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宁殿。
赵顼在李向安的搀扶下，缓缓从御床上起来，走到跪在他面前的两个臣子前面。
“司马公……”赵顼才叫出这三个字，心中便觉得一阵酸楚，他把手轻轻放在司马光的背上，涩声道：“朕对不住你！”
“陛下！”司马光使劲地叩着头，却已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石越望着大病未愈、瘦骨嶙峋的皇帝，方经丧子之痛、苍老憔悴的司马光，一时也不由得生出几分伤感来。
司马康到底没有救活，司马光老年丧子，心理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但这是个坚强的老人，当皇帝怀着愧疚之意，拜他为尚书左仆射之后，他没有丝毫拒绝，毫不犹豫地接过了吕惠卿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并向皇帝坦言自己未必能处理好目前的危机，大胆向皇帝推荐石越为右仆射——这让石越深感意外，石越想过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人，可能会是韩维与冯京，也可能会是其他的馆阁侍从官员，却从未想过会是这个对自己并不是太满意的司马光。有着这样的胸怀，任何人见着这个老人，都不能不生出几分敬意来。
皇帝也很可怜。中风的病人，最忌讳的便是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与过份劳累，但好不容易病情才稍稍得到控制的赵顼，却接连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赵顼奇迹般的没有被打倒，反而在听到益州发生叛乱的报告后，竟令人惊讶的振作起来了。他一面罢免吕惠卿，流放舒亶，赦免陈世儒案中受牵连的官员；拜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石越为尚书右仆射，又采纳司马光、石越的建议，派遣使者催促王安石进京，以借王安石的威信，来稳定新党的情绪，快刀斩乱麻地稳定住汴京政局；一面命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冯京为益州路宣抚使，火速前往益州，主持大局；又采纳范纯仁的建议，派使者带诏书前成都府，罢益州转运使，以转运判官陈元凤代政务……
没有人知道赵顼是怎么样做到这些的！几天之内，赵顼几乎是以透支生命为代价，强忍着剧烈的头晕与头痛，以惊人的毅力，在福宁殿接见大臣、处理着军国事务。
石越很明白，赵顼并不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人。白天，在大臣们面前，他装得镇定从容，有条不紊，仿佛他又成了熙宁初年那个精力旺盛的皇帝；但在晚上，石越却听闻，赵顼已经焦急得夜夜失眠了。
生命的迹象，正一点一点从赵顼身上，快速地消失。
“朕对不住卿……”赵顼用左手轻轻拍了拍司马光的肩膀，尽管他亲自下诏，让司马光过继他大哥的儿子，赐以厚爵美官，但对于失去唯一的亲生儿子的司马光来说，赵顼心里知道，这其实远远是不能弥补的。
“陛下……”纵使司马光再怎么样强忍悲痛，这时也几乎忍不住要失声痛哭起来。
“陛下！”虽遭丧子之痛，但在福宁殿大哭，毕竟是失礼的行为，石越连忙岔开话来，道：“日前陛下垂问臣等，王安石进京后，当以何位待之？臣与司马公、两府宰执商议，安石前宰相，首倡变法，虽因事去位，然其功不可没，不可不待之以厚礼。惟闻安石年老多病，若置之两府，恐为庶务所累，非陛下所以待旧臣元老之意。臣等以为陛下欲留安石于京师，意在常备谘询。侍中，掌佐天子议大政，审中外出纳之事，国朝以来，虽不实掌门下省务，然非元老重臣不除。臣等以为，或可拜安石为侍中，乞陛下圣裁！”
赵顼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自从中风之后，又经历过这一系列的事件，在不知不觉间，他似乎变得脆弱了，以前许多能深藏不露的感情，现在却常常在不经意间便会流露出来。赵顼痛恨自己的这种脆弱，一个能时刻感觉到生命正从手中流走的人，哪怕贵为皇帝，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理智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然而，赵顼却始终不肯给自己任何懈怠的借口，连忙把注意力转到石越的报告上。
他是得知司马光与王安石和解后，才想将王安石留在京师的，但王安石的官职安排却很微妙。若再次拜王安石为相，对旧党冲击太大，政局非但不会迅速稳定，反而会更加动荡；另一方面，政事堂的位置也不好安排，无论是出于补偿，还是出于旧党在政事堂占着半壁江山的政治现实，司马光都一定要当首相；而石越同样也动不得，赵顼心里清楚，理财平乱都非司马光所长，真正要救火，他必须倚重石越——且不论他将石越闲置了这么久，单以石越之资历威望，不放到右仆射的位置上，也断断说不过去。可仆射只有两个，难道让王安石去当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可王安石不是寻常的宰相，他首倡新法，算是新党之“赤帜”，待之薄了，不仅让朝中支持变法的大臣寒心，也会让人误会国策有变。所以给王安石一个什么样的官位，便非得费点脑筋不可……
这时候听到石越的禀奏，赵顼亦不觉点头，两府的宰相们煞费苦心——侍中的地位，还在左右仆射之上，却没什么实权，这是既不给王安石实权，面子上又做得好看。那什么王安石“年老多病”云云，自然是说得好听的借口。
石越见司马光已经平复了情绪，皇帝又点了头，便道：“陛下既已恩许……”
他话未说完，赵顼却又微微摇了摇头，似不太满意的喃喃道：“侍中、侍中！朕以为……”
皇帝先点头，后摇头，一时间让石越也摸不着头脑。哪怕是在官制改革前，通常被当成恩宠将要致仕宰相虚衔的“侍中”，也已是罕见的尊荣；而这还是新官制后，头一次准备拜侍中，而且还并非是做为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句号出现……皇帝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侍中到、到底只是优宠，朕复召介甫，是要……同舟共济……两、两府军国重务……先商议而后施行……侍中参、参预政事堂、枢密会议，恐、恐招言官……”
赵顼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他中风的后遗症之一，便是说话不利落。一旦要说比较长的话，语句便会不连贯，更带有微微的口吃与发音的含混不清。但他这番话的意思，石越与司马光却是听得明白的。二人不由得面面相觑——皇帝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是想要王安石当个“常备谘询”的高级顾问，而是想要王安石当一个不管具体政事，但对所有军国大事都有发言权、影响力的宰相！
果然，便听皇帝又说道：“……莫、莫若以介甫侍中兼平、平章军国重事。”
“平章军国重事！”石越几乎吓了一跳，他一抬头，看见赵顼热切的目光，不由得暗暗叫起苦来，这个“平章军国重事”，他一点也不陌生，太上宰相嘛！原本他也不在乎多不多一个“平章军国重事”出来，他只是次相，不是首相；而且以他的资历威望，就算只当个参知政事，说话一样份量十足，一样可以主导国策。问题是，对于王安石的执拗与不妥协，就算过了十多年，石越还是感到后怕。
但他却没有立即反对，反而几乎是习惯性去看司马光。石越心里很明白，在这个非常时刻，只要司马光反对，皇帝就绝不会坚执己见。
司马光脸色也有点难看，但他望了石越一眼，沉默了一会，却抿嘴顿首道：“陛下圣明！”
石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见皇帝的目光移过来，他脑子一个激灵，一瞬间好象明白过来，连忙跟着顿首，道：“陛下圣明！”
离开福宁殿后，石越因另奉了旨意，也不去尚书省，辞了司马光，出宫后，便坐了马车，往王安石暂住的驿馆驶去。一路之上，石越不停地回想着司马光看自己的眼神。司马光竟会容忍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实在是让石越大为震惊。应当说，在本质上，司马光不是一个不通权变，不肯妥协的人，虽然有时候，因为性格的原因，使得他即使在妥协之时，身段也显得不够柔软，作风略显生硬，但司马光并不是天生的“司马牛”。对于宋代士大夫的责任感与品格，历十几年的了解，石越还是较有信心的，他平素较担心的，便是“君子们”不肯妥协的群体性格，相当一部分人非白即黑的线性思维。这种“疾恶如仇”的性格，有时候才是最要命的。而现在，很显然，士大夫们又一次让石越意外了。的确，依然有些人固执的坚持着自己的线性思维，但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怎么样进行必要的妥协。而且，他们更加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
司马光愿意接受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司马光愿意接受与新党共存之事实！意味着司马光愿意与王安石尝试携手合作！
这一切，石越不是理所应当感到高兴吗？
石越的理智告诉自己应当高兴，但是，他的脸上，他的心里，却无一丝欢快！
司马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也许是因为司马君实已经明白，新党一定会存在，吕惠卿的教训告诉他，与其将新党交到别人手里，还不如交到王安石手中……
也许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私下里已经完全恢复友谊……
也许是……
石越愿意为司马光找出一千种理由，但他无法忘记司马光看自己的眼神。他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司马光之所以愿意接受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理由就是因为他石越！
不必过多的寻找理由来自圆其说，石越的直觉，便能确信无疑。
一方面，司马光力荐石越为右仆射，与他通力合作，绝无半点保留；一方面，司马光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也要防范石越……
看起来是如此矛盾，却偏偏就是事实。
旧党是无法接收新党那接近一盘散沙却不可忽视的残余势力的，王安石成为平章军国重事，至少可以阻止这些人投向石越。
不过，石越也很难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再去劳神猜测司马光的用心，也已经没有意义。
哪怕只是为度过眼前的危机，石越也需要司马光的支持。再也不能搞党争了！
忽然，石越感觉马车停了下来，便听到车外侍剑唤道：“相公，驿馆到了。”
石越“唔”了一声，侍剑已掀开马车的门帘，石越躬着身子，方探出头去，便见驿馆之外，车马辐辏，排在驿馆外面的马车，足足有一宋里之长。这些马车，既有由河套骏马牵引、装饰得富丽堂皇的；也有用骡子牵引，极其简陋的；甚至还有一些人是骑驴代步……所有这些车马骡驴，将驿馆前面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此情此景，令石越亦不由得苦笑，却听侍剑在旁边笑道：“相公，驿馆的大门关着呢！”
石越闻言，忙远远望去，果见驿馆的大门紧紧闭着，显是王安石在闭门谢客，但门外前来谒见的官员士子，却并不肯轻易死心。这也难怪，自吕惠卿辞相出外，虽然暂时没有巨大的人事变动，但朝中新党官员无不自危，人人都担心旧党借机清算，将新党全部逐出汴京。王安石尚未抵京，新党中便已经是谣言四起，不约而同都将希望寄托在王安石这位前宰相的身上。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官帽，自然也不是王安石闭门谢客，便可以令他们打道回府的。
石越笑着摇了摇头，吩咐道：“侍剑，去把我的名帖递进去。看来，我们只能走过去了。”
王安石站在驿馆客厅外的阶梯上，望着石越，心中不觉百感交集。十年时间！十年之前，他并不曾想过，此生还有多少机会再见到石越。十年时间，也可以让许多恩怨看淡——在十年前，他怎么敢奢望司马光亲自写信请他复出？！这十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改变了太多的人。
今日的石越，比起十年前的石子明，也发生了许多难以形容的细微变化。王安石第一眼见着石越，便已感觉到石越身上的这种改变，但他却也很难说出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也许，是石越的气质，越来越象一个宰相，真正的宰相！一瞬间，王安石突然心里一阵酸楚，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爱子王雱，如果王雱还活着，不知今日又会是何模样？
石越也远远地望着王安石。相比十年前离开汴京之时，王安石的须发已然花白，脸上的皱纹也更深更多了，他的头发与胡子都显得有些凌乱，不修边幅的习惯并没有多少改变。但从精神来看，王安石却比司马光要好得多。他的眼神依然咄咄逼人，令人不敢直视；当他站在石阶上，尽管身着常服，却仍能令身边的人们全都变得黯淡无光，成为可有可无的背景。
“石越拜见荆公！相公别来无恙？”离着石阶还有三四步远，石越便已远远揖了下去。
王安石快步走下石阶，双手扶起石越，哈哈笑道：“子明，别来无恙！”
石越直起身来，注目王安石，叹道：“国事如此，岂得谓‘无恙’？！”王安石一愣，却听石越已转颜笑道：“不过今日能见相公身体安康，却是国家之幸。”
王安石却摇着头，“子明这却说错了。我老朽之人，能有何用？今日国家之事，正要多倚赖子明与君实。”一面说着，一面将石越请进厅中。
二人在厅中叙了座位坐了，这时驿馆官吏早得吩咐，上过茶点后便不敢来打扰，石越的几个护卫也在门外侍候，厅中除王安石与石越外，便只有一直在王安石身边照顾他起居的侄子王防与侍立在石越身边的侍剑。
待王防又给石越见过礼，便听王安石微微叹道：“益州之事，某其实难辞其咎！”
纵然是石越料想过一万种开头，也万万想不到王安石第一句话竟然是自责，他惊讶地抬头，望着王安石。却听王安石又低声叹道：“吉甫无它，但性急耳。熙宁归化之策，吉甫当年也曾经写信询问过我的意见，国家向西南蛮夷用兵，开拓疆土，本是熙宁以来的国策，这十年来，官军屡战屡胜，恢复灵武，此太宗以来第一功业——南交、大理，本属中国，亦自当混一，谋划西南，那是万世基业，原本也是良谋善策。当时天下无论贤愚，大抵以为西南夷反掌可定，朝野议论，罕有反对者——今一旦酿成大祸，便将所有罪责归于吉甫，仿佛吉甫便是社稷之罪人，这也难称公允之论。”说到此处，王安石抬头望着石越，苦笑道：“这一次，不幸又是被子明预料到了。”
石越亦不由慨叹道：“的确是不幸言中！”
“但到底亦不能由此便苛责吉甫，当时天下料不中的才智之士，可也不是一个两个。便是子明，也有料事不中的时候，否则李秉常早为俘虏。我当时荐吉甫为相，是看中吉甫有异世之材，但朝中君子对吉甫毕竟成见太深，子明平心而论，若无吉甫与君实在朝中竭心殚智调度，你能成就平夏之业否？”
“自古无庸相在朝，而大将能建功于外者。”石越坦然答道。熙宁西讨，有一半功劳，的确是归于当时的两府大臣的。
王安石点头道：“我早知惟子明能不抹吉甫之功。但吉甫终是人望不足，他当年为我得罪太多人，受我之累，朝野之士，对他的成见竟是牢不可破。吉甫急欲证明自己，遂行归化之政；而一有挫折，又惧朝野更不能相容，只得咬着牙执拗到底，意图侥幸，不料却招致今日之祸。倘若熙宁十四年以前，吉甫能知道今日结果，他必不至此！”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同情与怜惜，溢于言表，“吉甫离京之前，曾留书一封与我，言及他三四年间心境，令人嗟叹。”
对于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与吕惠卿之交情，既是僚属、同事，又是师生、朋友，情同父子，相互信任支持数十年，站在他的立场，说出这些话来，那也全是出自内心，毫不出奇的。但站在石越的立场，却很难如此理解吕惠卿的行为。他既不愿附和王安石，却也不愿意与王安石争论，便只是默然不语。
王安石叹惜一会，又说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昔日为相之时，亦在局中，恍然不觉己非，一旦离开汴京，避居金陵十年，却终于发现当年多有不近情理处。回想熙宁三年，程伯淳曾与我议青苗法利弊，剖析道理，无不中允，又对我道：‘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我实已为其所动，然当时张天祺至中书，言语乖戾，我以为自古变法，无信不立，遂终于一意固执。若非其后复有子明之谋，真不知将到何种境地？！我每回想此事，必生悔意。然当时其实亦是为情势所迫，某未及上任，谏官便已论列，新法甫出，绩效未显，诸君子便已视为谋利之臣，必欲逐之而后快。举目四顾，天下滔滔，贤如君实，亲如安国，皆持不两立之志，当是之时，只知‘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批评之语稍有过激，便觉逆耳，但凡闻听一言半语赞赏，便引为知己，荐以美职，只盼着能有千金市骨之效，天下材智之士，知若能竭力于变法图强，虽封侯可待……那个时候，谁还记得‘吾日三省吾身’？”
石越听王安石如此开诚布公，自承己非，并说起当日秘辛，亦不由动容。他只道王安石执拗，哪里知道王安石也有这坦然认错的一面？这时也忍不住说道：“早知程伯淳之事，越十四年前，已为丞相门下客矣！”
王安石却道他只是客套话，摇头笑道：“往者已矣。过去的事情，便是后悔，世间却没得后悔药卖。今日与子明说这些，是盼着大宋朝野，不要再有你死我活的党争！”说到这里，王安石神色已经黯然，“我也曾遭丧子之痛，司马公休之死，我感同身受！大宋不应当如此，大宋不应当如此……”
“这也是越与君实相公之心愿。”石越望着王安石，诚恳地说道，“君实相公曾经对越言道，他再也不愿意看到大宋还有人要遭此丧子之痛！”他停了一会，又说道：“我今日来此，其实还奉了皇上的旨意。明日皇上便会召见荆公，皇上令我先来看望荆公，并转告荆公，去益州的差遣取消了。”没得到皇上的明言允可，石越也不敢告诉王安石新的任命。
王安石却也并不关心他的官位，起身谢了恩，道：“我早已听到传言，冯当世去了益州，但这戡乱之事，恐非冯当世所长……”
石越却只得心中苦笑，皇帝将冯京派到益州，一则当然是想借他宰相的威望来镇一镇人心，但更多的，却是皇帝对他这个吏部尚书多有不满，只不过刚刚罢免一个吕惠卿，皇帝还是想让人事变动尽可能地能缓一分算一分，冯京既然去了益州，再回政事堂，几乎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冯京其实也早有致仕之意，他去益州，其实也就是掌掌旗，真正在益州处分的，却是陈元凤与高遵惠。但这些事情，他却是不便宣诸于口的。然而他已知道王安石要当“平章军国重事”，将来万事还要他合作，这时候却也不能全然隐瞒，因只得委婉说道：“冯当世识大体，德高望重，朝廷一日之内，连罢益州转运使副以下长吏十八名，若无宰臣坐镇，难策万全。而且，陈元凤与高遵惠都曾任军旅，颇堪任事；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皆已入蜀，三人皆是军中名将，平叛不难。益州事，难的是要如何善后……”
王安石也听说过王厚三人的名声，不由点点头，又问道：“那陈三娘究竟是何许人？为何竟敢作乱？我自东南来，虽听到些许传闻，但尽是不尽不实，连汴京之人，也往往说得不近情理……”
石越也早知道王安石必有此一问，这些日汴京与成都府往来使者不绝于道，陈三娘暴乱的原由、经过也大体清楚了，便回道：“此事说来话长。国朝以来，颇修文治，三教昌盛，佛教民间最盛者，便是净土宗，信众往往结莲社念佛，平日信众间互爱互助，这事相公也是知道的，江西、两浙，原也是极风行的。而蜀地较他处，尤信鬼神之说，莲社更为盛行，朝廷屡下禁令，但越禁越多，甚至有地方官全家都信奉莲社，最后因见没出过什么事情，时日一长，所有法令，便已形同虚设。这陈三娘子，原是蓬州伏虞县的一个寡妇，平时与乡党一道吃斋念佛，她又会用符水治病，偶有神验，这虽与佛家宗旨，全不相合，但乡村百姓，却敬若神明，平时在伏虞县，颇有声望……”
“原来是黄巾之流，只怕又是官逼民反！”
“正是如此。”石越点头道，“益州官员虽然百般回护，搪塞责任，但陈元凤与高遵惠已各有奏折送到，这是地方官吏处置不当，激起民变。益州连年用兵，各地府库为供应军需，早已空空如也，常平仓连亏空带征发，也几乎消耗殆尽。蓬州虽处内腹，但原本就是个下州，主客户不足三万，纳税丁口不足五万；伏虞县更是个中下等县，平素便不富裕。至今年十月，连去年的秋税，都尚有拖欠者。而伏虞县令，去年因为筹办军需不力，未能收足赋税，已被漕司申诫，考课也落了个下等。今年夏税又未收全，眼见着又要受处分，连官位都要不保，因此一开始征秋税，便催促胥吏下乡催收，百姓一年劳作所得，交了秋税还要补上夏税，过冬的口粮，来春的种子，竟是一点不留。百姓怨声载道，而这伏虞令也不加体惜，凡欠税折钱一百文以上，便要锁拿到县衙拷打。约一个月前，这陈三娘子的一个侄子，因为想留些粮食过冬，便借了几百文交钞，想按官价补上所欠税粮，但如今益州的情势，休说是交钞，便是用铜钱铁钱，按官价也买不到粮食，征税的胥吏若是答应了，这中间的差价便要自己赔付，自是断不肯从，争执之下，便将她侄子抓到了县衙。陈三娘子去县衙说理，伏虞令说她不过，恼羞成怒，反将陈三娘子也枷了，由此激犯众怒。当天傍晚，数百信众便砸烂枷锁，救出陈三娘子。伏虞县除了几十个不教阅厢军和弓手之外，本也没什么兵力，何况这些弓手、厢军平日里对陈三娘子奉若神明，哪里敢和她作对。当日暴民便攻占伏虞县城，伏虞县令以下的官吏，全部生死不明。到今日为止，朝廷只接到高遵惠的奏折提到陈三娘子占据伏虞县城后，便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石越说到此处，心中亦是百感交集，不知道要做何想法。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司马光、王安石心中，纵有同情，可镇压起来，却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在石越的心里，却真是不知道要如何面对？！
王安石听石越介绍陈三娘子作乱的原委，这才算是真正明白益州局势究竟有多危险。一个伏虞县是如此，但益州只怕绝不只一个伏虞县！所谓遍地干柴，一把烈火丢进去，谁也不知道会烧起多大的火来！更何况，陈三娘子居然还懂得“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这就更加不可轻视。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过来石越那轻描淡写的“善后”二字的深意。
“子明，不可掉以轻心，不可掉以轻心啊！”王安石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连连说道，“益州禁军，都聚集在西南夷之境，要调到伏虞县来平叛，没有半个月只怕到不了，王厚、慕容谦一时半会只怕指望不上。况且马上要入冬了，只怕夜长梦多！”
石越额首道：“益州局势，的确不是一个陈三娘子这么简单。高遵惠与陈元凤奏报，益州全路，聚啸山林的盗贼，有迹可查的，共九十三处，大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人。各州县长吏，要么隐而不报，只是强征弓手乡兵，保得盗贼不闹出大事，便阿弥陀佛，万事大吉；若盗贼太猖獗，不得不调集厢军、弓手剿匪，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益州路实已是处处是兵，却还是处处有贼。从伏虞县的事来看，这些乡兵弓手，也不堪大用。真要平叛，还是要指着禁军。现在益州境内的禁军大多聚于西南夷之境，而冬天马上便到，若无补给，休说平叛，军心溃散，大事去矣。但若要保证禁军补给，眼下除了指望益州路的秋粮外，实无良策。但这一征税，难保不会再出事！若再有一处响应，益州局势，只怕立时便会崩析！况且禁军一动，西南夷更不可制……”
“那子明又是何主意？”
“益州之事，若要治本，还要是从西南夷着手。”石越注目着王安石，沉声道：“陈三娘子作乱，我还是以为剿不如抚。百姓只要能安居乐业，断无想造反的道理。”
“司马君实与韩持国又是何主意？”
石越无奈地笑了笑，道：“君实相公与韩持国都是一个主意，只赦从犯，不赦主犯。”
王安石点点头，望着石越，缓缓道：“子明，我也是这个主意。”
石越与王安石在驿馆一直谈到天色全黑，眼见外面北风呼呼作响，刮了一阵子乱风，又飘起小雪来，石越这才告辞离去。但直到他离开驿馆之时，外面还有许多人在探头探望地观望。汴京这时候只怕已经无人不知石越亲自拜会王安石了。
侍剑侍候着石越上了马车，石越因见雪似乎越下越大，便叫侍剑也一道上车坐了，主仆二人在车上说着闲话，侍剑因笑道：“十年前小的还小，虽见过拗相公，却总是模模糊糊的，这些年老听到他的大名，今日见着，才知道原来也就是个不甚讲究的老头。不过桑舅爷怎的竟没来呢？”
“这是王介甫先公后私。”石越笑道，“他奉诏进京，没见皇上之前，是不会先见亲戚朋友的。”说完，忽想起一事，又问道：“听说你这些天常去田府？”
侍剑点头道：“田将军算是小人的师傅，逢年过节，小的总要去拜望一下的。他下狱那会，我没去探望他，心里很过意不去。烧衣节因听说田夫人有喜，相公也知道田将军平素手头大方，爱周济朋友，家里一向不太宽裕的，这年头日子又难过，汴京一切物什，最少都涨了两成，若用交钞，还要贵些。平素倒也罢了，现在田夫人既有身子，不便太操劳，因此我借故去走走，好带点有用的东西过去……”
石越一时未及想到侍剑在田烈武下狱时未去探望，是怕给自己招惹麻烦，只是笑着点点头，道：“这是你不忘旧，本是好事。不过田烈武现已做了东宫官，你若再去他府里走动多了，被台谏知道了，多有不妥。”
“是。”侍剑连忙答应了。
石越闭着眼睛，仿佛是瞑思了一会，忽又问道：“方才你说汴京一切物价涨了两成？”
“连曹婆婆肉饼都涨到八文一个了。”侍剑叹道，“若用交钞买，十文一个都未必买得到。汴京到处都在谣传陕西那边交钞越来越不值钱，钞钱比一天一变，大小商家都不乐意收交钞。虽说开封府有严令不得拒收交钞，但商家个个阳奉阴违，开封府也没什么好办法。如今益州又出了这码事，更是人心惶惶，大家都怕又要打大仗，越发不爱要交钞了。”
石越越听越是心惊。须知交钞一物，全凭政府信用行世。倘若商民对交钞丧失信心，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汴京天子脚下，交钞在理论上还可以随便按官价兑换，都已经如此，地方州县，更不知是什么景象。
却听侍剑又说道：“前些天，还听说开封府界出现了假交钞，仿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什么？！”石越惊得几乎站起身来。交钞自发行以来，假交钞便一直没有消失过，但是因为交钞所用的纸张都是特制的，彩色套用技术又严格控制，因此假交钞往往都是粗制滥造，只在一些偏远或者不甚发达的地区流行，也很容易被识破。开封府界，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假交钞的！这时候听侍剑说开封府竟然出现假交钞，而且还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石越怎能不惊？！
吕惠卿执政以来，交钞发行过多过滥，导致诸多弊端。石越本来正在思考对策，希望可以缓步挽回商民对交钞的信心。哪里知道，这时候竟然还有雪上加霜的事情！
石越正惊惧着，忽又听到车外传来似公鸭嗓子的呼喊声，“前面可是石相公座驾？”
“这又是谁？”石越听得真切，连忙吩咐停下马车，掀开车帘钻出去眺望，没多时，便见一个内侍驱马追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石相公，皇上召见！”
石越不由抬头看了看天色——汴京的天空，已经黑沉沉的，皇帝怎么会在这时候突然召见？石越心里不禁格登了一下。又出什么事了？！
这是一天之内，石越第二次到福宁殿。他进宫的时候，宫门都已经关了，石得一亲自等在宫门外，将他领进宫中的一座偏殿等候，然后才告辞而去。石越在偏殿里约摸着等了小半个时辰，这才又有一个小黄门前来传旨，引他到了福宁殿。
石越忐忑不安地进到殿中，却见赵顼披着一件淡黄色的披风，斜靠在御榻上面，在他旁边叉手侍立着的，却是李舜举。石越纳闷的行过君臣之礼，一面在心里揣测着——夜开宫门不是小事，若无军事大国，皇帝不会夜里召他到福宁殿；但若有军国大事，怎么别的宰执大臣却一个也不曾见着？他又悄悄瞥了一眼李舜举，熙宁间的大宦官中，李舜举的宠信不是最盛的，但他素有“厚重”之名，皇帝这时候将他放到身边，说明皇帝虽然病了，脑子却还不糊涂……
石越一面想着，便听赵顼对李舜举吩咐了声：“你来说罢。”
李舜举应了声“是”，便恭恭敬敬地转身面向石越，说道：“石相公，李秉常又做了桩大事……”石越方惊讶地抬头，便听李舜举又说道：“……枢府刚刚递进急报，职方馆探得一个月前，李秉常率军突袭高昌，再次击溃高昌军队，活捉高昌主将，俘虏三万人，李秉常大军直趋高昌城，围城九日，高昌非但被迫送储君至黑水城为质，献纳黄金三万两，白银十万两，牛羊马骆驼十万匹，女子、奴隶各五千名，割让城池三座；而且以后每年还要岁贡金万两、银三万两、牛羊马骆驼五万匹……”
石越一面听着这惊人的消息，一面悄悄观察赵顼的表情——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赵顼脸上的懊恼，两年之内，西迁的西夏连克高昌，对赵顼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李秉常休养生息不过两三年，便几乎恢复元气，现在的西夏，正从高昌国榨取养份，更加迅速地恢复、成长着。而这一切，原本不会发生，宋军原本是有机会生擒李秉常的。
“陛下！”石越弯下了腰，把头低了下去，“臣……”这么多年来，遗虎成患的批评，从来没有断绝过，有人说他是收了李秉常的贿赂，故意放虎归山；有人说他怕鸟尽弓藏，故意放李秉常一条生路……
“子明……不必多想，朕信你。”赵顼见石越神色，已知他想什么，温声安慰了一句，又忧心忡忡地说道：“朕看西域，高昌眼见要亡国……”
“陛下洞察幽明，明见万里。臣亦以为高昌亡国之日不远。”石越连忙回道，说罢，又详细分析道：“以残夏之实力，虽屡战屡胜，原并不足以一口气吞并高昌——去年李秉常一战而大败高昌主力，却仅仅是抢掠财货而归，便是为此；但秉常之志，毕竟不在财货。故此时隔一年之后，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破高昌——臣料想高昌在去年之败后，一定会重整军队，以图复仇，但经此一役，从此高昌将士，将闻党项之名而颤栗。高昌割地赔款，实力大损，而秉常却更加强大，两三年内，高昌既无与李秉常对抗之勇气，亦无与之对抗之实力。此时秉常原可吞并高昌，臣以为其之所以隐忍不发者，虽亦有可能是因补给不济，但更大可能却是忌惮龟兹、黑汗诸国——西夏三四年间便兼并高昌，龟兹、黑汗唇亡齿寒，保不定便会捐弃前嫌，共谋西夏。而秉常现今却故意只要财货女子，示无大志，此乃骄兵之计。臣若是秉常，定会遣使卑辞厚礼前往二国，并将所得的战利品分赠二王，以骄其心。二国本是世仇，只要威胁不在眼前，互相攻战不暇，更不能奈西夏何。高昌如今已如同附属，却每年还要交纳沉重岁贡方得苟延残喘，两三年内，高昌王只能横征暴敛，大失民心。不出五年，秉常必定兼并高昌，到时他再行仁政，正能收其民心……”
这几年间，石越一直在关注西夏的发展，这是他亲手推倒的第一张骨牌，他当然希望看到骨牌一张接一接地倒下。残夏能兼并高昌，他并不意外，但是李秉常能如此沉得住气，却也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却听李舜举叹道：“石相公料事如神，虽古人不过如此。难怪方才听到西夏大败高昌的消息，我看相公神色，虽然意外，却似乎并不吃惊。”
“李秉常的确遣使前往龟兹、黑汗，不但卑辞厚币，还将从高昌所得最精美的宝物、最美貌的女子，分赠二王。不过，二王却态度迥异，黑汗王笑而纳之；龟兹王却痛哭流涕，砸碎宝物，手刃美女。只不过以龟兹的实力，莫要引火烧身便要求神拜佛了，哪里还敢招惹党项……”
石越微微笑道：“用兵之道，便是那几个字——以己之不可胜，待敌之可胜。不管李秉常在西域掀多大风浪，朝廷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便可。李秉常若识时务，一心往西，便由得他称王称霸；若不知好歹，竟敢东向顾盼，恢复西域亦非难事。陛下大可不必担心……”
李舜举摇摇头，道：“相公这却是料错了。一个月前，凉州以西发现了数千西夏骑兵的踪迹。西夏骑兵往来凉州，原也不稀奇，但自从熙宁十五年秋以后，李秉常锐意西向，凉州城外能见到的西夏骑兵，最多也不会超过三百骑。这次却是大反常态……”
却听赵顼也哼了一声，不忿道：“若非……益州，朕定要给他们……颜色！”
石越这时才真正是大出意料，他低头沉吟良久，方问道：“押班，凉州只报西夏骑兵出没，便没有其他动静么？”
“这倒未闻奏报。朝廷早已下令，西北沿边军州，西夏若敢侵犯，自当击退。若其不来犯境，诸将只要谨守疆界，严禁吏民与西夏互市便可。这几年之间，李秉常以残破之师，倒也不敢来挑衅。”
石越点点头，转向赵顼，笑道：“若只是如此，臣以为秉常或者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从秉常这几年在高昌的作为来看，他已非吴下阿蒙。那西迁党项部族，若说没有思乡之情，不想打回灵夏，那自是不太可能；但除非中国发生极大变故，李秉常却不太可能冒然东向。陛下只看他在高昌如此沉得住气，这几年又不断地向朝廷上表，表示驯服，便可知秉常断不敢鲁莽挑衅朝廷的。除非……”石越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脑中，脸色顿时一变。
“除非……什么？”赵顼也看出来了石越的紧张。
“除非是北面有变故。”石越一瞬间，只觉得喉咙有些干涸。
“这……这……怎么可能？！”赵顼身子已不由自主地直了起来。
“也未必一定便是北面有事。”石越也不敢把话说满了，“亦可能是秉常受到内部的压力，做做样子给部属们看。这几年来，秉常不断上表，乞求朝廷敕封、互市、归还兴灵、允许其派使者回灵夏祭祖——他要朝廷敕封，那自然是想借中国之威信横行西域；要互市，那是为了有利可图；但他明明知道朝廷断不可能还给兴灵，却不断乞求，那必是因为他要给部众一个交待，以示他并不曾忘记故乡；而要派使者回灵夏祭祖，那更可见其内部有返回故乡的压力。残夏虽然西迁，但时日还短，其部众不免思乡恋土，而朝廷这几年却屡屡拒绝秉常之乞求，甚至连使者也不接纳，秉常迫于压力，做做样子，也是可能的。”
赵顼点点头，松了一口气。秉常西迁，但宋廷斩草除根之心，却也一直未死，所谓“得陇望蜀，人心苦不知足”，以前灵夏割据的时候，宋廷自然不敢去想西域；但灵夏既然恢复，对西域便不可能没有想法，只不过暂时实力不济，无法仓促图之。所以宋廷对秉常西迁残部，一是轻视，二则是敌视。秉常虽然忍辱负重、卑躬屈膝，要和宋朝修好，但是宋朝的回答却是冷冰冰的——除非秉常率众内附，否则一切免谈。兼之宋廷为了巩固在灵夏地区的统治，对在当地有几百年声望的李家也非常忌惮，更不愿意秉常有机会与当地势力发生交流，因此，宋朝甚至不愿意接纳西夏的使者，官方互市自是早就停止，而对民间的走私，也严厉打击。宋廷早已颁下敕令，凡私自西出凉州、贺兰者，即处死刑。在如此严厉的敌视政策之下，秉常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早在熙宁十四年，朝廷便应仁多澣之请，令地方有司保护西夏李氏陵墓。这几年间，灵州年年都有当地人前往西夏王陵哭祭……”
这又是一件让赵顼心里很不痛快的事。尽管宋朝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是“恢复汉唐故地”，而灵夏地区也的确是“中国故土”，但西夏统治当地近百年，若从李氏祖先为节度使割据算上，更有几百年的历史，甚至连西夏的汉人，都不免会有人以“夏国遗民”自居。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故土”不容易，“恢复”之后，统治就更难了。宋朝的策略已经不可谓不得当，但除了对宋朝死心塌地的归附者外，小规模的零星叛乱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严厉打击，在秉常站稳脚跟后，也总免不了有人想逃到西域去，追随秉常……最让人郁闷的是，对于那些认定西夏已经亡国，每逢清明寒食便去哭哭陵的人，宋廷还不能不故作大度，加以宽容。毕竟，这也是宋朝自己要鼓励的“忠节”。
“若老天能再给朕十、十年时间，朕……定重开西域！”赵顼的眼中，露出雄心勃勃的光彩，但很快便黯淡下去。
“陛下正富春秋，虽有小恙，但所谓‘吉人自有天相’……”
“罢，罢。”赵顼没有让石越说完套话，“朕心中有数……”他转头望着李舜举，道：“朕还是放心不下——李秉常究竟是做样子，还是北面果真有变故，回头要叫职方馆查明，派人告诉苏轼。”
“是。”李舜举连忙答应了。
赵顼又转向石越，“还有一事，也要听听子明主意。”他朝李舜举丢了个眼色，李舜举连忙从面前的案子上捧起几本奏折，递给石越，低声道：“这些都是弹劾资善堂桑直讲的折子。”
石越心里头一惊，连忙打开奏折，方打开第一本，立时便呆住了——弹劾桑充国的，赫然竟是杨时！他又一本接一本的看来，却见这些弹劾桑充国的折子，竟遍布旧党、新党，甚至还有与新旧石党都不搭界的官员的弹章！石越知道桑充国虽然入仕，却是与世不争的性格，据说教六哥、七哥也很用心，本道只是寻常的小人嫉妒诋毁，哪料到竟会如此严重？这些人弹劾的事都大体相同，私自带太子、信国公出入市肆，教习商贾贱业；不规导储君学习圣人经典，反而教授诸般杂学，玩物丧志；在皇帝病重的时候，不教太子忠孝之道，反而引太子游玩……
桑充国的出轨之举，石越其实也早有风闻。但他没有想到，矛盾已经激化到这个地步。杨时的奏折中说得十分清楚，程颐对桑充国的作为十分不满，屡次规劝，桑充国反而巧言令色，加以诡辩。对桑充国的极度不满这才终于漫延开来，在这些弹章中，有人已将他等同于专门用游玩宴乐来引诱君主学坏以固宠的佞臣！因为有传闻说，太子每逢程颐上课，便经常装病，而到了桑充国上课，却往往翘首以待……
“桑充国是子明的妻兄、王介甫的女婿，朕……”赵顼望着石越，说道：“朕本来以为，皇子生于……深宫，……长……于深宫，有机……会通晓点外面的世务，亦是好事。朕实是故意睁只眼闭只眼，但他却未免太过火了……”
“几天前，六哥和七哥在宫里到处找内侍、宫女变卖东西，还悄悄找一个内侍做牙人，令他出宫去变卖太后赏赐的玉佩，以买卖契据为证，许诺事成之物，可以赏他一成的好处！”李舜举轻声在旁边说道，说太子的坏话毕竟不是一件好差使，更何况他心里还知道皇帝对太子并无任何厌恶之意，“那内侍拿得玉佩，却又犯胆小，这事才犯了。官家叫了六哥、七哥来责问，不料六哥、七哥反说这玉佩既然太后赐了，便是他们的。他们明买明卖，只是和百姓公平做买卖，想凑钱造一艘大船，既不曾费公帑、又不曾苛剥百姓，不算有错……”
石越低着头听着，心里却不觉得赵佣赵俟有何不妥，只觉得这两个孩子颇有过人之处，但他却也知道，这种事情在当时实在是骇人听闻，倘若传出去，还不知道要闹多大的风波。一时之间，石越竟是口拙辞穷，不知道说什么好。
果然，便听李舜举又说道：“老奴以为，六哥、七哥的话，实是透着一种仁心。只是这事情若是传扬出去，又要朝野惊骇了。不仅桑直讲难辞其咎，官家亦怕有人借机大做文章……”
石越心中一凛，不由悄悄抬头望了赵顼一眼，却见赵顼脸色阴沉沉的。
“……太后也说桑直讲太迂腐了，桑直讲是魏晋名士，可皇子的师傅，还是要选老成的儒者。官家知道桑直讲并非奸佞小人，不过有点不通世务，不识大体。他是当朝名士，做过白水潭的山长，倘若以罪去位，却不太好看……”
石越这时候却听得明白，李舜举的这些话，自然都是皇帝叫他说的。皇帝是个极英明的人，他表达不便，便从内侍中挑了李舜举出来，这也是有深意的。李舜举不仅素有“厚重”之名，可以信任，而且与朝中百官素少瓜葛，在宦官头领中，相对而言更少实权，这样自然便难以弄权。但即使如此，赵顼还是不放心，便是叫李舜举做传声筒，也小心谨慎，只肯叫他当着自己的面当传声筒，在司马光在场的时候，更是令李舜举刻意回避。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皇帝这么精明，说是要听听他的主意，其实却是早就拿定主意了。桑充国这几个月的资善堂直讲的日子，已经到头了。当下也不敢多说，只回道：“陛下既以臣又为右仆射，又将以王介甫为平章军国重事，于情于理，桑充国都应当引嫌避位，他虽是书生气，但这点道理，他却是懂的。臣以为桑充国两三日之内，必有辞呈奏达。”
赵顼点点头，“司马君实说得不错，桑与程都是书呆子，不让桑当官，那是保全他。选师傅，也是以书呆子为主，不过要的是程颐这样的书呆子……等六哥大了，再选……出身低微，官声好有真吏材的……世家子弟德……才兼备，教他也不迟。”
这一段话很长，赵顼说得断断续续，但石越却能清楚的明白话中之意，在皇帝的心中，桑充国与程颐都是书呆子，但皇帝所以为的两人的呆气却是石越不能苟同的，但此时也无法应腔。赵顼又笑道：“子明，也是不会教孩子的。你……女儿……”
石越本来还在担心，这次桑充国被迫辞职，皇帝虽然不想把事情闹大，刻意低调处理；但是程颐的弟子门人弹劾桑充国的事情，却一定会传出来，纵然桑充国大度，但这件事情，却只怕没有这么容易善后。这时忽然听皇帝拿他的女儿开玩笑，石越顿时也不去想这些事了，因笑道：“臣教女无方，实在惭愧。不过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君必有其臣’，臣与陛下为君臣，臣女与淑寿公主亦为君臣，这事只怕却怪不得臣的……”
石越再次出宫时，已近子时，东华门外的大街之上，虽然一片一片地飘着鹅毛大的雪片，却依然是灯火通明，街边酒楼中，杯筹交错之声，莺歌燕舞之调，隐隐约约，不断飘进马车之中。汴京依然是一个繁华得有点儿糜烂的忘忧城。
“……净拂床砧夜捣衣。马上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归……”
便当石越的马车拐进潘楼街时，在一片欢声笑语，追打逐闹之声中，便听一阵悲泣之声传来，与周围的环境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这歌声中的悲哀，让石越都不由生出恻隐之心，他连忙敲了敲车壁，道：“去问问，是何人在唱这曲子？”
马车顿时停了下来，侍剑坐在车门前听见，早笑着回道：“相公不知道，这是在唱戏呢。”
“唱戏？”石越不觉讶然。
侍剑笑道：“这是今年最有名的一出戏，叫《战灵州》，这是最开始的几场戏，讲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才结婚几天，丈夫便被征发为役夫，运送军粮前往灵州。前面还有离别之时，夫妇抱头痛哭。这曲子唱的却是丈夫走后，少妇思念征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