。历中行始终抗拒这个思路。

可要命的是，这思路正合宣传口的意思——公众不在乎“聚落”也不懂什么“文化期”，但所有人都知道“夏”。新闻中，这一个字用与不用，就是关注度的巨大落差。

“寻根”是中国人永久的情结，文明探源工程如火如荼之际，宣传口与学界声浪相佐相挟，历中行在论坛上用邹衡老先生提出的“夏文化上限止于二里头一期”驳了众人，却无法阻止暗流汹涌。

二月初。

太阳偏斜，建筑物和行道树向地面投掷着深而长的阴影。圻河的河面落了下去，水流催动寒气向上扑漫，密实而峻疾，日夜不息。秦岭以南，没有北方集体供暖也无南方纬度优势的中部人民，在室内被空调暖风吹得干瘪毛糙，在室外谦逊地学习乌龟缩手缩脚。

与城市夏季的迷幻感相反，冬天让一切变得更加真切，缩短的白昼显出珍贵，温暖似乎也愈发急迫。

姚江大部分时间待在写字楼里，尚能不堕风度地套件大衣就出门，历中行则只能一丝不苟将自己裹成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