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大名府。
对于大名府的宣抚使司众人来说，他们经历了自开府以来，最为紧张抑郁的三天。七月八日，冀州急报，深州城失守，拱圣军被全歼，辽军屠城，姚兕生死不明。没晚多久，从汴京的使者，带来了一个让石越与他的谟臣们皆寝食难安的噩耗——高太后驾崩了！
当此大战之际，古往今来，在外面统军的方面之臣，最担心、最惧怕的，便是中枢的政治剧变。而这世界上，还有哪种政治剧变，大得过最高统治者的更替？！况且，这还是由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换成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依照惯例，石越一面下令诸军戴孝，一面立即上表请求回京奔丧。
这算是大宋朝制度的一个优越性，当皇帝换人的时候，宰相也罢，在外统兵的方面之臣也罢，都有一系列的制度，让他们自动交出权力，留任与否，则取决于下任皇帝。从负面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强化君权；而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有利于政权的稳固。每个皇帝都有他亲近宠信的人，他登基或亲政之后，反正是要换人的，与其让皇帝在这方面绞尽脑汁，甚至做出许多令人心寒的事情，倒不如将之制度化。宰执大臣们在诸如山陵使这样的位置上各有一席之地，而这些差使，总要花费至少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的时间，表面上是宰相们在营建山陵，办理丧事，实际上却是进行政权的交接过渡。几个月后，丧事办完，宰相们便请辞，新皇帝以办丧事有功为名，加以厚赏，然后便可以任用自己的宰相……
太皇太后高滔滔的地位，与皇帝是一样的。这一点，从皇帝已经下诏她的陵寝为“山陵”，便已可确证，这是对皇帝陵墓的称呼。
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平时皇帝如果大举换人，宰执们有条不紊的过渡权力，将重心转移到山陵的营造上，那没什么不好。但如今却在战争之中！
倘若中枢大举换人，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石越相信皇帝年纪再小也不会这么蠢，他相信就算他想这么干，朝中也一定有人会阻止他。但是，谁又能肯定皇帝会做什么？这个世界上，惟一比女人更不可预料的，便只有皇帝这种生物了。而无论大宋朝的制度多么完善，文官势力多么强大，大宋朝始终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皇帝若真要干点什么，就算最后被阻止了，那也是在造成了混乱之后。
平日混乱一点也就罢了。
但此时……
而七月九日接到的诏旨，让石越证实了自己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亲政才一天的小皇帝，竟然给他下了一道“内降指挥”！
如今大宋朝的制度，凡是不经过学士院、两府、门下后省的诏旨，皆是非法的。任何官员在理论上都可以封还诏令，拒不执行。但是，却仍有一个很大的弊政，可以突破这种制度，那便是“内降指挥”，亦即是“手诏”、“御批”，此类似于唐代所谓的“墨敕斜封”。所不同的是，唐代的“墨敕斜封”，只是皇帝不经过门下省任命官员，而宋朝的“内降指挥”，却是事无不预。
这种弊政，是由宋仁宗时开始泛滥的，宋仁宗天性柔弱仁厚，凡是身边的人说情请求，他性格上不能当面拒绝，完全没有皇帝的威严可言，于是往往却于情面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是他更害怕宰相们的拒绝，便滥批手诏，可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不对，便又告诉宰相们，凡是他的内降指挥，都不能马上执行，让宰相们来把关做恶人。所以仁宗之朝，内降指挥的弊病倒并不明显。至熙宁朝，赵顼乃是一个英主，凡是英主，便不免对于一个个的命令都要经过层层讨论审议而不耐烦，他倒不是因为耳根软，而是为了追求效率，于是也经常内降指挥。然而，赵顼毕竟是一个英主，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自官制改革，便厉行限制“内降指挥”，但赵顼与石越也并不能彻底杜绝这种弊政，虽然熙宁朝政局渐趋稳定之后，除了一些小事，凡是军国大事，赵顼便没怎么动用过手诏。
石越心里也明白，在君主制下，想要从制度上完全去除这种弊政是不可能的。制度规定得再如何完善，照样都会被突破。如内降指挥这种东西的效力，更多的是取决于政治传统、外朝与中朝的博弈，以及整个文官阶层的觉悟。
在绍圣间，高太后执政七年，所有内降指挥，便是全都局限于礼仪制度上的烦琐小事，但凡涉及官员任免、军国之事，从无一事不经两府。
七年了，石越几乎已经忘记“内降指挥”原来还可以直接干涉军国大事。
小皇帝的这道手诏，是催促石越尽快进兵，救援深州。
而石越的回复是，令使者将手诏送回京师，并且给小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告诉他：“不经凤阁鸾台，焉得为敕？！陛下既以河北之事委臣，便当任臣信臣，凡诸军赏罚进退，皆当断于宣台，否则，臣不敢受此任。”
但是，石越可以不客气的拒受皇帝手诏，他却不能不担心，大部分武将可没有这个心理素质。大宋朝大部分的文臣敢于毫不客气的把内降指挥丢到皇帝的脸上，但是，有这个本事的武将，那是百中无一。
因为武官们的地位，远比文臣们要敏感。
皇帝不会跟一个拒绝他手诏的文臣计较，因为那危害不大，事实上中主以上，都明白这是对他的统治有好处的，而秋后算账成本太高。但是，对于敢于拒不听从他命令的统兵将领，那在皇帝的心中，便是与谋反之臣无异。
将领们会宁可听从皇帝的指挥打败仗，也不会拒绝执行皇帝的手诏。
这一点，大宋朝已经有不少先例在前了。
石越不怕皇帝给自己下手诏，却不能不怕皇帝绕过自己，直接去指挥军队。但他也不能下令诸军将领不得听从皇帝的指挥，只得给汴京的两府诸公写了一封信，严厉的指责他们失职，没有好好规劝皇帝。
七月十日，石越倒是接到汴京一份正式的诏书。诏书中拒绝了他回京奔丧的请求，皇帝并且重申了石越的功劳，国家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并且表示军国之事，一以委之。这份诏令发出时，汴京已经得知了深州失守的消息，委婉的表示希望他能尽快进兵，以夺回深州，慰太皇太后在天之灵。
让石越稍稍安慰的是，皇帝挽留了韩维，太皇太后的遗体，暂安于大相国寺，等战争结束，再营造山陵。皇帝并向天下颁布了亲政诏，宣布大赦天下，表示他将墨缞治事，誓要将契丹驱逐出境，甚至继承先帝之遗志，矢志收复燕云。
但是，在接到这些诏令的同时，他又接到了两府的札子与皇帝的手诏。
两府的札子表面上是询问他应对契丹使者之策略——在得知太皇太后大行之后，辽国肯定会遣使致哀，两府询问石越的意见——这个使者，究竟是接纳还是不接纳？石越自然看得出，两府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皇帝的手诏更象是一份密诏，要求他凡有契丹遣使，一概拒之。
从这两份互相矛盾的命令中，石越与他的谟臣们，到此时，才总算猜到汴京发生了什么。
小皇帝既要安抚两府诸公，使政局不至于发生太大的波动，影响到对辽国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寂寞，希望能马上执行自己的政策与主张。韩维与范纯仁自然是要竭力替石越承担压力，而且二人也绝不会委屈自己的意志去屈从皇帝的想法，小皇帝既要稳定局面，面子上便仍得尊重这两位宰执大臣，事实上他也轻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们，于是，沉不住气的小皇帝便干脆另辟蹊径，用内降指挥来绕开御前会议与两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皇帝的内降指挥，倒也算是“迫不得已”。
但这可不能让石越感到安慰。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时候，他只能也必须站在两府诸公一边。这也是他一直所努力的，当外朝的力量增强，中朝的权力便会削弱，大宋朝士大夫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真宗朝，这是宋朝绝非汉唐可比的地方。相信即使是吕惠卿处在他的位置，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才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你不可能永远指望皇帝如仁宗那么好说话，又或者如赵顼那么明事理。如小皇帝这样的皇帝，甚至更加恶劣的皇帝，迟早都会遇上的。而石越倒是有足够的底气——现在可不是新旧两党势同水火，恨不能将寝对方之皮、食对方之肉的时代，他们还不至于因政见上的不同，便全然丧失理智。
皇帝会给他发第二道手诏，显然是还没有接到他那份半劝谏半威胁的奏折，但石越却不必理会这一点，他便权当赵煦是见着了他的奏章的。于是，在当天，石越便封好自己的印信节钺，并写了一份待罪自劾的札子，准备着人送往京师。
赵煦要么停止给他乱下手诏，要么便罢了他的宣抚大使与右丞相之职！
石越当然知道，这是给皇帝难堪。皇帝今天不计较，迟早总是要算这笔账的。但是，他认为这是必要的。小皇帝必须尽快明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此，尽管范翔、折可适、游师雄，甚至包括李祥都苦苦劝谏，但石越仍然决定一意孤行。
虽然石越可以肯定皇帝绝不可能罢掉他——就算小皇帝想，他也做不到，在这个时刻，学士院没有人会给他草这样的诏书，两府他也找不到副署的宰相，门下后省更加不可能通过三读……但这种剑拔弩张的对抗气氛，仍然让宣台上上下下都人心惶惶。
石越的待罪自劾札子原本十日晚上便要发往汴京，但范翔与石鉴却自作主张，悄悄的拖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够出现任何转机。
二人一夜未眠，苦苦等待从汴京来的使者，希望事情还有转寰的可能，一直等到次日天明，二人等来的，却是另一道内降指挥！
二人几乎绝望。
直到石越读过这道内降指挥，吩咐范翔写另一封奏章，范翔与石鉴才松了口气。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讽刺——小皇帝用一道内降指挥，向石越委婉的表示悔意，并重申了他对石越的信任与宣抚使司的权威。二人这才找了个借口，向石越禀报他的待罪自劾札子因为意想不到的差错，没能及时发出去。
三天来的紧张不安，眼见着终于能熬过去了。
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这道内降指挥的，是御前会议的一道紧急公文，以及小皇帝的另一道内降指挥。两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在七月十日，皇帝曾经分别给吕惠卿、蔡京、章楶、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发出手诏，这些手诏的内容，包括允许吕惠卿东下井陉；同意蔡京北上沧州，令他兼领沧州一切水陆兵马，增援霸州；督促章楶兵出雁门；以及命令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要不惜代价，夺回深州。从宫中保留的副本来看，给仁多保忠的手诏措辞犹为强硬，赵煦在手诏中宣称他对仁多保忠逗留不进，观望失机，至有深州之失、拱圣军之败，极为失望。
赵煦在手诏中，委婉的解释他是在收到石越的奏折之前发出的这些手诏，并且表示下不为例，日后定然会尊重石越的指挥权。但是，却绝口不提收回成命之事。御前会议的札子中则说得更加清楚，皇帝已经表示悔意，并且亲口宣示以后绝不会随便乱发手诏，致使令出多门，使河北诸将不知所从，然皇帝亲政之初，所颁诏旨，若是一道道都朝令夕改，会严重影响皇帝的威信，故此仍希望石越能斟酌行事。
御前会议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也要给皇帝这个面子。石越亦能明白他们的心思——深州已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韩维与范纯仁、韩忠彦们虽然不愿意直接给石越施加压力，以免影响石越的决断，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希望石越能够夺回深州的。倘若石越实在不肯对深州用兵，那么他就得另想法子，去挽回皇帝的这几道手诏带来的麻烦。至于吕惠卿与蔡京、章楶，那是无关紧要，此三人皆是文臣，他们若不愿意执行皇帝的内降指挥，他们自己会拒绝；他们要想顺水推舟，那也由得他们，但总之后果自负。
石越也理解韩维他们的处境，现在朝廷还在隐瞒深州失守的消息，但总有瞒不住的一天，到时候，汴京市民、士子，只怕都难以接受，韩维他们也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之下，石越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只不过，皇帝赵煦的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幼稚手法，实在是令石越哭笑不得。谁都知道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故意制造时间差，造成既成事实，来逼石越就范，他居然还能装成虚怀若谷、纳谏如流的姿态，石越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皇帝毕竟是皇帝，石越也不能逼他太过，倘若他真要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或者死不认错，石越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但他要耍起小孩子的无赖来，石越却也无可奈何。
不仅是石越，连素来机灵多智的范翔也是傻了眼，张大嘴巴望着石越，“这……这……”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石越苦笑着，吩咐石鉴收好手诏与札子，摇摇头，道：“这才叫视军国大事如儿戏呢。”说罢，挥挥手，又对范翔说道：“你速去请王厚与折可适他们过来罢，便说某有要事相商。”
七月十二日。阜城。
仁多保忠一大早起来，便率领仁多观国与一干将校，前去东光接应粮草。早在七月七日深州陷落之前，神射军便已经面临了意想不到的压力，据他的哨探报告，在乐寿失守之后，耶律信可能曾经在那里出现过，几个探子都在那里见着了数以千计的黑衣军。此后，他又接到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信件，称职方馆在辽军的细作送了一份情报到河间府，据信耶律信有可能想要攻打永静军。
耶律信的目标十分明确，永静军处在永济渠的北段，东光县是宋朝整个河北地区粮食转运的重要码头，那里有无数的粮草，各种军资，还有船只。若能顺利夺取永静军，辽军不仅可以缓解补给的压力，而且可以封锁永济渠，让宋军在河北地区丧失主要的水路交通通道，从而增大河北宋军补给的难度——直到冬天河水封冻之前，永济渠对于宋军在粮草军资转运上的意义，都是无法估量的。永静军虽有教阅厢军驻守，还有一只小规模的内河水军协防，但倘若辽军果真大举压境，只怕也难以坚守。
如果不是姚兕意外的出现在深州，吸引了韩宝与萧岚的全部兵力，让耶律信无暇他顾，而不久后仁多保忠又抢占了有利的位置，辽军只怕早已对永静军用兵了。
现在深州的麻烦已经解决，据职方馆的情报，至少在入冬之前，辽军恐已无意继续南下，那么，仁多保忠也不难想见，如今对耶律信来说，最重要的无非便那么几件事：继续给大宋施加各种压力，守株待兔等待宋军北上，寻找重创宋军的机会。而要完成这些目标，辽军需要足够的粮草。倘若完全依赖国内的补给，对于辽国的国力，会是不小的损耗。所以，接下来进攻永静军，亦算是顺理成章之事。
仁多保忠相信在他已经占据先机的情况下，耶律信会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攻下深州的韩宝、萧岚在稍加休整之后，可能会转移到武强一带，一面佯攻冀州，牵制唐康、李浩部，而主力则与耶律信的某支军队，分别从武强、乐寿强行渡河，对他形成夹击之势。
对他有利的是，辽军没什么船只，只能临时征集、掠夺，所以最终可能还是要靠浮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耶律信必然会利用宋军没有足够兵力防守苦河、黄河全部河段的弱点，派遣小队人马先行偷渡，以策万全。除此以外，他必定会到处设置疑兵，令宋军摸不透他的意向；甚至干脆让韩宝、萧岚先突破较易渡过的苦河，牵制他与唐康、李浩的兵力，然后他再从容渡河，攻击他的后背。
在这样的局势下，要防御辽军的进攻，仁多保忠就必须与唐康、李浩精诚合作。而让他暗暗叫苦的是，偏偏他们不久之前，还在互相攻讦。休说唐康、李浩，便是神射军内部，如今也是隐隐分成两派，一部分将校站在他仁多保忠一边，还有不少将校则站在郭元度一边。尽管这段时间仁多保忠费尽心思，加上石越与宣台三令五申，至少让他得到了所有军法官的公开支持，这使得郭元度与他的部下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倒也无人敢违抗他的将令。但仁多保忠心里也很清楚，打仗的时候，他还是要靠这些将领的。一支靠军法官弹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
因此，当他得知王厚抵达大名府后，便马上上书石越，请求王厚立即前来冀州。
只要有王厚在冀州坐镇，无论是骁胜军还是神射军，便没有人敢轻举妄动。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中，有半数以上的将领，不是王厚的旧部，便是他老子王韶的旧部。许多人对“小阎王”怕得要死。
但石越与王厚却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回信说已派了何畏之前来他的军中。石越给他下了份密令：若然郭元度敢不用命，他可以缚之送往大名，以何畏之代领其军。而对唐康、李浩，只是王厚以中军行营都总管的名义，给唐康、李浩下了将令，令二人须听仁多保忠节制，否则军法从事。
如此处分之后，石越与王厚便认为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仁多保忠却不能不心怀惴惴：何畏之尚未至他军中，王厚的一纸军令，能否让唐康这种桀骜不驯之徒俯首听命，他也全无把握。
仁多保忠自己并不是什么胸怀宽广，不计旧怨之人。只不过他更擅于审时度势，明白屈己应时的道理。他心里面对唐康十分不满，也认为石越袒护唐康，因此未必没有不平。但是，他也并不想弄僵与唐康的关系。对他来说，他在大宋朝，有两个立身之本，其一是他在绍圣初立下的勤王保驾之功，这让已经故世的太皇太后与刚刚亲政的小皇帝，都对他信任有加，恩宠不绝，特别是如今小皇帝已经亲政，七年前所立功勋的政治回报，如今才刚刚开始；而另一件，就是处理好与石越的关系。仁多保忠十分清楚在大宋朝，仅有皇帝的宠信，却在文官之中没有强力的支援，任何人都是不可能谈得上如鱼得水的，而在绍圣一朝的文臣当中，惟一能对他不持偏见，不始终抱持防范心态的，暂时还只有石越。因此，些些不满，他也不能过于计较。与石越保持良好关系，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既然如此，他就有必要修复与唐康的关系。
他确实也做出了姿态与努力。
他早猜到骁胜军与环州义勇会粮草不足，在深州失陷之后，唐康与李浩立即将主力撤回信都，只留少量兵力驻守衡水，便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原本他可以安然等着唐康、李浩来向他乞粮的，但是他却主动的让人给他们送过去数千石粮食与草料。他的好意也收到了一些回报，唐康与李浩果然派人送来札子，向他表示感谢。
虽说两军关系的进展也就仅此而已，但仁多保忠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
在战争之中，谁控制了粮食供应，谁就占据着主动。
王厚到任后，亦数度行文给他，令他一定要守住永静军，大名府的运粮船只亦在源源不断的北上，无数的粮草军资，在东光卸货，宣台与王厚的意图昭然若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然西军远来，仍需要在大名府休整一段时间，养精蓄锐之后，方能北上，但未来大军的补给，肯定是要以永静军为主。
仁多保忠判断，王厚可能会拖到八月，才开始让西军北上。一来休整一个月，西军元气便可以完全恢复，他可以兵强马壮的北上；而拖到八月，辽军入侵已有四个月，正是锐气渐失，士卒渐生归心之时，不仅如此，八月份也是辽军补给面临最大考验的时候，四五月份，辽军自带补给，加上四处掠夺，粮草不会有困难，六七月份，虽然随军的粮草吃完，但耶律信处心积虑，必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国内运输，各地掠夺，仍可保无虞；但到了八月，大宋境内河北路北部正常生产被破坏，田间地里不会有什么粮食出产，而经过辽军四个月的洗劫，可以说是能抢到的他们都早已抢到，抢无可抢，一切粮草，便只能全靠着国内的转运，压力陡增自不用说。王厚只要加大对其粮道的骚扰，耶律信就不可能完全专心前面的战事。而除此之外，辽军的战马在外面打了四个月的仗，就算他们一人三马，也免不了死的死，病的病，不死不病，亦不免瘦弱掉膘。所谓彼消此涨，王厚不可能不善加利用。
然而耶律信也绝非善茬，数日来，仁多保忠不断接到报告，在东光县的北面与东面，出现了辽军活动的蛛丝马迹。他难以确定那是否是耶律信的疑兵，他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处处布防，只能一面令永静军知军加强戒备，一面加强对运粮部队的保护。
今日的这一批粮草，装满了三百多辆大车，是奉宣台的命令，准备由东光运往信都的——虽然信都东边便有黄河北流经过，但那是改道后的河道，漕运能力无法信任，远远不如永济渠安全可靠，因此即便是到信都的粮草，宣台选择的，也是走永济渠再转陆路。这么多的粮草，仁多保忠不敢掉以轻心，一大早便准备亲自去接应。
但他方出得城门，便听身后有数骑追来，这些人一面大声抽打着坐骑，一面大声喊叫着仁多保忠的官讳。他连忙勒马停住，令仁多观国前去询问。仁多观国领令前去，与那些人交谈数语，便领着那几人疾驰而来，到了跟前，仁多保忠不由吃了一惊，原来其中一个，却是他认得的，乃是宫中一名内侍，名唤高翔，早前被派在冀州信都督察递铺驿传诸事，实则亦有为皇家耳目之意，他不敢怠慢，急忙策马上前，问道：“高内使如何来此？”
那高翔却不答话，只是挥挥手，旁边一个从者——却是铺兵服色——连忙捧了一个木盒，送到他手中，他高高捧起，尖声道：“守义公，有皇上御批。”
仁多保忠大惊，慌忙滚身下马，跪在地上，口呼万岁，接过木盒，验过封漆，小心打开，细细读完，令身边的书记官收好，起身对高翔说道：“皇上旨意，下官已知。高内使远来辛苦，尚请暂回馆驿歇休，待下官办完这趟差使，晚上回来，再给内使接风洗尘。”
那高翔抱抱拳，道：“守义公美意，俺心领了。但如今正是国丧，实是多有不便。守义公亦不必客气，仍是军务要紧，待早日驱除胡虏，咱们凯旋回京，俺再来府上叨扰不迟。阜城俺便不逗留了，今日便回信都，那边亦有公务，只是要请守义公赐几个字，回去俺也好交差。”
“如此岂非令下官太过意不去……”
高翔却不待他说完，马上说道：“非是俺客气，实是信都庶务亦多，须臾难离。”
仁多保忠在汴京早识此人，知道是个胆小怕事的。他这番巴巴的跑来送御批，不过是因新皇即位，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便要表现表现，他连夜从信都跑来，日后免不了也算是一功。实则这些御前文字，自有铺兵传送，制度严密，原本用不着亲自劳动他老人家。但他虽到了阜城，心里多半还是嫌阜城离战场太近的，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自然是离辽人越远越好，因此也不再挽留，抱拳道：“如此，下官亦不敢聒噪，他日回汴京，再给高内使赔罪。”说罢，唤来一个校尉，令其点了数十骑人马，护送高翔，又暗中叫心腹返回阜城，取了几缗交钞，送给高翔。
直到目送高翔远去，仁多保忠才转过身来，叫过一名指挥使，吩咐道：“你率本部人众，替某去接应粮草。”说完，也不顾众将惊讶，沉声道：“咱们回城。”
众人刚刚出城，旋即回城，心中无不惊诧莫名，人人皆猜到必与那道御批有关。然军中偶语则诛，仁多保忠不说，也没人敢问，只是闷声回到城内，仁多保忠也并不召集诸将议事，只令各自散了，自回行辕。
只有仁多观国跟着他进了行辕，见仁多保忠皱着眉头，喝退左右，才问道：“爹爹，皇上究竟有何旨意？”
仁多保忠踞案坐了，摇摇头，长叹一声，低声道：“皇上令我接到指挥之后，立即北进，务要收复深州，不得借口拖延。”
“啊？！”仁多观国大吃一惊，急道：“这如何能成？耶律信正虎视眈眈，咱们如何能自离巢穴？再说宣台已有指挥，令吾军坚守。”
“宣台的军令，比得过皇上的旨意么？”仁多保忠蹙眉斥道，“你我有几个胆子，敢不遵皇命？”
“可宣台……”
仁多保忠不耐烦的打断他，“我奉的是皇上的手诏，宣台亦不能说我违制进军。”
“可纵然宣台不追究，吾军此时北渡黄河，恐有覆师之忧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么？”仁多保忠苦笑起来，“但你是愿意听皇上的话打败仗，还是愿意不听皇上的话打胜仗？”
“这……”仁多观国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仁多呆忠突然压低了声音，道：“你想吾家有族灭之祸么？！”
“那爹爹？”仁多观国毕竟年轻，已经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
“皇上手诏中，对我已极为不满，要挽回圣上的欢心，只有遵旨一途。吾若抗旨，他日石丞相也保不住我。”仁多保忠低声说道：“但此次渡河，凶多吉少，故此你兄弟二人，此番不必随我渡河……”
仁多观国急道：“这如何使得，不如孩儿替爹爹北上！”
“我不亲自北上，如何让皇上知道我的忠心？”仁多保忠怒道：“你只管听我之计行事，休要聒噪。吾统率大军北进，虽不能胜，尚不至于全军覆没。你听好了，四郎如今在东光，你派人去告诉他，让他押运下队粮草，亲自送往信都。到了信都后，见机行事，不要急着回去。你则率兵驻守武邑，见机接应我退兵，但无论如何，不得渡河来救。一旦耶律信攻过黄河，你不要硬撑，以你的能耐，绝非耶律信对手，只管退往信都，只要守住信都，石丞相必不见怪。”
仁多观国虽不敢多劝，却越听越心惊，问道：“爹爹打算带多少人马渡河？”
“三千！”仁多保忠咬牙道。
“三千？这岂非羊入虎口？”
“你以为我便把神射军全部带过去，又能有什么好结果？”仁多保忠骂道：“我只须说船只不足，仓促难备，皇上哪懂得这许多，皇上见我亲自渡河，必然气平。你率一营之众在武邑接应，我把第二营给你，第二营几个将校，全部信得过，会听你号令。郭元度率三个营，守在阜城、北望镇……”
“那观津镇呢？”
“如今管不得许多，只留少许兵马看顾。”仁多保忠望着自己的儿子，沉声道：“无论如何，还要指望郭元度这厮能挡住耶律信，那我还有一丝生还的机会。倘真的令耶律信攻过来……”他摇摇头，道：“故此不得不给他多留一点兵力。你记住，若何畏之来了，你便将兵权交给他，转告他，不可令唐康、李浩渡河，万一韩宝、萧岚攻过河来，亦不可令郭元度轻举妄动。比起耶律信来，韩宝、萧岚，实不足为惧。”
“孩儿记下了。”仁多观国黯然应道。
却听仁多保忠笑道：“亦不须太悲观。我如此安排，石丞相当能体谅我的苦心。渡河之后，我自会见机行事，若敌势大，我便退回河南，只要我在深州打过仗，皇上必也不会深怪。”
仁多观国心知韩宝与萧岚绝不会这么好对付，但此刻多说无益，沉默半晌，问道：“那爹爹准备何时渡河？”
“事不宜迟，呆会吩咐过诸将，我便率亲兵驰往武邑，明日便率第一营渡河。这等事，既然要做，仍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可不想被韩宝在河边击溃。”
“第一营？”
“他们不是一直想打仗么？”仁多保忠知道仁多观国想说什么，挥手止住，冷笑道：“吵着要救深州的，第一营声音最响，我此番便成全他们。”
“可……”
“怕什么？！”仁多保忠轻蔑的说道：“难道他们还敢造反不成？”
在向仁多观国面授机宜之后，仁多保忠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调整各营部属，他担心郭元度在知道皇帝手诏的内容后，为了讨好皇帝，迫使他带更多的兵力北进，因此绝口不提这是皇帝的意思，只说奉令行事，需要试探进攻深州一次。众人心里虽然怀疑，但他是主将，却也不能强问他皇帝的手诏内容。郭元度也是聪明人，听说他要亲自带兵渡河，便起了疑心，但是他乐得要回一大半的兵权，也并不多问，只是暗中令人将此事报知唐康。有几个参军对仁多保忠突然要渡河北进深州，十分反对，拼命死谏，但仁多只是不听，众人又见郭元度外，主管情报的参军也不发一言，因知道他是仁多一派的将领，只道仁多掌握了什么新情报，最终也得做罢。
会议结束后，仁多保忠便率领一百余名亲兵，奔赴武邑。众人挥鞭疾驰，跑了十余里路，忽听到身后有人高声呼喊仁多保忠名讳，众人皆不知又发生何事，连忙勒马停下，回头望去，却见后面竟有三十余骑正在拼命追赶，待这些人靠近之时，仁多保忠不由皱起了眉头。
原来仁多保忠以宣抚使司参谋官领兵，与郭元度这些见任领兵大将不同，他做守义公时，是没有什么亲兵的，平素跟在身边的那些随从护卫，人数也不多。不过如他这等身份，自有许多旧部、家丁、庄客，这些也算是久竖恩信的，离开京师时，他挑了一百多名家丁，充当自己的亲兵。这便是此时跟在他身边的这一百余骑人马，大多是西夏人后代，精于骑射，忠心可靠。自到大名府、阜城，他一路上又募集勇壮之士，如地方游侠豪士，也从禁军中选拨了一些人，将他的亲兵牙队，扩充到三百余人。但这次他却没有带这些人，因为他马上要面临的，是真刀真枪与辽人对阵，又是敌众我寡，这些人追随他时日太短，仁多保忠信他们不过，便将他们留在了阜城。
这三十余骑，便是仁多保忠留在阜城的亲兵。他们追赶上来之后，见着仁多保忠，立即翻身下马，跪拜在地。
“你们来做什么？”仁多保忠又是意外，又是担心，以为阜城出了什么变故。
这三十余人，相互对望，却不说话。过了一小会，领头的一人才大声回道：“俺们来求守义公带上俺们。”
仁多保忠看了他一眼，认得是在阜城招募的一个流民，叫做刘审之，便是深州武强县人，原是个屠夫出身，全家逃难至阜城，仁多保忠一日见着他力气大，又会骑马，来历可靠，便招他做了亲兵。这刘审之平日是个惹事生非的主，做了仁多保忠的亲兵后，还经常偷偷在阜城的酒楼与人斗酒打架，平时军棍不知吃了多少，这时他竟来请命，倒让仁多保忠十分意外。
但仁多保忠却也没什么好颜色给他：“带上你做甚？莫不成你还想回家去报仇？”
“回守义公，俺没仇可报。”刘审之跪在地上，高声回道，“辽狗虽然打下了武强，俺一家老小却跑得快，俺到现在都没见过辽狗长啥样……”
“那你还不给我滚回阜城去？！”仁多保忠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刘审之却是跪着不动，“还是要求守义公带上俺们。”
“为何？”
“守义公对俺们不薄，这是俺们报答守义公的机会。”
仁多保忠看着刘审之狡黠的眼珠乱转，一时不由笑出声来。刘审之跪在地上，低着头，不敢去看仁多保忠的眼睛，过了好一会，才又放低了声音，说道：“再者……再者，俺们跟了守义公，不趁这机会搏个富贵功名……”
说到最后，声音已细如蚊虫。
仁多保忠又盯着他看了一会，方才转身上马，冷冷说道：“你们要不想活了，我也不拦着。既要来，便跟上了。不过有一点，本帅军令如山，战场上令行禁止，谁敢出半点差错，我便砍了谁。今日你们不听将令，擅自来此，每人五十军棍，权且记下，回来若还活着，再行补上。”
说罢，一夹马肚，“驾”的一声，飞驰而去。刘审之大喜，连忙喊道：“谢守义公。”急急忙忙爬起来，招呼众人，跳上马背，拍马紧紧跟上。
众人马不停蹄，当日便到了武邑。第一营都指挥使袁天保、副都指挥使张仙伦、护营虞候吉巡事先并未接到消息，都是十分意外，仓促出迎。仁多保忠一入军营，便下令第一营众将准备渡河船只器械，袁天保、张仙伦、吉巡三人原本都是极力主张北进，救援深州的，但如今深州已失，拱圣军全军覆没，仁多保忠却突然来到营中，下令要渡河北上，不免个个惊疑。
袁天保传了仁多保忠军令，便试探问道：“敢问守公义，咱们这是要开始反攻了么？”
“不错。”仁多保忠故意轻描淡写的回道：“吾奉令，要夺回深州！”
“夺回深州？”袁天保、张仙伦、吉巡三人，顿时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三人一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接到的上一个命令，还是要严防辽军渡河，如何转眼之间，就变成了要夺回深州？三将所在位置，是神射军诸营中离深州最近，知道深州如今辽军大军云集，仅仅是对面的武强，辽军萧阿鲁带部，人马便不下数万——早时不救，此时却要反攻，不免晚了一点。
袁天保喉咙动了一下，吞了一口唾液，又问道：“未知船只须何时办妥？诸军预备哪日渡河？”
“便是明日渡河。”仁多保忠悠然回道。
“明日？！”这下三人都呆住了，袁天保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其余诸营都到了么？末将亦曾广布逻卒，如何竟全然不觉？”
“什么其余诸营？”仁多保忠冷冷的瞥了三人一眼，“便只第一营渡河。”
“啊？！”张仙伦惊得叫出声来，上前一步，抱拳道：“守义公明鉴，探马查得真实，对岸武强，便有不下数万人马辽军驻守……”
“那又如何？”仁多保忠冷笑一声，“我虽然读书不多，也只听人说过，昔日汉朝之时，中原有数千步卒，便可横行十万匈奴之间。区区数万契丹，又有何可惧？”
“只恐传说不足为信……”
“张翊麾是害怕了么？”仁多保忠的脸顿时黑了下来。
张仙伦却不怕仁多保忠，单膝跪倒，高声道：“末将非是害怕，只是如此以卵击石，恐非智者所为。末将纵不惜命，这满营三千将士，岂无父母妻儿，还请守义公明鉴。”
仁多保忠望着张仙伦，嘿嘿冷笑，“如此说来，张翊麾之意是说陛下非智者了？”
此话一出，原本满不在乎的张仙伦，立时冷汗都冒出来了，颤声道：“守义公莫要顽笑，末将岂敢如此无父无君？！陛下英明睿智，虽古之圣君亦不能相比。”
“既然如此，那陛下令我等渡河与辽人决一死战，为何张翊麾又有许多话说？”
“这……这是陛下旨意？”
“难道我敢假传圣旨？”仁多保忠厉声道。
“末将并非此意。”张仙伦这时已是面如土色，只是低头顿首，“末将愚昧，既是陛下旨意，纵是赴汤蹈火，末将绝不敢辞！”
仁多保忠目光移去袁天保与吉巡，二人连忙跪倒，齐道：“愿听守义公号令。”
仁多保忠微微点点头，突然之间，那种作弄、报复的快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面前的这三个人，的确是站在郭元度那边的，但是，在某方面，他们却与自己一样可怜。熙宁、绍圣以来，大宋军队对于皇帝的忠诚，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无法相比的。这自然得归功于石越主导的军事改革，自朱仙镇以下建立的那无数的武官学堂，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极大的提高了大宋武官的素质，他们在学堂里学习军事知识，也学习一些粗浅的文化，但更重要的，还是不断的教给他们忠君爱国、遵守军法纪律的道理。如袁天保、张仙伦、吉巡这些人，因为做过班直侍卫，不免就较一般的武人更加愚忠——即使他们明知道渡河是全军覆没、兵败身死，但倘若是皇帝的命令，即使他们从未见过这个皇帝，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遵行。这种人，可实在不符合仁多保忠的美学——他是个惯于算计的人，有时候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去死，但那只不过是因为能卖个好价钱——然而可悲的是，这次他与张仙伦这些人，居然要去做同样的事。
这愚与不愚，又有何区别？
但这却也正是他宁可死，也要站在宋朝这一边的原因。
石越干了一件可怕的事，在宋军中，如张仙伦这样的武官，数不胜数，特别是那些更年轻的，从小便在这些学堂里长大的人，这些人绝对的忠于赵家——仁多保忠不知道是否石越有意为之，但这并不重要，忠国即爱国，爱国即忠君，便是仁多保忠看来，这亦是天经地义的。士大夫们或者偶尔会有点不同意见，但是要指望那些武人来质疑这件事，则无异于痴人说梦。既然有了讲武学堂这个东西，既然要培养武人的荣誉感，那么在这些学堂中不宣扬忠君，不将忠君视为最高的荣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就算是晋惠帝，大概也知道他该怎么办。
仁多保忠自然不会知道石越的想法，在石越看来，这只是“必要之恶”。做任何一件事，你都不可能只要它好的一面，不要它坏的一面。他不可能要求这个时代的人马上超越时代，既然宋朝已经有强大的力量来限制军国主义，让他完全不必担心这个危险，那么忠君就忠君好了，总比动不动就要担心军队叛乱，上下相忌，外战无能要好。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忠君都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美德。你不能因为自己已经不处于那个历史阶段，便去嘲笑那个阶段的道德，并且以为那一文不值。因为，焉知你现在所以为的必须要对之保持忠诚的任何东西，在若干年后，不会受到同样的嘲讽与鄙视？虽然五十步相对百步的确是一种进步，但也仅仅只是五十步的进步。石越只能相信，到了一定的时间，这种忠君的思想，会从下到上的崩塌，而这个趋势，将是多少讲武学堂也阻止不了的。而在崩塌之后，还依然想着忠君的人——这样的人总是存在的——才应该受到嘲笑，但被嘲笑的，不是忠诚，而是愚蠢。
仁多保忠不可能也没必要了解石越的真实想法，他只须知道石越做的这件事是如何可怕就足够了。
在熙宁十八年的时候，他还不能如此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但到了绍圣七年，也许是又过了七年，事情更加清晰，也许是与宋朝的文臣武将们打了足够多的交道，总之，仁多保忠已经看得比谁都清楚。相比而言，还有无数的人，却身在局中，浑然不觉。
所以他总能把注压在赢家一边。
只是，这一次，尽管也是站在赢家一边，他的确兴致不高。他不知道他能否看到棋局的结束，而陪他一起去面对死亡的，竟然是张仙伦这样的无趣之人。
虽然仁多保忠不是很瞧得上眼，但袁天保与张仙伦倒也不算是无能之辈。从颁下命令，到召集部队、民夫，准备妥当，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妥，当晚子时之前，便已一切齐备。不过，所有的这一切，对岸的辽军一直看在眼里，不过仁多保忠并不担心，倘若辽人沿河列阵，那么他们在船上射一阵箭后，他的奏章上就可以说，他接旨后立即北进，但辽人沿河布阵，敌众我寡，无法渡河。他很了解皇帝，皇帝读过一些兵法战例，他只要稍加暗示，皇帝会理解他的苦衷，转而去责怪别的部队没能替他牵制辽军——倘若存在这样的部队的话。在仁多保忠看来，唐康和李浩就是个不错的替罪羊，虽然在另一方面，他心里一点也不希望他们也接到同样的命令，渡河北进。但人类都是矛盾的。
然而，当神射军第一营在十三日的凌晨开始渡河，仁多保忠与袁天保、张仙伦们煞费苦心的准备了应对辽军岸头狙击的作战计划，细致到每个都的上岸后布阵先后序列，设想了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结果却令他们瞠目结舌——他们轻而易举的渡过了河，上了岸，布了阵，却连一个辽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这实是大出仁多保忠的意料，他心里是希望与辽军越早交战越好的，这样他退回去也方便些，却没想到遇到这样诡异的情况。若说他们选择渡河的渡口，辽人没有挖陷坑，丢铁蒺藜等等，倒并不奇怪，在攻克深州之后，辽军一直就表现得并不是很害怕宋军渡河决战，宋军此前侦察过的几个渡口，辽军都没有过多的做针对性的准备。可是连一个辽军也没有，就未免太匪夷所思。毕竟，这里离武强城，也不过数里之遥。
此时，仁多保忠心中感觉的不是轻松，而是警惕。
他下令大军就在河岸埋锅造饭，一面派出侦骑前进刺探军情。待到全营吃完早饭，几个探马也陆续回来，禀报的情况，大体一致：除了东边的武强县城——他们是从武强县的上游的一个渡口渡河——以外，再没有发现任何辽军。武强城门紧闭，辽军防守严密，但不似有要出城攻击的样子。
这让仁多保忠与袁天保、张仙伦、吉巡都感到疑惑。
辽军如何会凭空消失了？
仁多保忠仿佛都嗅到了空气中潜伏着的危险气息。他才不相信是辽军突然遇到意外开拔走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这必定是诱兵之计。萧阿鲁带放弃半渡而击，那必定是有些别的打算，或者他想将他诱到离黄河北流更远的地方，然后围而歼之。萧阿鲁带明明知道对岸的宋军有多少人马，这个老头看起来并不害怕冒放整只神射军过来的危险，他觉得他能一口吞下。
若是平时，仁多保忠不会去咬这个饵，他很可能掉头就走。他不是那种狂妄的人，就算他带来了全部的神射军，他也不想跟着别人的步伐走。他与姚兕是两种人，诸如被敌军夹击、被优势敌军包围这种事，只要想想，仁多保忠都会睡不好觉。
但如今，他却是不咬也得咬。
他总不能渡河之后，一箭不发，便即退回吧？
别说皇帝，没有人会相信他的判断，大家只会认为他怯战。
仁多保忠一时间陷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处境。他一直以为渡河之后，便有恶战，此后的事情，自然也不用多想，却不曾想过，渡河之后，竟是这样的局面。他不过区区三千步卒，东进攻打严阵以待的武强县，难竟全功；但除此以外，他还能做什么？找不到辽军，便以三千步卒，孤军深入，向深州挺进么？
袁天保与张仙伦倒是强烈的主张趁机攻打武强，武强不是一座大城，在二人看来，不必去管辽军跑到哪里去了，既然他们丢下了武强，便应该趁机夺取，只需再调一营兵力，合兵六千之众，攻取武强，绰绰有余。在此之前，他们便在河边扎寨——他们登岸的河边，有一座小土丘，居高临下，正适合扎寨。
二人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将校的赞同。没有几个人愿意过多的考虑发生了什么，一方面，他们只想着抓住眼前的机会；另一方面，倘若身边再多三千友军，无疑会让第一营的这些武官们，更加有安全感一些。
但仁多保忠无论如何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子也跟着来送死。可他也没什么借口能说服这三千步卒往深州进发，于是仁多保忠决定妥协，他下令第一营在那座小土丘上扎寨，然后加派人马，四出侦察，打探究竟发生了何事，然后再做打算。他给探马们许下重赏，下令他们至少必须往各自的方向走出二十里，寻找当地的宋人，弄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当太阳快要落山，探马们回来禀报，他依然一无所获。从武强到静安，原本是一片富庶繁华之地，但经过辽军的洗劫，所有的村庄，除了断瓦残垣，都已空无一人。探马们找不到辽人，却也找不到宋人。而武强城附近，辽军戒备森严，探马很难靠近，仍然无法判断城中究竟有多少辽军。
原本一直以为在武强的萧阿鲁带部的辽军，竟然真的消失了。
几乎同时。
冀州南宫县，萧阿鲁带正在站南宫县县衙之内，欣赏着南宫知县的绝命诗，在他的脚边，便躺着自杀殉国的南宫知县的遗体。县衙之外，数千名契丹骑兵，正在到处烧杀抢掠，城中到处都是熊熊燃起的大火，与哭喊哀嚎。
仁多保忠猜中了耶律信的大部分意图，只不过，耶律信下手远比他想的要快。他的用兵，也更加灵活狠辣。
韩宝与萧岚部，在经历大战之后，此时的确还在深州休整。
但是，仁多保忠却算漏了，萧阿鲁带部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休整。
早在数日之前，耶律信便已密令萧阿鲁带精选八千轻骑，以所部宫卫骑军为主，各携十五日之粮，抛弃一切辎重，连家丁都不得跟随，每日疾行百里以上，沿着苦河北岸向西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堂阳镇，然后在堂阳镇的渡口搭起浮桥，渡过苦河，直取冀州南宫县，出其不意的出现在信都、衡水的后方。
为了保密，武强县仍然竖着萧阿鲁带的帅旗，每日仍有人打着宫卫骑军的旗号巡逻，实则余下的大部分人马，也已经北渡滹沱河，进入河间府乐寿境内，耶律信需要这些人马，在那里广布疑兵，迷惑宋军，使宋军搞不清他的兵力分布，以便他的主力顺利渡过黄河北流，好攻打永静军。此时留在武强县城的，不过是打着宫分军旗号的两千余部族属国军与汉军而已。
“枢使，是不是可以下令封刀了？”一个身材高大，黄发高鼻的契丹将领，大步走进县衙，在萧阿鲁带的身后几步站定，躬身问道。
萧阿鲁带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爱将，南院郎君高革，厉声道：“封什么刀？！”
高革虽然低下头去，避开萧阿鲁带锐利的眼神，口里却并没有退步，“枢使，兰陵王给咱们的军令，是绕到宋军之后，尽可能吸引宋军，以便晋国公与兰陵王渡河南下。下官愚见，咱们在南宫，不便久留，最好还是要设法往东渡过黄河，既可攻打枣强，也可以南下恩州，不但唐康、李浩无法安生，便是仁多保忠、郭元度也不能高坐。咱们在黄河以西，回旋空间太小，一旦过了黄河，黄河以东，永济渠以西，皆可驰骋，而骁胜、神射军腹背受敌，非但永静军，便是冀州，亦反掌可定。”
“这是自然。”萧阿鲁带哼了一声，“但你可知道，咱们如此轻骑疾行，将士们有多疲惫？我率八千骑自武强出发，跑到堂阳镇，掉队便掉到不足七千人，再这么跑下去，等我到了枣强，我还能剩几个人？”
“纵是只余四五千骑，亦是值得。”高革朗声回道。
“我便是晚得一日半日，又有何妨？让将士们在南宫好好快活一晚，养精蓄锐，又有何不可？”萧阿鲁带不以为然的说道，“细作早已探得清楚，唐康、李浩不过数千骑，纵然被他们赶上，又有何惧？”
高革见萧阿鲁带主意已定，不敢再劝，欠身行了一礼，缓缓退出县衙。
南宫县城的街道之上，景象惨不忍睹，令高革不忍目睹。他心里面生出一股强烈的罪恶感——这座城市，是他夺下来的。尽管已经知道辽军已攻取深州，南宫县也有所防范，但他们没有多少驻军，直到萧阿鲁带的辽军靠近，他们也全然不知。萧阿鲁带令高革率数十骑，身着宋军装束，大摇大摆的靠近城门，然后出奇不意，斩关夺门，守门的兵丁都是厢军，被高革一阵砍杀，立即吓得一哄而散，四处逃命，萧阿鲁带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取了南宫县城。但让高革没有想到的是，萧阿鲁带竟然会下令屠城！
大辽南下，便是为了掠夺与破坏，这点高革心里一直知道得很清楚。但是，除非遇到激烈的抵抗，大辽军队是从不无故屠城的。
毕竟，大辽也是一个信仰佛教与儒教的国家，不是那种野蛮之邦。
当然，高革之所以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主要倒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是另有隐情——他实际效忠的对象，是他正在率军攻打的这个国家！
高革是职方馆在辽国的间谍。或者说，他自以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