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

大相国寺。大宋故左丞相司马光的灵柩，刚刚由此出发，在司马光的侄子司马富，以及尚未成年的嫡孙司马植的护送下，返回陕州老家安葬。前来送行的汴京百姓，挤满了从大相国寺至万胜门的道路，汴京的内城、外城、甚至西城以外，数十万的百姓，密密麻麻的跪在道路两旁，焚香烧纸，泣如雨下，哭声震天。

虽然司马光遗表上，请求薄葬，并且希望不荫封其后代，但是，宋廷仍然违其遗命，不仅赏赐司马家银一万两、绢两万匹用来大办丧事，而且由朝廷选派内官、相士前去堪察风水，并调动司马光故乡陕州附近四州的厢军、征募民夫共数千人，经营墓地。

宋廷追赠司马光为太师、陈王，由高太后亲自定谥为“文正”，配享高宗庙廷，位王安石之前。同时，宋廷又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舒王，并与司马光一道陪祀孔庙，微妙的区别是，在孔庙，则是王安石位在司马光之前。

司马光得到的另一个殊荣是，由太皇太后与皇帝下旨，允许陕州建陈王庙，祭祀司马光。

在大相国寺时停柩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全部亲临太相国寺，拜祭这位“人臣楷模”。对于司马光唯一的直系血脉，司马康的幼子司马植，不仅由高太后特旨赐爵骑都尉，皇帝还亲自替他选了个老师——桑充国。这件事情是石越与范纯仁都始料未及，而又求之不得的。

小皇帝只是无心之举，但是由王安石的女婿来做司马光嫡孙的老师，这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无疑令许多人侧目。

司马光的祭文由范纯仁与苏轼分别撰写，此外，行状由范纯仁撰写，墓志铭则由石越撰写。三人在祭文、行状、墓志铭中，除了盛赞司马光的道德、功业、文章，更是异口同声的极力推许他与王安石之间和而不同，共辅高宗，致宋中兴之美德。范纯仁的行状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赵顼、王安石、司马光这君臣三人之“相得”，在他这篇叙述司马光一生事迹的行状中，赵顼对司马光，是与王安石一样的“君臣相得”，而王、马之间，则是政见不同，但皆同心为国的“君子之交”，他极力赞扬王、马二人，不因私交之厚而废公见，亦不因政见之别而生党争，宣称二人之关系，实是人臣交往之万世典范。

这篇《司马文正公行状》，由《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为首的全国性报纸全文刊发，石越百忙之中，又与陆佃深谈一宿，请陆佃替王安石重写了《王文公行状》，与范纯仁相呼应。然后又将两篇行状一道合刊成《王文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印了十万册，免费颁发给各州县之学校与藏书楼。

为了应对新党的攻击，石越与范纯仁还不断的宣称，司马光早就预料到了契丹的南犯。高太后也非常默契的配合他们，在召见几位知州之时，她突然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宣称外界对司马光多有“冤枉”，她表示司马光在密对之时，是支持废除与辽国的盟约的，并且此事最终得到推行，正是司马光“力主之”，她方才允诺。又说司马光在密对时数度提醒她，契丹有可能南犯，并且积极筹划应对之策。只不过契丹人过于狡黠，未能在司马光预料之九月后南犯，而是提前犯境，司马光又不幸得病去逝……她宣称司马光在公开场所之反对，只是为了保密，并且防止国内出现人心不稳。

高太后的话，无疑是极具权威性的。

无论是谁，都绝不敢公开质疑高太后撒谎。况且，大宋朝也绝不会有人相信，高太后会为了一个臣子而撒谎——哪怕那个臣子是司马光。另一方面，她所谓的“密对”，自然是别人谁也无法证实的。

于是此事就此定论。

石越心里算是彻底的松了一口气，他比谁都明白——高太后开了这个口后，终大宋之世，只要还是赵家的子孙在当皇帝，这个案就永远翻不了。人们既不可能找到证据指责高太后说谎，更不敢如此指责，毕竟那是大不敬的罪名。

虽然肯定会有许多大臣在自己的私人著作中，记录着不同的说法，这一点石越倒是非常能肯定，这些大臣们根本不会理会什么“大不敬”，想想宋太宗虽然硬生生的修改国史，将自己改进了陈桥兵变，并且还成为重要的策划人——可就是这样极为敏感之事，这些士大夫也敢在笔记小说中有意的留下不同的记录——比如，倘若石越此时能带兵去抄了苏辙的家的话，他多半就能找到这样的文稿，正躺在苏辙府上的某个书柜之中……关于司马光的真相，更加不可能不被记叙。

但那已经无关紧要。

当这些私人著作被公布之后，当事人早就去逝了。而且，只要有高太后的证言被国史馆记录在案，这最多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的疑案，而官方无论如何不可能不采信高太后之证言。

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胜利。

若非契丹大举犯境，石越断难想象他的计划会如此顺利，高太后出于她的立场做出的配合，更加远远超过石越的预期。

但是另一方面……

石越端坐在大相国寺的这间禅室内，用眼角瞥了一眼茶几上的一份报纸——“阳信侯束城大捷”七个大字，立即跃入眼帘。

“束城大捷！”石越在心里苦笑，那已经是整整一个月前的旧闻了。

如今已经是五月二十七日，距契丹大举南犯，已经有五十天。而“束城大捷”，依旧是目前为止，大宋军队在河北取得的唯一令人瞩目的胜利。

大宋所有的报纸都宣称，阳信侯田烈武在束城小李庄，奇袭辽军先锋两万余众，斩首八百级，生擒生女直军统领完颜阿骨打以下五千余众。如今各路大军已接近河北，契丹之覆亡指日可待……

但实际上，田烈武虽然招降了生女直军近两千人，却差点被韩宝打了个措手不及，若非张叔夜与李昭光率部狙击韩宝，令田烈武安全撤回河间府，这位阳信侯，此时说不定已经是韩宝的阶下囚。

束城大捷是一场惨烈的大捷。

云骑军的表现超过两府的预期，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仅仅披挂纸甲，只会骑射而缺少近战之能的云骑军第一营，在韩宝的三千先锋面前，展现了令人惊讶的英勇。据事后的战报，第一营的军法官主动在阵前充当肉盾，张叔夜与李昭光巧妙的指挥着这些弓骑兵们且战且退，双方激战近两个时辰，因为兵力、战斗力、骑术全面居于劣势，第一营始终无法脱离辽军的攻击，在离束城镇不足的两里的地方，被韩宝分兵包夹成功，几乎全军尽墨。此役最终只有张叔夜与李昭光带着一百余骑突围出来，但路上又被辽国追击了二十余里，当他们逃至河间府时，整营人马，只剩下不足五十骑。

而韩宝先锋军的损失，据张叔夜与李昭光的战报，不会超过三百人。而且大部分的辽军，都是被霹雳投弹炸死，死在云骑军箭雨之下的，少之又少。

歼灭云骑军第一营后，韩宝随即率部直抵河间府城外。他砍下了第一营千余名战死将士的人头，在河间府外，插上了一千多根木桩，每根木桩上，都挂着一个宋军的人头。

他的用意是想激怒城中八千余云骑军出城野战，即便不能如愿，也能羞辱云骑军，打击其士气，同时令城中居民感到惧怕，埋下动乱的隐患。

幸好章惇与田烈武还算冷静，二人遣使执剑把守各道城门，只以火炮进行还击，勉强稳住了河间府的局势。

伏击韩宝是一回事，与之堂堂正正决战又是另一回事。倘若田烈武中计出击，与韩宝野战，纵然是打个两败俱伤，后果也不堪设想。即使契丹无法趁机一举攻克河间府，没有了骑兵的河间府，也是毫无意义的河间府。辽军只要用少量兵力监视，便可以大摇大摆继续南下，而毫无后顾之忧。

好歹章惇与田烈武没将这只起到战略意义的马军，当成战术部队在战争初期就给拼光了。只要云骑军还在，八千云骑军也许打不过三千契丹先锋，但契丹要想盯住这只马军，保护自己后路的安全，就不是三千之众可以办到的。

尤其是，在经历过束城之战后，两府对云骑军更加寄以厚望。断不愿意这只刚刚能够让人看到希望的河朔禁军，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折送了，那样对整个河朔禁军的士气，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

但接下来，两府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多少好消息。

四月二十九日，耶律信在屡屡被雄州守军从地道中骚扰，而又无计可施之后，干脆一把火将整座雄州城烧为平地。

四月三十日，辽主与耶律信率军抵达莫州，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攻克缺兵少将的莫州城，莫州知州、通判自杀殉国。

五月一日，辽军攻取君子馆、束城。

五月二日，辽军攻取河间府之肃宁城、肃宁寨。

五月五日，韩宝绕过河间府，攻入深州，当日正好拱圣军北上，路过深州，双方在滹沱河边小规模交战，契丹援军赶到，姚兕退守深州，与辽军僵持。

姚兕的举动令枢密院大为恼火，表面上看，拱圣军进驻深州，正好位于河间府与真定府之中间，与云骑军、武骑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线，可以阻止辽军继续深入，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深州城垣不修，四顾无险，非可守之地，拱圣军挡在辽军主力南下的大道上，很有可能被辽军围歼——他所谓的“互为犄角”，是云骑军、武骑军皆不敢轻易支援他的“互为犄角”。

枢府立即严令拱圣军北进河间府，与云骑军合兵，以威胁辽军后路，但敕令往返，早已耽搁时日，而姚兕亦回覆枢府，称拱圣军与辽军僵持，无法轻易脱离。韩宝已经深入深州，河间之地虏骑密布，拱圣军更不敢轻进河间府，恐中途被契丹算计。

这些虽是事实，但姚兕也有自己的算盘。深州境内有滹沱河横贯，一到夏季，就常有暴雨，引致河水大涨。时至五月，气侯有利于宋军。辽军主力若是全部渡过滹沱河，围攻深州，一旦滹沱河水涨，他就给了云骑军极大的活动空间。若是辽军主力不敢渡河，姚兕就可以等着河水大涨之后，进攻滹沱河以南的辽军。总之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拱圣军都会成为战场的中心。

但问题是，枢府对拱圣军的信心，明显不及姚兕。枢府也不想将战场定在深州。

而辽军的行动，也比姚兕想的更加快，五月十五日，耶律信给韩宝增兵至两万骑，韩宝立即包围深州。万幸的是，十六日深州就开始下暴雨，辽军不习雨战，韩宝不敢在深州城外久驻，北撤武强县，牢牢控制住武强县与河间府乐寿县之间官道上的几座滹沱河木桥与渡口。姚兕立即率拱圣军追击，双方在武强附近交战数日，辽军虽然兵力占优，但不习惯暴雨作战，而拱圣军始终是禁军精锐，亦非河朔禁军可比，双方互有胜负，皆不能取胜。韩宝控扼要道，姚兕眼见着滹沱河还没有涨大水，害怕滹沱河北面辽军渡河支援，只得引兵退回深州。

幸亏这姗姗来迟的暴雨——以往这可是宋廷最痛恨之事，每到此时，滹沱河泛滥成灾，治河救灾，年复一年。不想此时，却也阻住了辽军深入之步伐。

据前线传回来之情报，大雨开始后，辽军主力便驻扎于莫州、君子馆、肃宁城，一面西掠顺安、永宁二军，一面静等暴雨结束——滹沱河的雨季，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耶律信也非常精明，他提前给韩宝增兵之后，即使遇上滹沱河涨洪水，两军隔绝一段时间，宋军轻易也吃不掉韩宝。

如此一来，在暴雨之后，控扼要道的辽军将更有优势，而拱圣军的位置愈加尴尬。而这大雨也影响到了宋朝这一方，赵冀诸州百姓南撤在大雨的天气里，更加困难，速度也变慢许多。更麻烦的是，四五月间，陕西至汴京，也下了几场大雨，虽然西军走的是官道，道路所受影响较小，但是在枢府严令下冒雨行军的西军，行军速度却是大大变慢了。

但稍可安慰的是，在其他次要之战场上，宋军的局面倒还不算太难看。

如今形势已经清晰许多，东线之霸州在燕超的坚守下，仍然没有被攻破，信安军、保定军也全都在宋军手中。而辽军在损兵折将后，也放弃了继续强攻霸州之打算，转而南犯清州。五月十日，一只数千人的辽军渡过黄河北流，进入沧州境内。

枢府于五月四日正式采纳唐康等人的建议，征调虎翼第三军协防东线。但枢府以为黄河东流不足守，改令虎翼第三军北上沧州，配合沧州八寨，在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巡弋，而令滨、棣诸州于黄河东流设警，仍然做好随时南撤之准备。

沧州之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而且沧州境内河道密布，到处都是塘泊水淀，不利于大股骑兵活动，州境内有名的“沧州八寨”，虽然兵少，而且多以教阅厢军驻守，但也不容易攻破。因此，枢府判断辽军几乎不可能攻下沧州，他们对沧州的最大威胁，是焚掠境内，甚至越过黄河东流，一路南下直至京东路。因为沧州境内之兵，守城寨尚可，但根本不足对犯境之辽军形成实质威胁。

若虎翼第三军协防沧州，虽然虎翼军之海战大船不可能深入沧州境内之河流，他们只能三百料、千料级战船为主，以兵力而言亦不可能防守全部河段，但仍能对辽军起到极大的威慑作用。在虎翼第三军赶到之后，即使这只深入沧州的辽军已经越过浮水南下，但他们一旦得闻后面有宋军水师出现，在归路出现威胁，与后续部队之联系被切断的情况下，他们继续越过黄河东流南犯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但滨、棣诸州与京东路所受之威胁，并未完全解除。而此时，枢府已经不得不开始考虑东线之辽军在无法继续深入后，只留下小部分兵力对霸州、沧州保持压力，转道与主力合兵之可能。

而在西线，则是虽无大败，情报却一片混乱。广信军、安肃军、保州、定州、高阳关、博野、真定府、祈州……各府、州、军传回来的情报，都不相同，而且多有抵牾。前一日才接获段子介战死之消息，后一日就传来段子介的公文，称他在某地又攻击辽军得手。

西线各军、州各自为战，只有定州段子介力主主动出击，并隐晦的要求整个西线的指挥权，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以他的资历，即使给他指挥权，亦无济于事，反而会更加麻烦。段子介弹劾真定府的武骑军畏敌如虎，辽军一百余骑自府前而过，万余骑精锐骑兵竟然作壁上观，不敢出战。而真定府与祈州之守臣却也指责段子介轻率草莽，轻侮同僚，还弹劾他在各州招集亡命无赖，有非份之想，说他遇敌而不敢战，却常常杀良冒功，部下不守军纪，焚掠乡野，过于辽寇。若非石越对段子介颇为了解，他又得到小皇帝的赏识，段子介只怕已经被两府问罪了。

西线至今都无法准确判断究竟有多少辽军。虽然段子介俘获了萧阿鲁带之养子萧继忠，但此君还在被押送来汴京之路上——两府无人相信段子介此功，甚至不肯让报纸宣扬此事。在对这个萧继忠进行审问之前，枢府只能由各军州之战报进行判断——但若这些战报全都可信的话，西线的辽军至少超过二十万！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西线各州皆异口同声表示，五月十日开始，西线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部族军。

辽军多半是增兵了。

但他们的战略意图无法判断，开始枢府根据各州之战报，判断萧阿鲁带部将在深州提前与辽军主力合兵。然而他们又频频接获辽军在真定府境内活动之情报，甚至还有情报显示辽军逼近井陉——这令得枢府大为紧张，以为辽军竟然是妄图打通与河东之通道，夹击河东……所幸目前这只虚惊一场，很快又有小股辽军出现在赵州境内。

但越是混乱，刘舜卿反而越是坚信通过西线辽军之行动，可以判断全部辽军之作战意图。

前提是，他们能拨开西线情报混乱之迷雾。

辽主已经向天下颁布了他的《讨宋檄文》，在檄文之中，辽主指责了宋朝的“背信弃义”，这笔账一直从辽国内乱算起，斥责宋朝不顾两朝盟好，不顾君臣之义，天理人伦，暗中支持辽国之叛臣，趁火打劫，背弃澶渊之誓，干涉辽国之“家奴”高丽事务，威逼利诱使其背主，在两国贸易中奸诈无信，谋求暴利，压榨辽国百姓，又故伎重施，试图在辽国的“家奴”阻卜、女直中煽动不满。此外，檄文还抨击宋朝“穷兵黩武”，十数年间，就先后在西夏、西南夷、三佛齐用兵……檄文整整罗列了宋朝十八条罪状，宣称辽国以上国之邦，对宋朝屡加容忍，并历数了辽主包括保全西夏等事迹在内恩义仁德，是宋朝不知好歹，再次毁约背誓，并且大修边备，对幽蓟之地有觊觎之心，辽国才不得不先发制人，惩罚赵氏。

这篇檄文写得的确是铿锵有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韩拖古烈之手。这个时代并无国家主权观念，他始终站在信义、君臣、主仆这样天下公认之大义之下，说得辽军倒真似是一只义师了。

而檄文中也提出辽国的三大要求：恢复澶渊之誓；宋朝放弃对山前山后诸州的野心、承认那是辽国之土地人民；宋朝退出高丽，承认辽国对高丽的唯一宗主权，并且立即停止在阻卜、女直诸部中的挑拨离间，保证永远不直接与隶属大辽之诸部进行交往。

这份檄文的确分化了一些宋朝的士大夫，石越也听到一些议论，许多人认为辽国之要求并不过份，尤其在旧党之中，即使主战派也只是认为除了恢复澶渊之誓无法接受外，后两条要求是完全可以让步的。幽蓟诸州虽然无法公开放弃，但至于为了对高丽之宗主权而与辽国打仗，这在宋朝国内，依然还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对辽强硬派，也不敢将此做为战争的理由。

这是宋朝与汉唐之显著区别，士大夫与民众都还没有做好成为“天下共主”之心理准备。

而宋廷对辽国的回应，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一起草写的《讨契丹诏》。

诏书的内容十分简单：

“契丹本匈奴余种，窃据北国，僭称尊号。蠢兹北狄，匪茹其力，屡犯大邦，不遵理道。今又恃牛马之肥、肆蜂虿之毒，忘我大惠、侵我边州。朕闻《春秋》之义，大九世复仇，耻城下之盟。朕已遣上将，大益精兵，诸路齐驱，克期剪戮此贼。天下士民，有能应接王师、纠合徒旅、雪此世仇者，朕当不吝爵赏。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使朕负万世之讥、诸夏蒙夷狄之辱者，当斩于东市，以谢天下。布告中外，咸知朕心。”

与这份《讨契丹诏》一同颁布天下的，是另一份《募天下雄豪杀番贼诏》，御前会议立下的赏格是：生擒契丹一人或获马一匹，赏钱二十千；斩首一级，赏钱十千；十人级以上，即加奖官职。所获财物，赏之。擒斩首领以上，令有司上奏，另加优奖。战后凡愿从军者，优先录用；愿归农者，免赋役三年。

这两份诏书及时的中止了宋朝内部出现的分歧，至少是暂时压制住了各种反战派的声音。

但石越心里也很明白，无论诏书写得多少斩钉截铁，决定战和意志的，仍然是实力。倘若河北战场上节节败退，再如何慷慨激昂的文告，也阻止不了反战派与议和派的声音抬头。

石越与范纯仁已经有了共识，他们不介意在战争之前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战争，但是，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必须带给宋朝一场胜利。除了战胜者的身份外，他们不打算接受任何其他的结局。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背水一战的境地。过刚则易折，只知战而不知和亦并非明智。但石越与范纯仁选择了破釜沉舟。

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明智。

不过，即便是选择了破釜沉舟，他们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契丹。

西夏使馆不断的向宋朝示好，职方馆已经向安插在西夏的细作下令，以期确定李秉常的真实态度。但这需要时间，不过以职方馆对西夏渗透之深，既然迟至此时仍未有不好的消息传回来，而西北诸边州也没有传回西夏军队异动之消息，那么石越便几乎可以断定西夏人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迁之后，也创立了一个专门的间谍机构“四方察访司”，不过，他的四方察访使本身便是大宋职方馆的间谍，而在西夏，职位比这更高更机要的宋朝间谍，还有三四个。至少目前来说，唯一能阻止宋朝对西夏动静了解的，只有它们之间的距离。

但这些都是极机密之事，无论是为了安抚李秉常，还是巧妙的巩固西夏内部亲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对这些间谍少起一点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给西夏一点甜头。

然而朝中有许多的强硬派官员对此极为反对。他们认为西夏无论如何都不敢东犯，就算东犯也是自取其辱，这些对李秉常恢复年号之举动耿耿于怀的官员，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给李秉常的礼物——以市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

人人都承认既然辽国已有火炮，西夏拥有火炮也就是迟早之事。也没有人会认为卖给西夏两门火炮会对宋朝造成什么威胁，即使西夏能够仿造，其产量与性能短时间内亦难以与辽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种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人能从宋朝这里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人。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丽人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但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口应允下来。高丽人既然心存观望，御前会议干脆给秦观下达敕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使高丽人尽快向辽国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在胜负未明之前，他们绝不敢轻易得罪辽国。他们的使节已经开始向两府诉苦，委婉的表达希望宋朝减免其债务之要求——他们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开价了。

站在高丽之立场，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宋廷之内，甚至是御前会议之内，对此也是态度两极。韩忠彦与刘舜卿等人皆认为高丽是否出兵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即便高丽乐于参战，倾国而出，亦未必有能力战胜东京道内之现有辽军，更何况高丽必不会尽全力。因此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过多的代价。但韩维与吕大防却力主拉拢高丽，二人主张倘若高丽能够在九月之前，出兵五万，进攻辽国，宋朝便免除其全部债务。

虽然最终御前会议向秦观下达的敕令中，采纳了韩维与吕大防之主张。但怀疑、猜忌、不满的情绪，仍随处可见。

更大的麻烦出现在国内。

御前会议早就决定在河东、河北分别设立宣抚使司。但宣抚使的人选却难以定夺。

石越一心想让章楶担任河东宣抚使，统辖河东境内之兵马。不料小皇帝突然质疑章楶质历不够，提出要令吕惠卿出任河东宣抚使。而朝中竟然也出现奏折与小皇帝相呼应……虽然这些人官阶不高，但石越与诸宰执们除了借口吕惠卿从未领兵、不熟悉军务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借口来搪塞皇帝。

然而麻烦的是，原本石越与范纯仁、韩维等人商议，要以韩忠彦出任河北宣抚使……韩忠彦本是各方都十分满意的人选，他又是遗诏辅政大臣，高太后也愿意让韩忠彦多立功勋，若他能够宣抚河北击退契丹，日后便大可与石越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然而在小皇帝提出吕惠卿之事后，韩忠彦同样也是从未领兵之事实，就变得尴尬、显眼了。原本这倒并非问题，宣抚使司内自有谋臣幕僚，御前会议与两府亦能遥控指挥，对韩忠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决断力、以及调和掌控诸军——这两种能力韩忠彦都可信赖。

但如今这却成了一个问题。

自高太后以下，包括身为新党的许将在内，没有人想让吕惠卿去做河东宣抚使。倒不是怕他东山再起，便算他在此任上立了军功，众人亦有的是办法不入他重返中枢。而是旧党对吕惠卿的忌恨，实是到了根本不希望听到他名字的地步；石党与新党中除吕惠卿派以外，同样也不想给吕惠卿任何表演的机会。

于是吕大防、苏辙等人，干脆建议由韩维或者石越出任河东、河北两路宣抚大使。

这让石越越发的难以决断。

倘若韩维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以韩维之资历威望，石越定然会彻底丧失对战场之指挥权，他只能担任好萧何之角色。这是石越心有不甘的，况且他亦不完全信任韩维之能力。若他本人离开汴京，出任宣抚使，却又有更多的疑虑。

但无论如何，宣抚使之人选不能再拖。很快西军就要抵达战场，除拱圣军外的京师禁军亦要开始逐次出发，暴雨之后，辽军也必将酝酿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有那个屯兵雁门之外，一个多月来一直没多大动静的耶律冲哥，更加令人担心……若那时河北、河东还没有宣抚使，后果将不堪设想。

石越心里面想着这些事情，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茶，抬眼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潘照临。

二十多年了，他已经由布衣而位极人臣，但到了这样的重大抉择之时，他却仍然不得不依赖此人。

潘照临眯着眼睛，仿佛正在神游天外。

一晃二十余年的光阴，岁月在潘照临的脸上，也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曾经有一段时间，潘照临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封建南海、与司马光合作、遣散府中幕僚……身居右丞相之位的石越，并不如一颗棋子那么听话。对潘照临来说，石越既是他的主上，亦是他的“作品”。然而，行百里半九十，他几乎以为这件“作品”失败了。

右丞相！位极人臣……这可不是潘照临的目的。

这几年间，他离开汴京，游历天下，只是偶尔才会回来。他这几年间的所见所闻，对潘照临而言，真是一种极妙的讽刺。他见到的大宋朝，州县官吏大抵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农民赋税减轻，兼并放缓，城镇工商发达，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绍圣年间，不仅汴京之国库渐渐丰裕，便是各地州县府库、常平仓，亦皆仓禀丰实。尤其是东南诸路，其富裕程度，更是让潘照临惊讶。以两浙路来说，王安石在杭州期间，除了主持盐债、封建诸事务外，更是筹措资金，大搞建设——石越当年原本就打下了不错的底子，王安石到杭州后，在危机之中，竟有余力大兴水利、修葺道路、沟通河渠、整顿驿馆，并且还扩建了杭州城。如今两浙路内之官道，全以青石铺成，雨水虽多，道路却从不泥泞；杭州等城市中，皆有专门之机构收养弃婴与无人照顾之老人；学校密集，识文断字之孩童越来越多；仅仅两浙路内，报纸便多达十余种；取消对过路之商旅征税后，人口往来更加频繁，两浙路随便一座小县城，都能见到数以百计的外来商旅；杭州一场蹴鞠比赛，能吸引数万人观战……如今，杭州一城之商税，便已是骇人听闻，几乎相当于熙宁初年的数十倍。

东南如此繁华，西北也渐有生气。陕西在绍圣以来，虽然经历交钞危机，但是司马光主政后，百姓渐得歇息，到绍圣七年之时，虽不及东南之富庶，中户以上，却也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牲畜。

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隐患——与王安石和新党的最大区别是，司马光与石越从未真正挑战过势家豪族，隐田逃户仍在缓慢增加，兼并有所放缓，却并未停止，这侵蚀的是国家最基本的两税收入。司马光与石越的办法是通过节省开支、开拓其他的财源来弥补这一块之损失，尤其是裁撤军队的积极效果越来越明显，再加上二十余年工商业之蓬勃发展，令这种损失渐渐显得微不足道。但潘照临敏锐的觉察到，这迟早将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这个隐患的爆发是他潘照临有生之年绝对看不到的……

他能看到的，是天下百姓在交口称赞“赵官家”，高太后的声誉之高在民间无以复加。许多的杂赋被取消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司马光与石越固然功劳很大，在百姓心目中威望很高，但百姓更不会忘记赵家的“恩德”。

他一生的事业，竟然是帮助了赵宋的中兴？

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难道是为了巩固赵家的统治？

他辅佐石越，却是替赵家造就了一个好宰相？

事实还是如此的讽刺。石越向他证明他的确选对了人，但石越也向他证明他的确选错了人！

潘照临曾经在石越身上看到桀骜不臣的气质，但是，事实却是石越始终心甘情愿的做一个忠臣！

表面上看，在司马光死后，石越的确拥有人臣中无与伦比的巨大威望，军队信服他，士林相信他，百姓也拥戴他……但是，潘照临却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威望，与司马昭、刘裕们不同，反与王莽类似。

司马昭们的威望，是别于君主之外的，军队、士夫、百姓，要么效忠司马昭们，要么效忠皇家，大体上泾渭分明。可石越倒好，信服他的军队，同时也效忠赵氏；相信他的士林，更忠心于大宋；拥戴他的百姓，对赵宋绝无可能有叛心。他的威望与势力，实是与赵家、大宋朝相辅相成，倘若割裂、背叛，最后的下场极可能与王莽一样——也许有一群官员会为他歌功颂德，但是更多曾经拥护他、尊重他的人，却会在一夜之间，视他为“伪君子”与“叛臣”，到时的下场，便是一介匹夫倡义，而天下响应……

这正是曹操当年所顾忌的。魏武帝之处境，已然远远好过王莽，但他属下，仍然有许多的重臣与庞大的势力，其忠心是同时针对魏武与汉献的。只要魏武仍然是汉臣，哪怕只是一丝自欺欺人的微弱希望，许多的英雄豪杰，便仍然会受此羁绊，而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为魏武效忠。而一旦彻底割裂这种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的君臣名份，魏武便等同于将一大堆人逼成自己的敌人。

以魏武帝之英武，尚要投鼠忌器。何况石越今日之处境，比之王莽还不如。王莽之世，好歹汉室已经衰微，人心的确思变，但绍圣之世，潘照临却看到了中兴景象，人心思安。

说白了，他潘照临苦心经营二十余年，但天下人拥戴的，是“石丞相”而非“石皇帝”！

而另一方面，潘照临也几乎可以肯定，石越的确没有“异志”。

这令潘照临在深感挫折的同时，不得不怀疑起自己的识人之明来。

但是，那种桀骜不臣的气质是装不出来的！

所以，最终他只能认定，他还不是真正的完全了解石越。若是如此，这倒是件好事。让臣下觉得捉摸不透，这正是身为一个英主所必备的素质。

况且，即使石越本人无“异志”，即使天下人拥戴的只是“石丞相”，即使人心思安——但，时势仍是可以创造，最多是时间长一点。

诸葛武侯若要谋反，必定身败名裂。但若他年轻一点，不要死那么快，那么诸葛武侯也许就是另一个司马宣王。尽管一个有心，一个无意，但也许结局并无不同。

有些事情，不需要在一代之内完成。

潘照临只需要在自己死之前，能够亲眼看到赵氏的崩塌已成必然，便也算是遂了心愿。

所幸的是，老天竟然真的又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

也许是最后的机会。

在契丹南犯之前，能恰好回到汴京，难道冥冥之中，果真有天意存在？

“潜光兄……”石越先打破了沉默，他一开口便是叹气，“如今河东宣抚使之事，我真是势成骑虎。”

“皇上虽未亲政，然他既然提了吕吉甫，若无好借口，终不能欺他年弱……但若用吕吉甫，朝中便要炸了锅——然此中关键，却不便直接与皇上说。”石越无奈的说道：“若论用兵之能、统驭诸将之术，章质夫胜过吕吉甫百倍……”

“依我看，章质夫亦未必驾驭得住吴安国。他在河套之时，便专以纵容吴安国为能事。”潘照临不以为然的打断石越，“河东形势险要，雁门易守难攻，契丹纵然是耶律冲哥为将，亦难有作为。本朝与辽人屡次交战，凡是辽人进犯，便从未在河东吃过大亏。以我之见，河东若只要自保，本无必要设宣抚使。”

“但终不能令河东诸军各自为战，况且御前会议将折克行的飞骑军与河东蕃骑、吴安国的河套蕃军全数调往代州，亦不是为了令河东自保而已……”

“莫不成还能指望他们齐心协力？”潘照临嘲讽的再次打断石越，“河东代州与雁门关守军是伐夏后北调之神锐四军，相公莫要忘记那位雁门寨知寨、兼神锐军第四军都指挥使是何人？！”

石越不由一愣，“雁门守将是种朴，这有何不妥么？”

“也不算如何不妥。相公与枢密院的那些大人们，多半是不会将这些恩怨记在心上的……”潘照临讥道，“不过种朴想必不会忘记当年折克行的救援之恩。”

“啊——”石越顿时明白过来，“种朴是当年拱圣军……”

“我听说，自符怀孝死后，种朴既便是北调雁门，这十余年来，亦从未与折家通过音讯。数年之前，折可适途径代州，去拜会种朴，种朴竟然闭门不见。”潘照临看了看石越，又说道：“便不提种朴与折克行的恩怨，难道相公以为，折遵道会甘居章质夫之下？吴安国虽是章质夫的部下，可与折克行关系极好，交情亦更早，伐夏之时，两人便惺惺相惜，吴安国的次子，便娶了折家的娘子。若以章质夫为宣抚使，除非他诸事都听折克行与吴安国的，否则……可章质夫能优容吴安国，却未必能优容折克行，否则他何以行号令于军中？”

石越摇摇头，叹道：“若非折克行与吴安国离代州最近……”

“依我之见，河东全无必要设宣抚使。有飞武三军镇守苛岚、火山，神锐四军镇守代州、宁化军，耶律冲哥欲要犯境，并非易事。而若待自河东主动出击，西陉、雁门二寨以西，辽境皆有长城为隔，大军难以逾越，是天险在辽而不在宋，故此大军北进，必经代州，不走雁门山，必经瓶形寨。然耶律冲哥大军屯于朔州之狼牙村、马邑、石碣谷一带，我若自雁门、西陉而出，是自取败亡。而自瓶形寨入灵丘，地形险恶，难以运送攻城器械，耶律冲哥又已遣将扼守，攻取灵丘并非易事。纵然侥幸攻下灵丘，灵丘道的东边，还有飞狐关；便攻下飞狐关，东取蒲阴道，有五阮关天险；北取飞狐陉，有蔚州控扼——所经之路，全是险峻崎岖，马不成列，车不成轨的陉道，所攻之城，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关。若是契丹无人，倒还罢了，然耶律冲哥乃北朝名将……”

石越静静听潘照临分析着河东形势。他们的确忽略了折克行与种朴的关系——十年前之旧事，两个边将之间的恩怨，便是枢府，亦未必有几个人知道。但是，调折克行与吴安国前往代州，倒也不全是因为路程远近的原因。

事实上，是御前会议采纳了刘舜卿与司马梦求的一个大胆的建议。

对于河东的地理、形势，刘舜卿、司马梦求与潘照样有着同样的认识，但却有完全不同的结论。

御前会议调折克行与吴安国部至代州，并且决意要设立河东宣抚使司，目的正是想让折克行与吴安国去打硬仗，打连潘照临都不敢想象的硬仗！

耶律冲哥绝不是个让人喜欢的对手，北攻蔚州，孤军北上军都陉，自然是任谁也不敢如此不将耶律冲哥放在眼里的。但是若能攻取灵丘、飞狐口、五阮关，打通灵丘道与蒲阴陉，那么河东宋军就可以循此道直取辽军南京道之易州、范阳，直接威胁析津府。打通山前山后之联系，以精锐之师攻入辽国之心脏，转眼之间，河北之辽军，就会变为腹背受敌。到那时，耶律信若不马上回师，那他便可以永远不用回去了。但若果真如此，耶律信想从容回师，也没那么容易。

那将是真正的抗辽第一功。

但这个计划成功与否，保密至关重要——倘若耶律冲哥事先听到一丝半点风声，以灵丘道、蒲阴陉之地利，无论折克行、吴安国如何骁勇善战，他们便能有一人一骑活着回来，亦是谢天谢地。因此，即使是对潘照临，石越也不会吐露半个字。

这个作战计划，即便在御前会议中，也是只有廖廖数人才知道的最高机密。

这算是一支奇兵，石越与御前会议当然不会将战胜契丹之赌注，压在一支奇兵身上。自古以来，战争之中，妄图孤注一掷者，成功者绝少——虽然他们更引人注目，但看着别人成功容易，假若自己也去邯郸学步的话，却往往便会成为输得一无所有的那个赌徒。

主战场永远在河北，御前会议与石越皆不会自河北抽调任何兵力给河东，否则，万一攻不下飞狐口，或者耶律冲哥早有准备，结果便是全局崩坏。面对辽军的主力，每一支禁军，都弥足珍贵，因为你事前永远不会知道究竟哪支部队才是取得胜利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纵然是河东得手，倘若因为兵力不济，河北战场之宋军无法对辽军保持压力，甚至遭遇重大挫折，那便是折克行、吴安国攻入易州，亦无济于事。

而实际上，从战术层面来说，能否攻取灵丘、飞狐口、五阮关，兵之多寡亦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灵丘道与蒲阴陉上，兵多了反而碍事。

因此刘舜卿与司马梦求的计划，是要求种朴守雁门、西陉，折克行居代州策应，而吴安国出瓶形寨——若其得手，折克行部便可随之东出。若其失利，折克行仍可随时支援雁门或瓶形寨，保证代州不失。

御前会议为这个计划丢出去的赌注，便是吴安国的河套蕃军与一个神卫营——枢府已经下令，令刚刚成军不久的神卫十九营，携十门克虏炮前往河东，名义上是增援雁门、西陉二寨，实际上是令其受吴安国指挥。

从职方馆测绘的地图与地理资料来看，无人能保证蒲阴陉可以运送火炮，灵丘道路况稍好，但也并不容易。不过，既然耶律冲哥有本事将火炮运过天山，刘舜卿与司马梦求便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问题不必由他们来操心了。反正若吴安国没有办法的话，这支神卫营仍可以如公开宣称的那样，去雁门寨协助防守……

但此时，听着潘照临的分析，石越却突然明白过来。

在刘舜卿、司马梦求乃至枢府的官员们心目中，对吴安国这颗棋子，并不全是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寄以重任，实际上，吴安国更象是他们的一颗弃子。

从军近二十年，屡立战功，积功官至昭武校尉的吴安国，自伐夏之后十余年，竟然一直呆在天德军做个知军，统率着区区五千河套蕃骑！由此已可见吴安国实是不受人待见。这个“天德军”还是绍圣年间，以宋占河套之地所置，在它的东面，辽国的西南路招讨司亦有个“天德军”——宋朝这个“天德军”，休说比不上唐代的天德军，便是比辽国的天德军，亦远远不如。在大宋朝所有军州中，天德军无疑是所辖民户最少、环境最恶劣的军州之一。倘若人缘稍稍好一点点，以吴安国之资历，休说是龙卫、云翼，便令他统领上四军，亦在情理之中。

人人皆知吴安国难以约束，但他是功名卓著，如此大战，不用他亦说不过去，且只怕自己心里也会别扭……

因此，他们才会想出这“一举多得”的妙招来吧？

西汉诸将嫌李广碍事，便常令他独领一军，美其名曰“分兵合击”，实则大家都来个眼不见为净。吴安国之事，正与此异曲同工，只不过刘舜卿与司马梦求选择的，是让他去打恶战。成败封侯可期，败则性命难保。若得胜固然能出奇制胜，若失利亦无损于大局……与李广之际遇相比，实在称不上哪个更加恶毒些。

想到此处，石越忍不住摇了摇头。

潘照临却以为石越是不同意他的分析，撇嘴问道：“相公不以为然么？”

“非也，非也。”石越连忙回过神来，笑道：“只是我以为亦不能闻耶律冲哥之名而变色。东军终不能老老实实任契丹打，一味的死守。耶律冲哥虽是当世名将，但较之折克行、吴安国又如何？”

这却是大出潘照临的意料，他亦不由一怔，“如此说来，竟是打算令折克行领兵出雁门、西陉，与耶律冲哥争锋？”

“这是边将之事，御前会议也罢，枢府也罢，皆不便越殂代庖。”石越淡淡说道，“然河东诸军，若不能一号令，便是连反击之余地亦没有了。”

潘照临本想劝石越干脆将折、吴二部东调河北，出井陉，下真定，另调一只步军前往代州巩固防守。如此一来，便可以只在代州设立行营，顺便理成章便可以让章楶任行营都总管——倘若折克行在河东的话，设宣抚使倒还罢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折克行，但若只是设立行营，他却未必会甘居章楶之下。

但此时他听石越的语气，便知此事已是定策了。他其实亦并不关心河东战局，此时念头一转，便道：“既是如此，则折克行必在河东。倘若设文职领兵，则碍于皇上，不得不令吕吉甫掌此兵柄；若设武职，则恐折遵道不甘居于章质夫之下，反误大事。某倒有一策……”

“潜光兄请说。”

“要解此局，只能设两路宣抚使……”

石越摇摇头，“即便如此，河东亦要免不了要设行营……”

“河东不必设行营。”潘照临笑道：“相公只要在河东设一个宣抚副使便足矣！”

“宣抚副使？”石越一愣，“那有何用？章质夫做得，吕惠卿照样做得。”

“那却未必。”潘照临微微一笑，“倘若韩维做两路宣抚大使，吕吉甫自然做得宣抚副使，但若相公做两路宣抚大使，吕吉甫必耻于为相公之副，他如何肯任此职？”

石越顿时呆住了。这的确是他从未想过的。

潘照临又道：“吕吉甫必不能受此大辱，折遵道亦无此资格来争，种朴便也不必做折遵道的下属。章质夫虽然名望稍逊，然有相公为宣抚使，出镇诸将，折克行与吴安国亦不敢不听号令……”

石越沉默了好一会，才淡淡说道：“如此说来，潜光兄是赞成我出京领兵？”

他说完，抬眼望着潘照临，一动不动。

潘照临笑了笑，迎视着石越的目光，笑道：“我知道相公所虑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