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七年四月十三日。
汴京。
尽管河北沿边，已经战火连城，距汴京一千一百二十宋里的雄州也在这一天陷落，但是，大宋朝的首都，这座普天之下最繁华的城市，却依然笙歌夜舞，歌舞升平。整座城市之中，没有人知道此刻千里之外的北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
在这座城市里，最大的争论，仍然是王安石一生的功过，以及新党这二十余年的功过……汴京的市民，每天打开任何一份报纸，必有新旧两党的支持者连篇累牍的争吵、攻讦、漫骂；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太皇太后高滔滔，每日里要读的奏折中，有三分之二，都是不同派别官员之间的互相攻击，余下三分之一的奏折中，又有三分之二，是新党攻击旧党的现行政策，旧党痛陈新党过去留下来的种种弊政！两府也不得清静，两府要处理各部寺、各路州之的公文，每日还要接见各色文武官员——以往，两府的宰执还可以从容的与这些官员聊天，以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官员本身的能力，这会成为两府许多决策的重要依据。但这一个月来，上下猜忌对立，支持新党的官员，防范着被他们视为支持旧党的宰执，反之亦然。纵是偶尔碰上一个政治立场相近的宰执接见，他们心里想的头一件事，仍是攻击政敌，试探着上面的风向。太皇太后的身体，小皇帝何时亲政，此刻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中低级的官员如此，两府、御史台、学士院、门下后省，各部、寺、监的官员亦不能不卷入其中，位居大宋朝心脏部位的主官们，彼此之间的猜忌与防范，甚至暗中的挑拨与斗争，此刻也成了他们的第一要事。
党争一天天的升级。旧党中已然冒出要“驱除小人”的声音，由旧党控制的御史台，对新党官员的监察也明显变得严厉……这样的情形，几乎让人疑心一场政治大清洗已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这种党争也隐隐牵连到所谓的“石党”。许多旧党官员将石党视为新党的变异与庇护所，而不少新党官员则将石党视为旧党的羽翼。而石党的内部，主要是对旧党的不满也在日积月累，这些谋求彻底主导两府的石党官员，开始将过去的盟友旧党视为绊脚石，认为他们不思进取，对内对外的政策过于暮气沉沉。还有人严厉的抨击旧党才是党争乱象的根源，主张要将旧党彻底赶出朝堂。更有人忧心于未来，急于得到马上快要亲政的小皇帝的好感，不愿意绑在旧党这块石头上一起沉没……
幸运的是，石越与范纯仁的信任仍能维持。长期主持吏部，让范纯仁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声望与无形的势力，他还能勉强拉住在这党争中一日一日走向偏狭与偏激的旧党，不要将这场党争推向悬崖。而有石越在，就能令石党这一庞大的政治势力不至于随风起舞，也公然卷入这党争中遂致无药可救。尽管几乎石党的所有官员都蠢蠢欲动。
对此，石越除了勉力维持，亦无良策。
百般无计之下，他甚至考虑过政党政治，但是他心里很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各种制度为基础、为配合，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土壤为支撑。否则，善政亦可为恶果。甚至，是最可怕的恶果！文化的改变比技术的进步，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别说他无法令高太后颁布一纸诏令，实施政党政治，就算他能做到，那除了造成大混乱，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若是一个国家之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全都是抱持着“汉贼不两立”的心态，视对方为寇仇……就算是有成熟的政党制度，这个国家也逃脱不了政治精英全部陷于内耗而使政府陷于空转之恶果。除非有一方能大获全胜，但在这种文化下的某方大胜，伴随的，多半就是空前的政治迫害！然后就是反复的、更加残酷的政治报复……
石越很希望大宋朝的精英们，可以不尊重对手的智商，但多少要能学会尊重对手的动机。但他们最不尊重的，偏偏就是对手的动机。
令人讽刺的是，他也必须承认，这倒的确是自古以来政治恶斗的不二法门，从道德上抹黑对手，总是最容易与最有效的。
若不是还有范纯仁这些人存在，石越也许早就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放弃了。
借口总是很容易找的，路也有很多条——若要弄起权来，他不会比任何人差，让这个朝廷不再存在新党、旧党、石党，最终只有他石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是可以做到的事。甚至，这就是很多跟随他的人的心愿。
这样，从短期来看，他可以更容易的达成他的一些目标。他能将对自己的约束减到最小。
只不过，这样，他也就彻底的毁掉了一次文官政府中政党政治的萌芽！
也许，它还会艰难的重新萌芽，继续恶斗，历史重演，什么也没有改变。这是可能的，只要是文官政府，总会有派系。
但也许，出现的会是他根本预料不到的什么东西。
但那必定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至少不能去做那些明知道是错的事情。
所以，即使找不到什么办法，他也只能继续勉力维持着。这肯定不是什么好法子，但石越知道，有时候，有些事情，看起来茫然无措，前途未卜，似乎不知道希望在何方，可是，若能熬得过去，只要能熬得过去，神奇般的，前面就会豁然开朗……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继续努力。
于是，自从章惇被赶出朝廷、田烈武被支往河北后，小皇帝虽然安静了，但是，石越也罢、范纯仁也罢，精力全部放在了如何压制、平息这愈演愈烈的党争。两人都坚信辽人就算真的要南犯，也是九月以后的事，这事总还可以缓一缓。他们除了要设法弥合中枢辅枢中已经悄然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每天还要在政事堂约见那些在新旧两党中影响较大的人物，有时倾听，有时施压，有时还要利诱……
这些人中，有些人会买二人的帐，但无论新党或旧党的支持者，总有一些人软硬不吃，甚至对他们冷嘲热讽，搞得二人灰头土脸。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清议首领”们。石越与范纯仁希望设法首先平息报纸上的争吵，先营造出一种和解的气氛。二人先是打算在政事堂召见汴京较大的几份报纸的主持者，不料这些人平素争吵不休，到了这时候，却又变得齐心了，全部称病不至。二人又想扮黑白脸，令人放话给报社施压，然而，话是放出去了，这些“清议首领”却全当没听见，甚至还有人公然挑衅，请两府放手来封禁报社，他们知道登闻鼓院在什么地方！因为害怕事态扩大，没几天，石越与范纯仁不得不马上亲自出来辟谣。
这几日间，石越与范纯仁正在努力说服司马光与高太后同意，让高太后与皇帝破例接见这些“清议首领”——这是石越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法子，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这些“清议首领”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但是“忠君”的观念是深入骨髓的，他们不给石、范面子很正常，但若是太皇太后开口暗示，这个面子，无论如何，大部分人都会买的。至于那少数的几个，势单力孤，以太皇太后在臣民中的极高威信，他们也不会傻到引火烧身。
但这件事情尚未取得进展，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四月十一日，左丞相司马光偶染风寒，然后便一病不起！
意外的，这座城市的焦点，暂时转移了。
自从熙宁以来，真正在主导这个国家走向的大臣，只有四个人：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石越。而司马光又是绍圣以来，这个国家真正的社稷之臣——天下唯一的能得到皇室、朝廷、军队、士农工商都认可、信任的宰相。的确也有很多人对司马光不以为然，也许司马光在能力上也的确有很多的缺陷，但只要司马光是首相，只要司马光在政事堂，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即使有各种危机、争议，但这个政权始终还是稳固的，这个国家始终还是稳固的。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在司马光平安无事的时候，是没有人意识到的。
一旦他生命垂危，即使是汴京的贩夫走卒，心里也会泛起隐隐的不安来。尽管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不安是为何而生！
但高滔滔却能明白的了解，她的不安为何而来。
今天，她又派了四个御医守在左丞相府，中使每隔两个时辰便去一次左丞相府，报告司马光的病情。一面，两天之内，她已经分别单独召见范纯仁、吕大防、刘挚、程颐。
她深知司马光之后，这四个人就是旧党的关键。
范纯仁温和，吕大防刚直，论声望也许范纯仁更高，但许多旧党官员感情上更亲近吕大防，尤其是陕西路出身的旧党，吕家兄弟的影响，无人能及。
不过，真正麻烦的却是刘挚与程颐。
刘挚任兰台有年，清望极高，是台谏派的首领，台谏派最麻烦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们是骨子里有党，可心里却以为自己无党，口里更是不承认有党。
而程颐如今备位侍从，表面上看不如前三位位高权重，但他有“天子师”的身份，更兼有一帮好门生，他的门生遍布朝野，在朝者官职虽卑，却都是清介敢言之辈；在野者或聚徒讲学，或创办报纸，在学院，无论太学、白水潭、嵩阳甚至是西湖学院，都多有他的学生，而且大多是学术出众，极受士子推戴；在清议，则自《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报纸中，都有二程的徒子徒孙。
程颐并不一定能直接影响他的门生们，但是他的这些门生们却大多继承了他的治学为人的态度，许多人嫉恶如仇，在学术上对王安石的新学非常的敌视，与石学也有很多的争论；而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新党则持坚决的抨击态度，与石党也是分歧甚大。他们在学术上、政治上、甚至是师承门户上的恩怨相互纠缠，其复杂之程度，让高滔滔早就放弃了想要理清一二的想法。
她很少读司马光、吕氏兄弟、二程的书，也很少读石越的书，更加不读王安石父子、吕惠卿的著作……对儒学的门派之争，解释经义的分歧，她毫无兴趣。
她关心的是，司马光死后，这四个人，或者他们所代表的势力，能否继续和衷共济，维护着大宋朝，让它能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她更关心在她百年之后，这四个人能否得到六哥的认可，继续被六哥所倚重、依赖。她一心想要留下一个权力结构稳固的朝廷给六哥，既能约束年轻的六哥冲动妄为，也能制约石越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保证大宋朝廷继续遵守着祖宗法度，稳固的一代代传承下去。
小孩子崇拜他的父皇，有他父皇一样的性格，做一些冲动的事情，有一些好胜的想法，这没什么要紧的。祖宗自有法度，若她给六哥留下的大臣值得依赖，六哥也不得不倚重他们，迟早更会习惯倚重他们。
无论六哥心里如何看王安石，他想要将新党迎回朝中，那却是极困难极困难的事情。这一点，高滔滔看得比谁都明白，因为，六哥一旦亲政，他便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声望高得让他连罢免都不敢轻易下手的宰相——石越！而石越既然好不容易熬到了这个位置，他也没有理由去破坏现存的权力结构，重新重用新党，只会破坏朝堂的权力结构，从而危及到他的地位。从来掌握了较稳固的权力的人，如非面临重大的危机，都不会愿意变化发生。
这一点，石越也不可能例外！
六哥若想要改变，只有两个办法，或者借助石党斗旧党，或者借助旧党斗石党，这样他才有改变的机会。高滔滔知道石越有多聪明，只要他不被更大的野心蒙昧了理智，他不会去做这样愚蠢的事。
她不想再去时时猜忌石越是否有什么野心。到了今日，石越不仅羽翼已成，还深深的扎根于大宋朝的权力结构当中，她就算是想干点什么，也得投鼠忌器。如今对石越要做的，必须得是实实在在的防范。好在祖宗法度严密，只要君主能始终牢牢掌握兵权，朝中有异论相搅，大臣相互制衡，而海外又有宗室诸侯……所以，只须令石越远离兵柄，他纵有野心，亦只能做个忠臣。
但是，如今，旧党却成了高滔滔心里最大的不安。
召见过这四人后，她甚至隐隐担心，司马光一死，范纯仁就会成为旧党的众矢之的！
那样的话，六哥倒是会很高兴，因为他一亲政，面临的，就是一个破碎的权力结构，他可以轻轻松松的任用自己喜欢的人，赶走自己不喜欢的人。
可那样，却会是大宋的灾难！
难道果真是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么？
她没有时间感慨，也无暇再去关心契丹是否真的会南犯，眼下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将刘挚调离兰台，或者去做礼书，或者出外。程颐也是一样，在这个时刻，让他离开汴京也许更好，到南方找个悠闲富贵的州郡，将这个“天子师”好好供起来养几年，或者是个好主意……总还是有一些让人感到安慰的事情，比如范纯仁与吕大防两个人为首领的旧党，若是吕大防为主，范纯仁为辅，那么只怕最终连吕大防都会有容不得范纯仁的一日！
四月十三日，这汴京城中，只有大宋朝的皇帝，仍旧在对契丹念念不忘。
自从阳信侯出外后，杨士芳、呼延忠们都收敛了很多，不再敢在他面前多发议论，连与桑充国的联络，也骤然减少了。但是，赵煦并没有放弃，每天晚上，他都能梦到自己，穿着戎装，指挥着千军万马，与契丹人鏖战。然后，他站在一个城头上，一面嘲笑着司马光，一面接受契丹皇帝的跪拜——只是，奇怪的是，那个契丹皇帝长得很像石越。
白天，他看起来与平常一样，没有区别，做着固定的事情。但实际上，他花更多的时间练习骑术，他开始对军器监与兵器研究院产生了兴趣——因此，他又有了更多的时间与七哥赵俟相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这个弟弟的生活，变得比他轻松、快乐许多。赵俟每天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他每天要花一个时辰跟皇太后在一起，闲聊、逗得皇太后开心；然后就是上一些简单的课，他没比自己小多少，但是现在他还可以优哉游哉的学着《论语》这样简单的课程，此外就是礼仪、骑射这些所有宗室子弟都要学的东西——而赵煦却已经开始背诵那复杂难懂、还被石越和一些学者指斥是伪书的《尚书》，每天还要听大臣讲课，学习治国之道，抄写本朝历代祖宗的《宝训》——于是，比起赵煦来，他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耗在白水潭格物院，来往于兵器研究院……因为皇太后的庞爱，这个小亲王很得宠，他经常能从白水潭格物院或者兵器研究院搞得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和温国长公主一起。
温国长公主，赵煦又爱又怕的姐姐，算是又一个命运不太好的大宋公主——她十八岁才出嫁，嫁到一个开国元勋的家族，驸马都尉是一个才子，能弹得一手好琴，并且，热衷于赛马。但是，仅仅一年，她的驸马都尉，就因为一次赛马意外而死。于是，温国长公主究竟是要守寡还是再嫁，便成了宫内一个头疼的问题。
但至少在赵煦看来，这倒不是一件多大的坏事。三娘并没有悲痛多久，因为婚后她们夫妇的感情本就是不好不坏，所以，短短一个月后，她就恢复了。寡居的三娘与柔嘉姑姑不同，她不太招摇过市，自然也不怎么去格物院，更不会去兵器研究院——但那只是因为，她的方法是，派人去这两处，问问题，要东西。
而无论她想要什么，最终她总能要到。
即使兵器研究院据说是大宋朝的军机要地之一。
在皇太后赐给三娘的那座庄子里，赵煦曾经看到过各种各样的火器，甚至包括一门四百斤重的克虏炮！她宣称是自己花钱铸的。其实，无论她是怎么弄来的，赵煦也不敢表示异议——她现在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敢捏他耳朵的人。
他知道三娘弄来这门火炮的目的是放烟花。温国长公主喜欢看烟花，喜欢放烟花，也喜欢造烟花，乐此不疲。并且，这如今已经是汴京显贵人家新时行的事情，他们在一切节日大放烟花，比较谁家的烟花更加新奇、漂亮，然后公认的胜利者们仿佛就象赢得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般。为了这个，三娘自己就有一个烟花作坊，兵器研究院与格物院对于她制造新奇的烟花，显然是帮了不小的忙——要不然，以赵煦对三娘的了解，她不会舍得每年掏五百贯缗钱，奖励格物院最优秀的发明。
赵煦也知道，七哥的爱好并不是造火炮，而是造船。但是他对火炮很了解——至少比赵煦自己了解得多。大宋最著名的火炮工匠、如今的知兵器研究院事赵岩，也是七哥的老师之一。赵俟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老师，甚至为了这个，还被人在太皇太后与皇太后面前告过黑状，因为他的这些“先生”们，虽然只是各种各样的工匠，但是据说这些格物院出身的人，大抵都精通算术，而懂得算术者，又可能研习过天文数学——这种学问，原本是严禁民间习学的，因为另有用心者可能利用这些学问在民间蛊惑人心、图谋不轨。而宗室习学这些，更是大忌。不过最终证明那是污陷，因为大宋朝允许设立天文数学之学的学院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其学生、先生，都是在朝廷有籍可查的。赵俟学的，只不过是一些航海用的星象之学。
这若在以前，也许连学这些，也会被禁止。但是，自宗室封建之后，这些却是显学，几乎人人都会习学一些。虽然太皇太后与两府议论过，以后宗室们不会再轻易封建，也就是说，赵煦的弟弟们也许不会有机会海外为王，但是，这谁又说得准呢？且这些事情，赵俟也不知道，他还曾经认真的问过自己，他将来的封国会在何处……这可不是他能回答的问题。两府的话是有道理的，封建诸侯并非一直是解决宗室问题的最好办法，当宗室太多时，封建出去，能省下一大笔开支，但是如果只剩下几个亲王而已，封建的成本就高了，倒不如先养着。赵煦已经明白了其中的诀窍——无非就是划算与不划算的问题，当皇帝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仍然是要理财有道。但这样的道理，是不便和七哥公然提起的。
也许他亲政之后，可以为七哥特例一次也说不定。
两人虽非一母同胞，而且君臣有别，但是，只要他能忠心的话，赵煦仍然愿意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
对他的弟弟们，他总是如此，他控制不住的怀疑他们是不是有野心，但是，他心里却不时的软弱，想要亲近他们，想要如他小时候一样，与他们一起无忧无虑的玩耍。与三娘、七哥一起生活的时光，实是他记忆中，最温馨的片断。
他很想能够倚重他们，但又害怕倚重他们。
可是，不管怎么样，对能够有理由重新和三娘、七哥多亲近，他心里其实是很开心的。
此刻，睿思殿内，赵煦盘腿坐在榻上，一面看着三娘与七哥下双陆，一面兴致勃勃的说着话：“……阳信侯对朕说过，契丹人因为有了火炮，才又生了南犯的野心。可这火炮，便是双刃剑，对我大宋日后北伐，也会大有用处。太宗皇帝的时候，就是因为攻不下析津府，才功亏一匮，若有了火炮这攻城利器，辽人决计也守不住析津。枢府去年上了份札子，道灵夏看起来是真的安定了，要再裁撤一些西军。两府总是说，天下无事之时，五十多万禁军，还是嫌多，国家最多养三十万兵也就够了。桑先生也说，防着百姓，养百万兵也不够，依靠百姓，十万兵就可以纵横天下。依朕说，这养兵之制，历代之中，还是汉朝的好，各州郡都有一定的马步军，京师顶多就养十万精兵，如此粮草转运费用就极少，到了有事之时，召集各州郡之兵，数十万大军，顷刻可聚。若再能慢慢恢复藏兵于民的古制，则兵制便能大成。朝廷如今，不是养兵多了，而是禁军都集中在几处，粮食全要靠外地千里转运支撑，开销自然浩大。因此，朕以为，非但不能裁军，还要扩军，要扩充神卫营和马军，就算真要裁军，等日后恢复幽蓟了，再裁不迟……不过七哥，你说火炮真的能帮朕打赢契丹么？”
“能！”赵俟认真的点点头，“以后我定能替官家造一种能装几百门火炮的大船，开到析津城下，立时就能轰塌它……”
赵煦顿时愕然，却见温国狠狠的敲了一下赵俟的脑袋，骂道：“析津府在海边么？”
赵俟“哎呦”一声，无辜的摸了摸头，抬头奇怪望着赵煦，问道：“析津府不在海边么？”赵煦方点了点头，却听赵俟奇道：“那官家打它做甚？”
赵煦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他是知道赵俟的，他看地图，杭州以北的部分，他是从来不多看一眼的，即便那上面有他亲生母亲的故国。却听温国有些不耐烦地对自己说道：“六哥，这些事，你得去找两府的相公们商量……”
“找他们商量又有何用？”赵煦愤愤回了句，却见温国全神贯注的盯着棋盘，显是没多少心思听自己发牢骚，只得强憋着一肚子闷气，恼道：“只怕他们早就忘记先帝遗诏里还提到要收复幽蓟这件事了。”
“只要你记得，还怕他们不记得么？”温国白了他一眼。
赵煦一时气结，却也不好反驳温国的这话，只得悻悻道：“那契丹可能要南犯之事呢？朕记得又有何用？”
“那你念念不忘又能有何用？”温国转头望着赵煦，一副夏虫不足以语冰的神情，道：“既是无用之事，你老想它做甚？等你日后亲政，有的是操心的时候。依我看，反正父皇当日将个怎样的江山交到娘娘和两府相公手里，日后他们总会将这江山一毫不缺的还到你手里。契丹南犯也好，不南犯也罢，有甚好担心的？做官家的，总要拿得起，放得下，不能太小家子气。要不然，以后你亲政了，就算不累死，也得操心烦死。”
“哎！”赵煦微微叹了口气，他觉得温国说得话，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要他不去想这些，却又实难做到。而且，他还真担心他们会不会把他父皇留下来的天下，完整无缺的传到他手中。
此时的赵煦，绝难想到，雄州重镇，竟然已经陷落。他更加不知道，就在他与温国、赵俟聊天的这当口，契丹大举南犯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政事堂、枢密院，便在这个时间，轮值的宰执们，枢密副使许将、参知政事、兵部尚书韩忠彦正往宫内前来，准备向太皇太后与他禀报这个噩耗。而两府的使者，也已经分别离开禁中，前往各位宰执们的府邸，向他们禀报此消息。
大宋朝，再一次处于风尖浪口。
十三日，戌时。
内东门小殿内外，灯火通明。
在这个根本不该上朝的时间，大宋朝所有的宰执，除了病得已经不能移动的左丞相司马光以外，都齐聚于此，一个个脸色凝重，表情严肃。殿上珠帘之后，端坐着一言不发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帘外站着入内内侍省都知陈衍，帘后则站着清河郡主侍候。除此以外，所有的内侍、女官，全部都被赶出殿中。按照大宋朝的祖宗家法，连没有亲政的小皇帝都没有到场——他只能等在迎阳门幄殿内，等候宰执们在议论已定后，来向他禀报情况。
石越与韩维并排站在众宰执的前面。与其他的宰执一样，他心里也是充满了震惊——接到消息的时候，他正在府中接见陆佃，陆佃在新党执政期间受到排挤，但在经术上却倍受王安石重视，其后接连参预、主持经义局、《新义报》，此后又干脆辞官，离开汴京，做了金陵书院的山长，并在当地创办了一份如今已是新党重要刊物的《江南》月刊，陆佃也因此成为新党在野人物中的重要领袖。此番陆佃来京，石越知道他立场一向温和，原本指望能够借他的关系，来调和与新党的关系——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契丹竟然在四月份就大举南侵！
石越不得不承认，他心里的确感到前所未有的慌乱。
从界河一直到大名府，那是多少州县，那又会是多少百姓？！
契丹来了多少人马？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谁是主将？进军路线是什么？战斗力如何？……他也完全不知道，他只知道契丹今非昔比，是百战之余，兵强马壮，远非西夏可比，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劲敌。
而国内，他既不知道新党会如何来面对这次危机，也不知道旧党究竟会是什么态度？在军事上，他也完全不知道河朔禁军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至于他所信任的西军，他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调来河北作战。更不知道应该调动多少人马，以何人为将……
还有，西夏李秉常会不会借此机会趁火打劫？高丽人是何态度？
……
一切的一切，他有无数的疑问，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他从离开府邸到进宫，一路之上，已经迅速的理清了三四个首要的问题。他们必须首先组建一个能够与契丹人打仗的两府，并且要设立一个机构，来优先处理与战争的问题。他们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如何处置辽国使馆的人员？他们必须迅速抉择，河北路大名府以北的百姓，是否要组织撤离，大名府守军，是否要立即北上还是坚持固守？此外，他们必须尽快试探西夏人与高丽人的想法。
此时，绝不能再激化党争。
司马光的威望一定会受挫，这也会给新党攻击的口实，但是，打压司马光的威望既不符合石越的利益，也不符合大宋的利益，此时背弃与旧党的联盟更是不切实际，更不用说司马光眼看着就要不久于人世了——与其让人作践司马光，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司马光送上神坛！
在新党与旧党政党化的道路上，石越不介意帮他们一把。他此刻，必须毫不犹豫的维护司马光，暂时稳固与旧党的联盟，哪怕因此要对新党耍一些手段。
他要把司马光与王安石都送上神坛！
给旧党与新党分别塑造一个完美的政治人物榜样。
由雄州、霸州分别传回来的奏折，在众宰执手中，无声的传阅着。石越知道，殿中的每个人，心里想的，肯定不会只是辽人的南侵，他们各有各的小算盘。不过，他倒并不担心，两府的宰执们，即使谁对司马光真有什么不满，除了章惇这样的人，是不会有谁真的会轻易自己亲自出马来当廷攻击的，更何况如今还有了章惇这个前车之鉴。一个宰执要对付另一个宰执，当然是借助台谏比较方便。
石越心里也知道，客观上，当辽人南侵的战报传到汴京的那一刻，在政治上，他就已经占据了一个最有利的位置。天予其便的是，司马光又正好一病不起！
新党的许将势单力孤；旧党因为此前的判断失误、兼之司马光病重，正是三军夺气之时；韩维年迈，也无野心与他争雄；至于韩忠彦、李清臣，资历、羽翼、人望，皆无法与他比肩。再加上他还有领兵收复河西的经历，便是高太后，此时也不能不倚重他。
这内东门小殿，所有的人，都是在等着他开口说话。
果然，当吕大防传阅完那几份奏折交给陈衍送回帘后后，一直沉默不语的高太后终于开口了：“石丞相，契丹果然背盟犯境，君实相公又病重不起，你说朝廷该如何处分是好？”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石越身上。人人都能感觉到，表面上还保持镇定的高太后其实也慌了，她一开口，竟不是从容的问“诸公”的意见，而是直接问石越的意见！
“太皇太后！”石越缓缓出列，拱手行礼，高声回道：“契丹毁盟背信，乃是自取败亡，太皇太后不必忧心。”无论他心里有多慌乱，在这内东门小殿，他都必须表现得胸有成竹。
“太皇太后放心，我大宋如今国库丰盈，士甲精练，只因两朝结盟，通好已久，不欲失信义于万国，且念及兵戈一起，死伤必众，大伤天和，方委曲求全，谋求两国之和好。他契丹虽强，难道我大宋便是弱国么？！他辽人既背盟在先，那臣敢请太皇太后颁诏于天下——我大宋若不能击破辽军，将契丹逐出国境，乃至收复燕云，誓不言和！”
石越厉声说出这番话来，真是一殿皆惊。众人都没想到一向谨慎的石越，竟敢出此大言，毫不留退路。高太后也是惊疑的望着石越，道：“丞相虽有决胜之念，然……”
她话未说完，便见石越跪拜于前，慨声道：“太皇太后！主辱臣死！契丹既敢犯境，太皇太后若信臣用臣，臣若不能将击败契丹，将其逐出塞外，臣甘当军法！”
“丞相果然有此信心？！”如此决然之话，令高太后也不由大感意外。
“太皇太后素知臣非徒知妄言之辈！”石越斩钉截铁的回道。
“好！”连高太后也不由拍座而起，望着石越，道：“丞相能破契丹，吾亦能专任丞相！”
“谢太皇太后恩！”石越连忙顿首拜谢，“臣敢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丞相请起！”高太后凝视石越半晌，缓缓坐回御榻，一面对众人说道：“诸公都听到了，御敌之策，吾一听于子明丞相！”
她话音刚落，范纯仁与苏辙已躬身颂道：“太皇太后圣明！”其余众相措手不及，不得已下，也只得纷纷附和。
石越谢恩起身，又道：“太皇太后不以臣愚钝，委臣以大任。然天下之事，臣敢专任其责，不敢专任其事。臣敢请太皇太后，组御前会议，非常之时，暂合并两府事权，以专其事。”
“御前会议？”
“正是。”石越欠身道：“与契丹之战，乃是倾国之战。必集全国之财力、人力、兵力，方能成功。臣以为，兵部尚书韩忠彦、枢密副使许将、兵部侍郎司马梦求、枢密院都承旨刘舜卿、副都承旨唐康、职方馆知事种建中，皆知兵善谋，可委之以军务，枢府、兵部之事，由此数人统筹谋划，必无错漏。”
“户部尚书苏辙、工部尚书吕大防、吏部侍郎王存、工部侍郎曾布、权司农寺卿唐棣、权太府寺卿沈括、权知军器监事蔡卞，素有能名，凡财用、粮草、衣物、兵器、役夫之事，由此数人统辖，数十万大军，供给可保无虞。”
“此外，刑部尚书李清臣，御史中丞刘挚、知开封府王岩叟，凡纠察天下，以防小人趁机兴乱，委此三人，则反侧自消。至于诏告文书、讨敌檄文，则委以翰林学士安焘、苏轼，都给事中胡宗愈。而臣与君实丞相、枢密使韩维、吏部尚书范纯仁总领诸事，凡事议而后行，庶几不误国事！”
石越的这番安排，算是煞费苦心。他知道高太后虽然此时说让他专任其事，但他到底不可能真的便就此专权独任，否则用不了几天，高太后便会想办法来架空他了。他提出这个御前会议，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自然也是为了让高太后安心。而这御前会议中，最关键的当然是兵权与财权，前者直接决定战场兵力调度、将领之任命，后者则关系到不让军队饿肚子，维持长期作战之能力。他一方面要将要这两者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以便能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又必须让高太后与朝中各派势力觉得可以接受，因此，他让韩忠彦与许将来分掌军务，而以吕大防、王存这两个旧党，来参掌财权。虽然人人都知道，他实际上将自己的心腹，凡是能够资格安插进去的，都安插进了其中，但这对众人来说，毕竟是意料中的事情。
果然，殿中众人，无人表示异议。连高太后也满意的点了点头，道：“丞相此策甚善。”
“谢太皇太后。”石越又道：“如此，则今晚便征召诸人，自明日起，皆至尚书省办差。今晚便要劳烦韩相公、许相公召集司马梦求、刘舜卿诸人商议，弄清楚若西夏东犯与否，各能调动哪些西军东援？沿途各要经历哪些州县？明晨好将这些送至苏相公、吕相公处，以便二位相公安排各州县准备路途之军粮供应。此外，须敦促种建中，尽快查明契丹之兵力部署，京师禁军哪些留守，哪些北上，也要有个章程。”
他说得虽然客气，但这俨然已是命令。韩忠彦与许将对视了一眼，默然不语。见高太后点头道：“那便辛苦二位相公。”二人这才出列，欠身应道：“臣等必不辱命。”
石越又对高太后说道：“此外，契丹既然南犯，沿边诸州，断难阻其南下。自河间、真定至大名之间，诸州县百姓，是否要令其南撤？还有，辽国使馆，是囚是杀？这两事事关重大，须请太皇太后圣裁！”
“辽国使馆，且先囚禁起来罢。我大宋亦有使臣在辽国，生死未卜，不便轻易杀其使者。只是这河北诸州百姓……”高太后沉吟了一会，方抬头问道：“诸公以为该如何处分？”
她话音未落，但见范纯仁已经出列，高声道：“臣以为此事何须多议？！自当令其南撤，辽人豺狼之性，若不南撤，是置于大宋子民于虎口。”
但是，其余诸相，却没有一个人附和他。
连吕大防也面露迟疑之色。
要南撤的至少有八州之地，总人口粗略估计，不下两百万！
虽然战事一起，总会有大量的难民南涌，但是许多有家有业的人，还是会固守家乡。这和朝廷组织南撤是完全不同的——若是朝廷发布诏令，那种情况下还愿意留守的人，将会少之又少。超过两百万人口的难民，无论宋朝财政多么宽裕，都势必是不能沉受之重！
就算在军事上能起到坚壁清野的作用，就算在政治上能争取民心……
本来这件事情，是可以不必考虑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这样的事情，朝廷从来都不会考虑要保护百姓离开自己的家乡，以躲避战争的危险。百姓是理所当然要承受这些的。
可是石越却提出了这件事。
若他不提，众人都可以当没有这事情。但是他既然提了，公然说不管那些百姓死活，却也没人说得出口。
没有人知道石越在想些什么。他要么就不该提起这件事；要么就应该支持范纯仁。可他提出这件事来，却把球踢到别人的脚下……
“子明丞相以为呢？”高太后显然也想明白石越在想什么。
“臣以为，事涉八州逾两百万百姓，是撤是留，该由两府共同决定。”
“唔。”高太后若有所思的望着石越，过了一会，才转向韩维，问道：“韩枢使是何主意？”
韩维这一生中，还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顾百姓死活的人，事实上，他是坚信自己一生中，是时刻以百姓疾苦为念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被石越架到了火上烤着。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该怨恨石越，还是该感谢他让自己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考验自己的良知。
迟疑了好一会，韩维才终于说道：“臣以为，不能下诏令八州之民南撤。”
高太后的目光在韩维身上停留了好一会，才移向韩忠彦：“韩相公？”
“臣以为韩公所言有理。”
“苏相公？”
“臣亦以为韩公所言有理……”
高太后一个个的询问着她的宰执们，没有人站在范纯仁一边。连吕大防都反对南撤百姓！
她终于又将目光移回石越身上，再一次问道：“子明丞相以为呢？”
石越沉默了半响，“是臣定策退守大名府，虽然当日并未想到这么快便会有契丹南犯之事，然既是如此定策，实际上便是臣已经出卖过这八州二百万百姓一次了！”
“一个月前，朝廷争论契丹是否会南犯。君实相公与臣，皆误断契丹将在九月南犯，故不欲仓促定策。一念之差，误国至此。臣算是第二次出卖了这八州二百万百姓！”
“俗语有云：事不过三。”石越抬头望着高太后，“臣已经出卖了这二百万百姓两次，实不愿再出卖第三次！”
“子明！”这一下，韩维是真的急了，他不顾礼数，转身望着石越，道：“为相者，当以大局为重！切不可意气用事。”
“韩公所言的确有理。”石越迎视着韩维的目光，但是语气却十分坚定，“不过，当年汉昭烈帝于败军之中，仍不肯抛弃百姓，这只怕不能算是意气用事。”
他转头面对高太后，“太皇太后，臣以为，只须我大宋不失恩信于百姓，大宋便绝无亡国之理！”
“子明丞相说得极是。”高太后点了点头，从容说道：“若谓我赵家将以结恩信于百姓而失国，老妇亦以为天下间断无是理！”
她说完，环视众人，离座起身，高声道：“草诏：令赵、冀八州州县官，谕告境内百姓，凡自愿南撤至大名以南安置者，听！沿途州县，许开仓廪赈济！”
“太皇太后圣明！”石越与范纯仁率先跪了下去，高声颂道。
“太皇太后圣明！”尽管心里面大不以为然，但是自韩维以下，其余的宰执们，也并没有坚持反对。
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史无前例的决策是对是错，也没有人能知道大宋究竟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连石越与范纯仁也不知道，他们心里都清楚，在军事上，在财政上，这毫无疑问都是一个极端愚蠢的决定。但是，这个决策，也许会让河北少死十万、甚至几十万百姓！为了这个原因，他们也愿意冒冒险。
内东门小殿议事之后，石越与韩维又领着两府宰执前往迎阳门幄殿，向小皇帝禀报了议事的结果。按故事，赵煦没有多少开口的机会，实际上他也想不出来什么好问的。尽管小皇帝成天想着北伐收复燕云，但战争真的来临，他对辽国的了解，却是少得可怜。而且，他显然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对这些反对他“先见之明”的宰执，还抱着一些抵触。
然后，宰执们便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韩维与韩忠彦、许将一道，彻夜召集密院与兵部的主要官员会议；李清臣则去知会开封府，亲自带人去辽国使馆抓人；而苏辙与吕大防则可以各自回府，休息一晚。石越与范纯仁虽然无事，却也还不能休息，他们还得去左丞相府，向司马光报告会议的情况。
当石越与范纯仁去到司马光府上时，司马光半卧半躺的靠在一张软榻上，只能用目光打量着二人。他依然还有知觉，清醒着，但是气若游丝，发不出声音来。
石越仍然详详细细的向他介绍着内东门小殿议事的情况，范纯仁则不时在旁边做一些补充。司马光显然是在认真的听着，时不时用不易觉察的动作点点头，有时则皱皱眉。石越知道司马光的夫人张氏在六十岁的时候便已经去逝，他生平不曾纳妾，张氏夫人共生三子，前二子皆早夭，只有司马康长大成人，自司马康死后，便是由他的一个族侄司马富来照料他的生活。但几年前，司马光将司马富也打发回了陕州老家，左丞相府上，便只剩下一些仆人照顾司马光的生活。此时，他的仆人们都远远的站在门外，规规矩矩的叉手侍立着，既没有探头偷窥，也没有人交头接耳，但是石越能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的的确确流露出悲戚之色。
这不由让他有些感慨，司马光的确能有这样的人格，能够让与他毫无血脉关系的人，都发自内心的敬重他。
当石越说到他们决定南撤大名府以北的八州百姓之时，他发现司马光的嘴唇在动，似乎是低声说着什么，他立即停了下来，认真的听着，但是却什么也听不到，然后，或许是因为刚才试着说话用尽了力气，司马光阖上了眼睛。
过了好一会，他才又睁开双眼，费劲的伸手，指了指榻对面的一个书架。范纯仁站起身来，顺着司马光所指的方向，走到书架前，那上面放着一册册的书稿，还有一个黑色的木盒。范纯仁愣了一下，取来这个木盒，回到司马光的榻边。
果然，司马光满意的点了点头。又伸手指了指房中的火盆，此时的天气，火盆并没有生火，范纯仁一时没明白司马光的意思，问道：“丞相是要生火么？”
却见司马光几乎是无法察觉的摇了摇头，又抬起手指，指了指范纯仁手中的黑盒子。
范纯仁怔了一会，才明白他的想法，“丞相是想叫我烧掉这个盒子？”
这次却是猜对了，司马光又点了点头。
直到此时，石越才突然间想起近二十年前，不，应该是十八年前，柔嘉曾经对自己说过的一件事情。他心里猛的一惊，他早就已经把这个盒子忘了个干净，没想到，此时还能再见着这个物什。
这一瞬间，他顿时明白过来司马光在想什么。
范纯仁却是什么也不知道，但他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吩咐仆人找来木炭，生起火盆，依言将那盒子，扔进盆中。
石越与范纯仁都是呆呆地望着那个木盒，在火盆中，慢慢烧成灰烬。二人都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司马光，便在此刻，已经永远地阖上了双眼。
河间府。
河间府本是秦代之上谷、钜鹿郡，南北朝时后魏在此设立瀛州，此名便沿袭至熙宁年间。熙宁间石越、司马光并路、裁并州县，才将瀛州升为河间府——这个名字来自于汉代，汉代在此设立过河间国。[223]河间也属于关南之地，是周世宗从契丹手中收复的地区之一。宋初在河北东面抗御契丹，是以高阳关为根本布局，因此，直至仁宗时，瀛州也属于高阳关路。但是，澶渊之战，契丹南下，围攻瀛州，结果在此城下，丢了三万具尸体！最终不得不绕城南下，自此以后，瀛州，也就是河间府便越发受到重视。因为河间府地处水陆冲要，舟车通利，转运方便。周围又全是富庶之地，东临沧州，兼有农田海盐之利。契丹若南下，占据河间，则进可攻退可守，深入河北、京东，来去自如；而宋朝若要谋取燕蓟，河间府也可以成为前进基地——从河间府到雄州，不过一百三四十宋里左右，之间又有河北路最重要的官道。因为其地理位较之高阳关更加优越，慢慢的，河间府便取代了高阳关的地位，宋朝在河北路，形成了西有镇、定，东有瀛、莫的钳形布局。
绍圣以来，司马光、石越经营河北防线，便是以真定府、河间府一西一东为据点，皆是池深城高，屯驻精兵，若北方之敌敢深入大名府，则此二镇之兵，便可断其粮草，攻其后背，将来犯之敌歼灭于大名府防线之前。所以，实际上，在司马光与石越的布局中，真定、河间，才是大名府防线之关键。若无此二镇，则大名府防线便成了单纯龟缩死守的一条防线。
也因为如此，真定、河间府驻扎的，乃是河朔禁军中，最为精锐的两只部队：武骑军与云骑军。
自石越得意以来，大宋枢密院、兵部，遍布出身西军的武官或者亲西军的文官，虽然收复河西后本来塞防重点已经转移到河东、河北，但事实上却是，一切兵甲配给，西军总是会暗中得到照顾，连禁军征募，那些看起来孔武能战的，也是由禁军上军与西军先挑，然后便轮到河东军，到了河朔禁军，就只有挑剩的了。其余诸如前往讲武学堂培训、各军校卒业之学员分配，样样都是上军、西军为先，河东军次之，河朔禁军与东南禁军最后。两府虽然曾经有意裁减部分西军，或者将一些西军调防河朔，但也是因为西军在枢密院、兵部的庞大势力，最后不了了之。
可以说，除了火炮配置、城防构筑这样直接由两府宰执决策的事情，河朔禁军事事皆受歧视。
河朔禁军中，惟一能得到平等待遇的，便只有武骑军与云骑军。这也是河朔禁军中仅有的两只纯马军。自从有了河套、河西之地后，虽然仍免不了要屯田养兵，但宋廷仍极注意保护那里的牧场，一方面以轻税鼓励汉人经营牧场，一方面对当地的蕃人也只征极轻的赋税，朝中战马来源，由赋税直接征收的只保持两三成，而七到八成则采取购买之方式——虽说官府之和买，总免不了要压低价格，但是绍圣以来，宋廷政治还算清明，且当地并非发达地区，物价较低，宋廷又严格控制和买比例，因此这十来年间，的确是大大促进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自从宋朝有了稳定的战马来源后，而且对与宋朝进行马匹贸易抱着极不乐意、百般限制的辽国，态度也转变了。再加上与西蕃、西夏的马匹贸易，宋朝的战马十数年间，就翻了好几倍。
以武骑军与云骑军来说，不仅配备了一人两马，此外，还配备了上千头的骆驼、骡、驴组成辎重营。这两只马军装备也远较其他的河朔禁军精良，它们既不是重骑兵，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轻骑兵。针对契丹骑兵以轻骑兵为主，配备少量重骑兵，战斗技能不仅仅长于骑射，马上格斗冲锋、近战也很出色的特点，武骑军与云骑军的骑兵们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搭配。每军中，有两个营的马军装备长枪、短枪、配剑、圆盾、手弩五种兵器，他们身穿一种特制的轻甲——胸前由一大块钢板防护，但手臂与大脚则几乎不受保护，戴着钢制头盔，战马则披上纸制马甲，短枪被用来投掷，长枪则用来冲锋，配剑用于格斗。另外三个营的骑兵则以骑射为主，他们只穿着纸甲，戴着很轻的头盔，战马则完全没有防护，配备弓、箭、手弩、短剑、小圆盾，还有五枚霹雳投弹。他们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无法将自己的骑兵训练得如同契丹人一样全面，因此只要求骑兵们掌握一两种战斗技能，比如弓骑兵就几乎不进行马上格斗训练。
这样的效果的确更好。
至少新任的云骑军都指挥使田烈武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怎么说，从训练上来看，他的弓骑兵熟练的掌握了马上骑射的几种姿势，而且射程也能达到要求，只是命中率低了点，只有不到三成的骑兵能达到五中三，大部分骑兵只能五中二。另外两个营的骑兵，从力量上看，也能让他满意。
对于田烈武这样的宋军马军将领来说，他就只能要求这么多了。培养精锐骑兵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汉朝骑兵之盛，不仅仅是因为汉武帝在长安组建了常备军，更是因为在民间，特别是关中地区民间有大量马匹，关中地区的“良家子”，虽然不能如塞北匈奴一样完全生长在马上，但也是从小就习于骑马射箭，这就保障了可靠的兵源供应。唐朝的骑兵之盛，除了国家拥有大量的牧场外，府兵制的存在，至关重要。当府兵制败坏后，大唐真正的骑兵，就很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以胡狄为主。所谓的汉人骑兵，大量的其实只是骑马之步兵。田烈武对这些典故并不清楚，但他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马军将领，他知道大宋的马军，大多战士从应募入伍后，才开始学习骑马，要精熟骑射之术，已属相当不易。若要让他们如契丹人一样全面，那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如十余年前的西军，在打了近百年的仗之后，拥有的少数几只马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真正的精锐敢战之士；还有选拨标准更加严格，对天赋要求更高的上军……宋军中马匹的短缺是这十余年才开始改善的，朝廷鼓励民间养马，宣布对每户养马五匹以下不征赋税，是更近的事。也许再过十五年，大宋的马军也能拥有稳定而可靠的兵源供应，生长于中户与上户，打小骑在马上打猎、耕地、拉车，只有当这样的人多起来，大宋的马军，才会真正的强大起来。
至于现在，田烈武甚至不敢期待如今的西军马军也能如契丹人一样全面，虽然他相信西军仍值得信任，因为如今掌握着西军的，依然还是那些经历过战阵的校尉、节级。
所以，云骑军已经令田烈武十分满意。
他手握一万骑兵，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虽然他是新官上任，对部下还欠缺了解，威信也未建立起来，而且这只部队从未有过实战的经历，但当四月十日他收到辽军入侵的战报时，他仍相信，他有足够的领兵经验，完全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大有作为。
四月十二日，他见到了由归信城一路南下，前来求援的使者。他本来已经在考虑发兵北上增援，因为据使者所言，辽军的兵力不多，若依托于瓦桥关、归信城，他完全可以与辽人一战。虽然河朔禁军经常有将领坐拥大军、避战不前而见死不救的事情，但这可不是西军的传统。西军许多失利的原因与河朔禁军正好相反，他们是在前去救援的路上被人设伏以待。虽说战败皆无荣耀可言，但相比而言，田烈武也是宁肯败在救援的道路上。况且，归信城的战况、使者的忠义，的确也让田烈武为之动容。
但是，当天晚上，雄州传回来的战报，却让田烈武不得不告诉那位使者一个坏消息——归信已经陷落。而他的上司，河间知府更是直接拒绝了他想救援雄州的要求。而知河间府在战时，的的确确是河间府内所有驻屯军事力量的最高长官。
幸运的是，十四日，他迎来了一个新上司。新任判河间府，正是刚刚罢相的前兵部尚书章惇！章惇是在上任的路上听到了辽人南犯的消息，便抛下从人，自己单骑快马前来，接掌河间府一切军政事务。
章惇到任当日，便答应了田烈武北上增援的请求。
田烈武已经整装待发，然而，当天晚上，从莫州又传来紧急军情——雄州陷落！柴贵友、赵隆生死不明。
局势仿佛在顷刻间坍塌。
从十四日起，从雄州、莫州南下的难民蜂拥而来，附近的百姓也纷纷涌入城中——如束城镇这样的小城不能给他们安全感，无数的百姓向河间府涌来。
但河间府只是一座城周十二里的城市而已。它能承载的人口是有限的，很快，街道上到处都睡满了逃难的难民。对于粮食的压力更是陡然增大。
十五日，辽人兵锋进入莫州境内，莫州北面的鄚镇被洗劫一空。
十六日，辽人绕道攻入莫州东面的长丰镇，在长丰镇放了一把火，将该镇烧了个精光。
当日更是传来谣言，风传霸州也已经陷落。因为霸州音讯隔绝已经许久，雄、霸之间，辽军遍布，章惇与田烈武一商议，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假定霸州的确已经沦陷。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辽人在攻下雄州后，一直没有直接攻打莫州城。二人猜测也许是攻下雄、霸，让辽人损耗太大，他们不得不休整数日。
章惇开始更加雷厉风行的整顿河间防务。他下令禁止难民再进入河间府，迫使更多的难民不得不继续南下，一面则在沿途而来的难民中，招募习练过弓箭、武艺的青壮，充入巡检。又派人带了一大堆忠士、锐士、守阙忠士、守阙锐士的空白告身，前往河间府各县、镇、村，颁给各地之忠义社、弓箭社的头领，让他们听令于河间府巡检，平时互相联络，定时向河间府报告消息。又颁下赏格，鼓励他们在辽军进入河间府后，敢于攻击小股辽军。驻扎河间府的宋军，原本除了云骑军外，尚有神卫营第十六营、以及河间府巡检三百余人，章惇大举募兵，兼之河间府本是做为重要军事据点经营，府库之中，兵甲堆积如山，数日之内，他就把河间巡检扩充到了六千余众！
有了这六千余巡检，再加上城墙上那二十余门火炮与整整一个营的神卫营，章惇与田烈武一合计，与其坐等着拥有火炮之利的辽军从容攻下莫州再兵临河间城下，倒不如北援莫州，维持着莫州不被攻陷，也可减轻河间府的压力。兼之据此前雄、莫传回来的战报，辽军骑军只有数千人，显然只是先锋部队。于是，十七日，田烈武便亲率三个营五千余骑军，北上君子馆。君子馆北距莫州州治任丘县四十里，南距瀛州城三十里。田烈武无论北上增援莫州，还是南撤回瀛州，以骑兵之速度，半日可至。
然而，让田烈武纳闷的是，他在君子馆呆了三天，一直等到二十日，除了发现小股的辽军斥侯外，韩宝并没有对莫州发起进攻。辽军的前锋，只推进到鄚镇，便停了下来。
田烈武与他的参军们商议了数次，都没能猜到韩宝到底在想什么，辽军究竟发生了何事。
契丹发动这场战争，必然有其目的。田烈武与他的参军们能想到的，不外乎四个——其一，灭亡大宋；其二，报复大宋终止条约，试图通过突然的战争，迫使大宋重订城下之盟；其三，报复大宋，但报复的方式是夺取关南之地，或固守，或迫使大宋用财货赎回；其四，报复大宋，但报复的方式是如历代塞北胡狄所做的，劫掠大宋的沿边州郡，既能抢夺财物，亦能令大宋不堪其扰，最终不得不求和。
而且，只要战争获利，辽人便能再次确立对大宋的优势地位。
除了第一个战争目的，其余三个目的，皆有可能。田烈武的参军们虽然事先想不到辽人真的敢于南犯，但当战争开始，他们倒是很容易的理解了战争的原因——既然是岁赐确立了宋辽的百年和平，没有了岁赐，自然就不会再有和平。
顺理成章。
只是他们不知道辽军的战争目的，不知道辽军究竟是开始了一场多大规模的战争，他们就只能去猜测辽军的想法。
没有几个人相信辽军只是小打小闹，仅仅是想劫掠沿边。辽国已经不是一个蛮夷国家，而且大宋如今国力正盛，绝不可能对辽军的劫掠忍气吞声。劫掠沿边等同于邀请宋军去收复幽蓟，无异于将辽国的南京道与西京道也变成战场——这样一来，双方的损失是相当的，而这对辽国显然不利。
而且，辽军南犯之前隐蔽得如此之好，又选择四月进军，如此煞费苦心，亦非小打小闹的迹象。其明显便是想打宋军一个措手不及。
既是如此，他们便应该迅速南下，在两三个月内，西军驰援之前，突破大名府防线，击溃河朔禁军，迫使大宋签订城下之盟——如若河朔禁军果真在西军到来之前就被击溃，西军数千里赴援，孤军作战，亦难有什么大作为，而且若西军急于复仇，反而可能被辽军各个击破。总之，若能如此，辽军至少能牢牢掌握着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宋军想要复仇至少也将是几年以后的事。
若其目的只是夺取关南，亦当及早攻取莫州，才能集中兵力，围攻河间，以便在宋军援军赶到之前，先攻取此城，避免腹背受敌。占据关南之后，便可取得先手，利用关南之积聚，与大宋争雄于河北。如此一来，大宋整个河北皆沦为战场，势必损失惨重。而契丹国力所受损耗则能减到最小。河北腹地利于骑兵驰骋，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契丹将能尽得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