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喜悦之中，享受着这刚刚得来的自由。街边的人行道上全都是售卖各种书籍和小册子的商贩。就在不久之前，如果被查出身上有这样的印刷品，就很可能丢掉性命。而现在，我们能自由阅读各种杂志和报纸，能够谈论所有话题，不必再害怕萨瓦克或者其他任何人。

但一直以来的高压生活让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好好利用这种自由。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辩论，不习惯听到相反的意见，更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教育，让我们可以接受不同的想法和观点。正因如此，革命的蜜月期连一个月都不到就结束了。我们从没有想过它会结束得这么快。

不同的观点和个人倾向——这些分歧一直以来都因为我们共同敌人的存在而被遮蔽了——现在，它们全都暴露出来，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难以缓和的冲突。不同信仰之间的斗争很快就让人们分裂成不同的阵营。每一个阵营都指责对方是人民、国家和宗教的敌人。每天都有新的政治团体出现，向其他团体发起挑战。那一年，所有传统的新年走访和聚会都变成了热火朝天的政治争论，甚至是斗殴。

影响我一生的重大遭遇发生在马哈茂德家里。本来我们是去拜年的，结果哈米德和马哈茂德争论起来，最终演变为争吵。

“人们唯一想要的只有伊斯兰教，这正是促使他们发起这场革命的原因。”马哈茂德说，“所以，现在的政府应该是伊斯兰政府。”

“我知道！”哈米德用讥讽的口气问，“你能否向我解释一下，伊斯兰政府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它意味着贯彻全部伊斯兰教教义。”

“就是说要回到一千四百年前吗？！”哈米德高声质问道。

“伊斯兰教的规则就是真主的规则。”马哈茂德反驳说，“它们并不陈旧，它们的意义是永恒的。”

“那你是否能解释一下，伊斯兰教律法是如何看待国家经济的？还有关于公民权的法律？”哈米德继续问。“我猜你一定是想要恢复多妻制、骑骆驼出行还有砍断手脚的刑罚！”

“这也是真主的规则。”马哈茂德断喝道，“如果人们一直用砍手来惩罚偷窃，就不会有这么多窃贼了，同样也不会有这么多叛国贼和骗子。像你这样没有信仰的人怎么可能知道真主的规则？其中可是充满了智慧的。”

这场争辩最终以哈米德和马哈茂德相互谩骂而告终。他们都无法容忍对方。哈米德一直在谈论人权、自由、收回人民的资产、分配财富和成立政务委员会。而马哈茂德则称他为没有信仰、不信真主的人，是早就该死掉的异教徒。他甚至指控哈米德是叛徒和外国间谍。作为回应，哈米德说马哈茂德只会死守教条、思想落后，是守旧分子。

伊特兰-萨达特和她的孩子们，还有阿里和他的妻子都站在马哈茂德那边。我因为哈米德被孤立而感到伤心，觉得有必要支持自己的丈夫，就迅速站到了他这边。法蒂和她的丈夫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支持谁。而母亲只是焦急地看着我们。她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只是想要恢复原先的和平。

最糟糕的是，西亚马克被困在中间，神情一片茫然。他不知道谁是对的。马哈茂德几个月以前对他的宗教训导一定还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但他也一直生活在父亲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下。在这天以前，西亚马克还从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两种思想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在他的舅舅和父亲密切合作的那段日子里，他们的对立观点在他的思想中融为一体。而现在，这两个人彻底分道扬镳了，这刺破了西亚马克幻想的泡沫，也让他完全陷入迷茫。

西亚马克没有追随甚至没有偏向父亲和舅舅之中的任何一人。他再一次变得紧张而好斗。有一天，经过一番长时间的争吵以后，他将头埋在我的胸前，像他小时候那样大哭起来。我安慰他，问他为什么如此心烦意乱。他抽噎着说：“因为所有事情。爸爸真的不相信真主吗？他是霍梅尼先生的敌人吗？马哈茂德舅舅真的认为爸爸和他的朋友们应该被处死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的日常生活又回到了几年前的样子。哈米德再一次忘记了自己的家庭。他常常在国内四处奔波，剩下的时间则是不停地写各种文章和发表演讲，发行报纸、杂志，发表时事通讯。尽管他不明白西亚马克为何不再跟随他，但西亚马克的确没有以前那种热情了。

学校和集市都重新开放了，人们在为各自的生活而忙碌着。而关于主义和信仰的辩论甚至纷争仍然随处可见。在大学里，任何团体只要能找到一间教室，都会立刻将其占据，在教室门前挂上他们的名号，然后开始分发报纸和传单。这种行为不仅出现在学生中间，甚至连教授们也分成了不同阵营，彼此争斗不休。墙壁和门上都写满了相互冲突的口号，还有各种指控和谴责，比如某个学生或教授从沙阿或者法拉赫王后那里收受了贿赂。

我不记得我们在那一年是怎样学习的，又是如何进行了结业考试。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斗争的阴影。昨天还是朋友的人，今天就有可能恨不得要对方的命。如果有一方被击败了，甚至真的死了，杀人的一方还会大肆庆祝，认为这是他们团体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很高兴那是我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

哈米德笑着说：“你真是个热爱学习的学生啊！感觉你根本就不打算结束学业。”

“你真不要脸！”我说，“我本来能够用三年半时间拿到学位的。但就是因为你，我才不得不停学。就算是回到大学里，我每个学期也只能拿几个学分，其余的时间我还要工作和照顾孩子。但即便如此，我相信我的考分还是会很高。看着吧，我会被录取为研究生的。”

很不幸，大学校园中的暴乱导致许多教授被解聘，常规课程被取消。这意味着我再一次无法完成学业，还有几个学分只能等到下学期再修了。

我的工作也处于同样的状态。每天都有几个人被贴上前萨瓦克密探的标签。令人震惊的指控和谣言满天飞。消灭反革命成为每一个政治团体的任务，而每一个派系都在指责其他派系是反革命。

我们家中的景象则完全不同。西亚马克不断将“圣战者”组织的报纸从学校带回家。

一九七九年九月中旬，我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一次，哈米德陪在我身边。生产之后，当我被送到产科病房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这个孩子比两个儿子更像你！”

“真的？怎么会？我觉得她的皮肤有一点橄榄色。”

“现在她的肤色更像是红色，而不是橄榄色。而且她的脸上有小酒窝，非常可爱。我们叫她莎哈扎德好不好？”

“不！”我说道，“她不应该像莎哈扎德一样。她要有一个漫长又快乐的人生。我们要给她取一个适合她的名字。”

“那你说什么样的名字适合这个小女孩？”

“希琳。”

希琳将是我的最后一个孩子，我想要一直陪在她身边，因为我知道，这段时光一眨眼就会过去。西亚马克对我们的新生儿并没有多加关注，马苏德则会不带半点忌妒地凝视着这个小小的奇迹说道：“她可真小，但她什么都有！看看她细小的手指！她的鼻孔就像两个小小的0。”希琳的耳朵和头顶的一小撮胎发都会惹得他笑个停。每天放学以后，马苏德就会坐在她身边，和她说话，或者和她玩游戏。希琳也很喜欢他，一看见他就会挥舞自己的小手小脚，咯咯地笑起来。等到她长大了一些，不再需要我时时刻刻地照料时，她就只让马苏德抱她了。

希琳是一个健康的女孩，性情很像西亚马克和马苏德的融合。她像马苏德一样乐天又讨人喜欢，又像西亚马克一样淘气和躁动不安。她的嘴唇和面颊很像我，不过她继承了哈米德小麦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大眼睛。我一直在忙着照顾她，完全不在意哈米德离家不归，也不想参与到他的工作和活动中去。我甚至忽略了西亚马克。就像以往一样，西亚马克在学校中品行很好，成绩优秀。但我不知道他还在做其他什么事情。

休过三个月产假之后，我决定再休一年的无薪产假。我想要在平静与喜悦中养育我的女儿、得到学士学位，可能还要准备研究生的入学考试。

除了家庭成员，被希琳点燃热情的还有帕尔文太太。她已经不工作了，又非常孤独。人们似乎已经不再定做衣服，她几乎没有什么客户了。于是她租掉了自己院子最远端的两个房间，这样就有了一小笔收入，不必再担心缺少客户的问题。她大部分自由时间都待在我这里。当我注册了大学的冬季学期之后，她欣然同意在我上课时照看希琳。

大学里仍然是一片乱象。我亲眼看到一位威望素著的老教授被一群学生轰出校门，他的裤子上还带着被踹的脚印。这仅仅是因为他的著作曾经由沙阿资助过。这让我感到心烦意乱。而让我感觉更糟糕的是，还有另外几位教授站在旁边看着学生们的暴行，还微笑着点头表示赞许。当我和哈米德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摇摇头说：“革命容不下毫无意义的同情。消灭敌人是革命的根本手段之一。只是很不幸，这些人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这种手段，才有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每一场革命都会血流成河，因为民众要推翻数百年的暴君统治。与之相比，现在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激动地说道，“就在最近，报纸上还公布了前任政府官员被处决的照片。”

“就那么几个人？如果现政权连那么几个人都没有处决，他们自己就要受到质疑了。”

“别这么说，哈米德。你吓到我了。我觉得这样已经太过分了。”

“你真是太感情用事了。”哈米德说，“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民众没有革命的文化。”

又过了一段时间，动荡的局势、日渐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冲突最终导致大学正式关闭了。这个国家远远没能恢复和平稳定。到处都流传着爆发内战的谣言。人们都说有几个省会分裂出去，尤其是库尔德斯坦省。

哈米德常常会出远门。这一次他走了一个多月。我们完全没有他的消息。我又开始感到担心和忧虑了。而且我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耐心和容忍度。我决定等他回来之后，和他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

六个星期以后，他精疲力竭、蓬头垢面地回到家，一头倒在床上，睡了十二个小时。第二天，孩子们发出的声音让他终于醒了过来。他洗了个澡，正经吃了一顿饭，才恢复了精神。他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和孩子们玩闹。我在洗碗碟。这时他忽然惊讶地问：“你是胖了吗？”

“并没有。实际上，我在过去几个月里还掉了不少体重。”

“那你是之前胖了吗？”

我很想拿些东西砸他。他忘记了就在七个月以前，我刚刚生了孩子，所以一直都没有过问我们的女儿。就在这时，希琳哭了起来。我气愤地向哈米德说道：“你现在记起来了吗？阁下，你又有了一个孩子！”

哈米德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把希琳忘记了。他把她抱在怀里说：“噢，她都长这么大了！胖乎乎的，真可爱！”

马苏德开始夸奖妹妹的天赋和优点：希琳是如何冲他微笑，很有力气地抓住他的手指，能够认出家里所有的人，长出了两颗牙齿，还能够爬了。

“我还没有走多久，”哈米德说，“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实际上，”我告诉他，“她在你离开之前就已经长出牙齿了，还能做许多事，你只是没有看到而已。”

那一晚，哈米德没有出去。差不多十点钟的时候，门铃响了。他立刻跳起来，抓起上衣就向屋顶跑去。我一下子又回到了多年以前。一切都没有改变。这让我全身感到一阵恶寒。

我不记得当时来的人是谁，那个人并没有任何危险，但哈米德和我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苦涩地看着他。希琳正在熟睡中。男孩子们都因为父亲回家而异常兴奋，不想睡觉，但我命令他们回自己的房间去。哈米德从衣袋中拿出一本小书，去了卧室。

“哈米德，坐下。”我严厉地说道，“我必须和你谈谈。”

“啊，”他不耐烦地说，“必须是今晚吗？”

“是的，必须是今晚。我担心也许不会有明天了。”

“哦，多么严肃又有诗意啊！”

“随你怎么说。但我一定要把自己想说的都说出来。听着，哈米德，这么多年来，我承受过各种痛苦，从没有向你要求过什么。我尊重你的观念和理想，尽管我并不相信它们。我一直在忍受孤独、恐惧、焦虑和你的不告而别。我总是把你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我经历过深夜被秘密警察袭击，我的生活变得混乱不堪。随后，我在监狱门前受到了多年的羞辱。是我一个人扛起了我们的生活，养大了孩子。”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不让我睡觉，是想让我对你说‘谢谢’了？好吧，谢谢你，女士，你真是卓越非凡。”

“不要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我厉声说道，“我想得到的不是你的感谢。我想说，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只要能把你当作英雄一样崇拜就满足了。你也不再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三十岁男人，能够像以前那样不知疲倦地战斗。你说过，如果沙阿的统治垮了台，如果革命成功了，如果人民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你就会回来过正常生活，我们将一同平静快乐地把孩子养大。好好想想他们，他们需要你。不要再做那些事了。我已经没有过去那样的耐心和力气了。你的目标已经达成，你已经为你的理想和你的国家履行了责任。剩下的那些就交给年轻人吧。”

“以前你从没有这样做过。这一次，请把你的孩子们放在第一位。男孩子需要一位父亲。我不可能继续在他们的人生中代替你的角色。你还记得我们在里海边度过的那一个月吗？你还记得他们那时有多么快乐、活泼，是怎样对你无话不谈吗？现在我根本不知道西亚马克在做什么，交了什么样的朋友。他已经到了青春期。这是一个危险而艰难的时期。你必须在他身上多花一些时间，关注他的一举一动。而且我们还要为未来做打算。他们的花销每天都在增加，现在的通货膨胀又这么厉害，我没办法一个人负担这些费用了。你知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是靠什么生活的？我不能工作，拿不到任何工资。相信我，现在就连我为了以防万一而存下的一点钱也都用光了。你的爸爸还要养我们多久？”

“他每个月给你的钱就是我的薪水。”哈米德反驳道。

“什么薪水？为什么你还在自欺欺人？你觉得那个印刷厂能挣多少钱？为什么要付薪水给一个从不去工作的闲人？”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他问道，“你需要更多钱？我会让他们给我涨工资。这样你就能满意了？”

“为什么你就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说了这么多，你却只听到那几句关于钱的话？”

“其余的全都毫无意义。”他说，“你的问题是你的人生没有半点理想。难道你的脑子里只有物质，一点都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吗？”

“不要喊你的那些口号了。”我说，“如果你真的关心这个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那就和我去这个国家偏远的角落，在那里做教师，为人民工作，向他们传授知识；去买一片土地，成为农夫，为人民提供食物；或者做任何你认为可以服务于人民的事情。哪怕我们完全没有收入，我也不会有任何抱怨。我只是想要和你在一起，我想要我的孩子们有爸爸。我发誓，我愿意和你在任何地方生活。我只是想离开这场让人紧张的斗争，远离这种没有尽头的恐惧和焦虑。求你，这一次请为你的家庭和孩子们考虑一下吧。”

“你说完了吗？”他恼怒地说，“你真的就这么头脑简单，喜欢做白日梦？你真的以为在我经历过那么多训练，那么多痛苦，那么多年的牢狱生活之后，现在距离我们的目标已经这么近了，我会把一切交给那些人，跑到被真主抛弃的穷乡僻壤去，和几个农民一起种豆子？我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谁说革命胜利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任务是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得到解放。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一点？”

“告诉我，什么是民主政府？”我问他，“难道这个政府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实际上，人民已经做出了选择。只有你，阁下，无法接受你的人民，那些你曾经为之舍命奋战的人，选出了一个伊斯兰政府。现在你又打算和什么人开战？”

“别胡说了……什么选举？他们是从那些缺乏知识，被革命热情冲昏头脑的人那里骗到了选票。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落进一个什么样的陷阱里。”

“无论他们是否知道，都是他们选出了这个政府。而且他们也没有收回自己的选票，放弃对这个政府的支持。他们不是你的拥护者，你无法代表他们，你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即使这和你的信仰完全相反。”

“也就是说，我应该无所事事地等待着一切被毁掉？我是一个政治思想家，我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统治体制。现在基础已经打好，我们必须完成由我们开始的事业。不管怎样，斗争仍在继续，我是不会临阵脱逃的。”

“斗争？和谁斗争？现在已经没有沙阿了。你想要和共和国政府斗争吗？好吧，那就去干吧。公布你的计划。从现在开始，做四年的准备，然后让民众投票。如果你的道路是正确的，人民肯定会投票选你的。”

“好了，别骗自己了。伊斯兰教徒不会允许我这么做的。而且你说的人民又是谁？那些根本不识字，只知道害怕真主，脑子里充满宗教幻想，将先知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真理的人？”

“无论是不是文盲，他们都有投票权，而且投出了自己的一票。”我向他重复道，“现在是你想要将自己的政治体制强加到他们头上。”

“是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这么做。等到人民明白怎样对他们才是最好的，是谁在为他们的福祉而奋斗，他们就会站到我这一边了。”

“而那些没有站到你这一边的人，那些有不同信仰的人呢？”我问道，“此时此刻，这个国家有几百个政治团体和派别。他们全都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不会接受你的政治理想。你又要拿他们怎么样？”

“只有不良分子和叛国者才不会为人民着想，才会反对我的政治理念。他们一定要被消灭。”

“也就是说，你会处死他们？”

“是的，如果有必要的话。”

“好吧，沙阿也是这么做的。那为什么过去你会管这个叫暴政？我那时那样敬仰你，对你寄予厚望，我真是多么愚蠢！我竟然完全不知道，一个曾经为人民进行过那么多斗争、那么爱国、那样不遗余力地宣讲人权的绅士现在却想要成为刽子手了！你只是沉陷在你自己的幻想里，竟然真的以为宗教狂热分子们会一动不动地等待你拿起武器，开始另一场革命，把他们全都杀光。这根本就是一场空想！他们会杀了你！他们不会重复沙阿的错误。而且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他们才会被看作正当的一方。”

“这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狂热倾向。”哈米德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武装起来，变得强大。”

“你自己的狂热倾向一点也不轻。”我严肃地对他说道，“就算不可能的事情真正发生了，你的组织夺取了政权，你屠杀的人也丝毫不会比他们少。”

“够了！”他喊道，“你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革命。”

“是的，我过去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我只想要保护我的家庭。”

“你根本就是个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和哈米德争吵没有任何用处。我们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起点。一切又重新来过。但这一次，我累了，也受够了。而他比以前更加傲慢和无所畏惧。我做了几天的思想斗争，想到我的生活和未来，我得出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哈米德身上是愚蠢且徒劳的，我只能依靠自己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我决定停止休假，回去工作。帕尔文太太同意每天来家里帮我照顾希琳。

看到我回来工作，扎尔加先生很惊讶。

“你不应该再休息一段时间，好好照顾你的女儿吗？至少先等时局稳定一些再出来吧？”他问道。

“难道你不需要我了？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我问他。

“没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一直都需要你。只是现在女人们必须戴上头巾了，为此而采取的强制行动造成了一些动荡。”

“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戴着头巾，穿着恰多尔。”

这一天还没有结束，我就充分理解了扎尔加先生话里的意思。革命早期那种自由宽松的气氛已经消失了。就像其他地方一样，我的同事们也结成了不同的团体，相互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有一些人在刻意疏远我；有时我一走进某个房间，那里面的谈话就会毫无原因地中止；有些人还会说些恶意的风凉话；而另一些人则会试图和我说一些悄悄话，想从我这里得到各种消息，仿佛我是所有左翼团体的领袖。原先选举我作为委员的革命委员会已经解散了。多个委员会纷纷成立，其中最重要的是“消灭敌人委员会”。很明显，所有人的命运都攥在它的手里。

“他们去年不是已经对萨瓦克的密探进行过甄别和驱逐了吗？”我问扎尔加，“为什么他们还要举行那么多会议，散播那么多谣言？”

扎尔加先生苦涩地笑了笑，然后说道：“你在这里待上几天就会明白了。和我们相熟多年的人一夜之间变得很狂热。他们蓄起胡须，整天戴着祈祷念珠，不断地背诵祈祷文，记下别人的错误，把不合意的人赶走，甚至不放过从中牟利的机会。你根本没办法区分投机分子和真正的革命者。我觉得他们要比公开反对革命的人更危险。提醒你一下，你可一定要去参加中午的礼拜，否则你就要被赶走了。”

“你知道我的信仰很虔诚。我从没有停止过祈祷。”我说，“但是要我在一个已经被非法征用的地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做礼拜，只为了证明我是虔诚的，我不会这样做。我从来都不能在人群中当着其他人的面礼拜真主。”

“别再说这种话了。”扎尔加先生警告我，“你必须参加中午的礼拜。会有很多人看着你祈祷。”

每一天，从我的工作单位被清除的人都会被公示在布告板上。我们每一天都会提心吊胆地看着那块决定我们命运的板子。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上面，我们就会长舒一口气，觉得这是一个好日子。

伊朗和伊拉克开战的那一天，我们听到了爆炸的声音，都跑到了屋顶上。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说是反革命分子发动了袭击，其他人认为是发生了政变。我担心孩子们，便赶紧回了家。

从那天开始，社会上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生活也变得更加艰难。每晚都要灯火管制，各种物资都处于短缺状态。天气逐渐变冷，燃油和其他燃料却越来越匮乏。我的家里还有一个婴儿，更加可怕的则是挥之不去的战争噩梦。所有这些都在消耗我的精神。

我用黑布遮住孩子们房间的窗户。到了晚上停电以后，零星的空袭连续不断，我们坐在烛光里，心怀恐惧地倾听着从外面传来的各种声音。如果有哈米德在，我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安慰。但就像以往一样，他在关键时刻从不会留在我们身边。这一次他依然缺席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我已经没有力气为他担心了。

汽油因为短缺而实行了配给制，这彻底扰乱了公共交通。帕尔文太太经常很难找到出租车或者公共汽车，在上午来我们家。就算是能过来，她往往也要走上很长一段路。

有一天，她迟到了，所以我到办公室也比往常晚了一些。我一走进办公楼，就意识到有事情发生。门卫在我面前转过了头，不仅没有向我问好，甚至没有回应我的问候。门卫室里坐着单位的几个司机，他们都探出头来盯着我。在走廊里，所有和我擦肩而过的人都扭过了头，装作没有看见我。我走进办公室，一下子僵住了。这个房间遭到了洗劫。抽屉里的东西全都被倒在我的桌子上，到处都是散落的纸张。我的膝盖抖动了一阵。恐惧、愤怒和羞耻在我的心中燃烧。

扎尔加先生的声音将我带回现实。“不好意思，萨迪吉夫人，”他说道，“能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吗？”

我默默地转过身，像机器人一样跟在他身后。他请我坐下。我颓然坐倒在一把椅子上。他说了一会儿。但我什么都没有听见。然后他递给我一封信。我接过信封，问这里面是什么。

“是消灭敌人委员会中央办公室发来的，”他说，“我想……里面说的是你被解雇了……”

我盯着他，泪水再也无法遏制，灼痛了我的眼睛。一千个念头从我的脑海中奔涌而过。

“为什么？”我用哽咽的声音问。

“你被指控有共产主义倾向，和反革命团体有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支持。”

“但我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我也没有支持任何团体！我几乎休了一整年的假。”

“实际上，因为你的丈夫……”

“但他的行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已经说了一千遍，我和他的信仰不同。我不应该承担他的过错。”

“的确如此。”扎尔加先生说，“当然，你可以反对这些指控。但他们宣称有证据，还有几个人也会做证。”

“什么证据，那些人能证明什么？我做了什么？”

“他们说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你带你丈夫来到办公室，宣扬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你组织了一场问答，还分发了反革命报纸。”

“但他只是来接我，是那些人强行把他拽进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记得。我只是把他们的决定通知你。你可以对他们的决定提出正式反对。但说实话，我觉得你和你丈夫都有危险。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已经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我也没有他的音信。”

我疲惫无力地回到办公室，收拾东西。眼泪已经充满我的双眼，但我不允许它们流出来。我不想让我的敌人们看见我凄惨的样子。阿巴斯-阿里是我们这一层的门卫。他托着一只茶盘悄悄走进来，看上去就像是进入了某种禁区。他用哀伤的目光看向我，又看看这个房间，悄声说：“萨迪吉夫人，你不知道我有多伤心。我以我孩子的生命发誓，我没有说过任何有损于你的话。在你的身上，我只看见了善良和仁慈。大家都很伤心。”

我苦涩地笑了笑，说：“是啊，我能够从他们的行为和他们做的伪证上看出来。和我共事了七年的人却在合谋陷害我。他们还真是驾轻就熟，甚至没有人会看我一眼。”

“不，萨迪吉夫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全都很害怕。你不知道那些人给你的朋友萨达蒂夫人和卡娜妮夫人都捏造了什么罪状。有传闻说，她们也会被解雇。”

“我可不觉得事情会这么糟。”我说，“你一定是在夸大其词。而且就算她们被解雇了，也不会是因为她们和我的友谊，而是因为以前和人结下的怨恨和引起的妒忌。”

我拿起装满东西的手提袋和装着我个人资料的文件夹，打算离开。

“夫人，为了真主的爱，不要怪我。”阿巴斯-阿里恳求道，“请宽恕我吧。”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直到中午。慢慢地，忧虑取代了羞辱和愤怒：对未来的忧虑，对哈米德和孩子们的忧虑，对钱的忧虑。现在通货膨胀攀升的速度惊人。没有了工资，我该怎么办？过去两个月里，印刷厂都没能挣到钱。公公已经没办法负担哈米德的工资了。

我头痛欲裂，只能挣扎着向家里走去。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帕尔文太太惊讶地问，“而且今天你还迟到了。如果你继续这样，他们会解雇你的。”

“他们刚刚已经解雇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