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最终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手表告诉他现在是五点过一刻。钢笔不知道什么时候滚到了地上，漏出了一大滩墨，像坠崖的尸体。房间里充满寒意，窗户一直漏风，门房说是“结构问题”，除非整个拆掉，否则修不好，这个问题就此搁置了下来。哈利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弯腰捡起那支彻底不能用的笔，包在手帕里。

亚历克斯在床上翻了个身，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抱歉。”哈利悄声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压低声音，“你想我把台灯关掉吗？”

“到床上来。”

“我可以睡在椅子上。”

“别傻了，这是你的房间。”

“我很惊讶你还记得这件事。”

“过来。”亚历克斯捡起枕头边那朵被压得不成样子的襟花，扔到地上，“我们以前经常这么做，不是吗？”

“那时候我们九岁。”

“有什么区别吗？”

太多了。哈利想这么说，但一时间又找不到合适的说辞。亚历克斯往墙边挪动，空出位置来：“普鲁登斯先生，如果你再犹豫下去，我们都会冻死。”

哈利伸手关掉台灯。

——

普鲁登斯停了下来，靠着一块岩石休息，检查皮鞋上沾了多少沙子。大概是觉得受到威胁，一只海鸥突然冲他们尖叫，展开翅膀，向泛着泡沫的藻绿色海面滑翔而去。记者回头去看他们走过的沙滩，海浪已经差不多把鞋印抹平了。疗养院只剩下门廊的一小块褐色。雾气和海风沾湿了他的头发，黏黏的。灯塔依然在远处，一点也没有变近，仿佛永远也走不到。

“后来我直接把备用钥匙给了他，免得他又大半夜来敲门。”普鲁登斯在岩石上找了个平坦的地方坐下，记者跟了过去，“对着亚历克斯，你总会妥协的，只是迟早问题。有了钥匙之后他就常常过来，有时候是下午，有时候是晚上，我好几次早上醒来才发现他睡在旁边，连外套都没有脱掉。如果我不在，他会把小礼物放在写字台上，葡萄酒、苹果、半块国王饼、一支新钢笔。他很害怕独处，尽管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认过，就算不来找我，他也不会老实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在牛津的第一年，人们已经开始悄悄议论亚历克斯的‘朋友’们，有几个姑娘，大多数是男孩，我见过其中几个，但也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这些人来得突然，消失得也很快。我从不问起，亚历克斯也从来不说。”

“你可以想象，亚历克斯的社交触须布满了牛津和伦敦，向周围的乡村俱乐部延伸。每个人都是他的朋友，从院长的女儿到没人愿意搭理的末日论信徒。他把我也拉进了他的社交世界，那些晚宴、沙龙和酒会，尤其是沙龙，听起来很迷人，但其实就是一群喝得醉醺醺的人在争夺话语权而已，每个人都在高声说话，互相打断，完全没人在听，吵得像一群野鹅。我是亚历克斯的影子，人们要不就假装看不见我，要不就过度热情。有一段时间亚历克斯很喜欢去那些秘密的左翼集会，听狂热的学生讨论要怎么拆解他们自己所在的阶层。巴里常常在家里举办这种集会，对，‘中间是a不是e’的巴里，他的全名是布兰登·莫顿，后来在外交部工作。”

“等等。”记者皱起眉，“布兰登·莫顿是个苏联间谍。”

“对，巴里曾经在学校办过左翼杂志，军情五处早在1955年就把他放上了监视名单，但他还是安安稳稳地在外交部待了十几年，事情到1972年才彻底败露。巴里想借道伊斯坦布尔逃跑，被击毙在渡轮上。军情六处一直到1991年才公开巴里的档案，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知道，就是因为那部电影我才知道莫顿这个人的，从没想过他和卢瓦索先生有关联。”

“大学、白厅和唐宁街是个很小的圈子，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些关联，不管我们想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