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养期间在夏威夷感受微风吹拂

野口推拿与长寿饮食法

我第一次感受到“衰老”是在我42岁的时候。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走进工作室准备录音，坐在椅子上，拿起乐谱，却发现眼前的五线谱有些模糊，不知为何看不清音符的位置。一开始我以为是灯光太暗的缘故，让助手又拿了一盏灯过来，可眼前的乐谱还是模糊不清。好奇怪啊，我又尝试调整了桌子的高度，但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我靠着椅背发了好一会儿呆，这样下去我没办法工作啊，这可如何是好。

过了一会儿，我又拿起乐谱，发现刚才看不清的五线谱和音符现在又清晰可见了。我将左手拿着的乐谱前后移动，发现与前一天相比，在我视力范围内能够清晰看到的点确实变远了。这就是我意识到自己变成老花眼的瞬间。我从小到大视力一直保持在1.5，这种眼前的东西一片模糊的体验对我来说也是头一遭，这让我大受震撼，但确实也束手无策。即便对“老”字带有抵触情绪，无奈之下我还是决定配一副老花镜。第一次戴上老花镜的瞬间，我发现眼前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没戴老花镜的时候我错过了多少事情可想而知……这也让我感到失落。

数年后，我再次参与了大贯妙子的专辑制作，在纽约最后一天录音时，我们邀请了一些音乐家和附近的朋友，在工作室举办了庆功宴。在完成了有成就感的工作之后，喝的酒也比平常更加美味。在我开心地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那天的主角大贯妙子走过来对我说：“给我看看你的手相吧！”她也喝高了。看着她笑嘻嘻的脸，我也很放松，毫不犹豫地把手掌伸了出去，但她看着我的手掌，神色渐渐凝重起来。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接着大贯妙子好像很难以启齿似的，嘀咕道：“你这样下去的话，来日不长哦！”她的口气很认真，绝不像是在开玩笑。

大贯妙子对我说，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救我，那就是野口推拿。野口推拿是野口晴哉在“二战”后不久创立的治疗方法，与那种常见的用手“咔嚓”一下掰骨头的按摩不同，它似乎还有一些涉及改善人的心性的理论。大贯妙子也跟我说“一旦开始推拿治疗，以后就离不开它了哦，要活着可能会变得更不容易”，但当时我最小的儿子只有5岁，我还不能轻言放弃，至少得再活15年到他成年[1]为止。虽然我之前从未接受过推拿治疗，甚至连按摩也没有过，但我对这种“最后的手段”——野口推拿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决定去试试看。

我想野口推拿也算是东方医学中的一个集大成者了吧。大贯妙子介绍给我的是她的中学同学，三枝诚医生。三枝医生小时候身体虚弱，他自己也是在野口推拿的帮助下恢复了健康的体魄。我去拜访了三枝医生，他首先以轻轻触碰我脊柱的方式进行治疗，坦白来说，第一次我根本感受不到他手中的“气”，也真的不知道这套手法是否有效。但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再加上治疗本身让我像偷看了秘密组织一样兴奋，我变得更想了解这个治疗方法了。

我天生患有“痴迷症”，所以一口气将所有可以买到的野口晴哉的书都买了下来并开始阅读。自那以后，每次回日本我都会去三枝医生那里接受推拿治疗。回到纽约后，我尝试着自己模仿野口推拿的治疗方法，如果周围的人身体有问题，我就会像阅读《家庭医学手册》一样翻阅野口推拿的书，试图找出原因。

那段时间，随着对推拿理论理解的加深，我感觉身体状况确实得到了改善。三枝医生精通合气道，我也得到了他的教诲。我发现替代医疗[2]的医生在关注身体状况的同时，很多也精通武术。合气道不同于其他格斗技术，拥有强壮的肌肉并不意味着胜算更大。相反，对手的力量越强，合气道就越容易靠利用对方的力量施展技巧来打败对方，我觉得这很有趣。三枝医生后来向我介绍了擅长古代武术的甲野善纪。甲野曾经带着日本刀来过我的演奏会现场，演出结束后，他来到我的休息室，还和那天恰巧作为嘉宾到场、擅长空手道的山本耀司切磋了一番。

在听了三枝医生的建议后，我反思了之前用碳酸饮料搭配垃圾食品就心满意足的饮食习惯，开始尝试以糙米为主食，以蔬菜、盐渍菜[3]和干货为副食的长寿饮食法。我阅读了长寿饮食法创始人樱泽如一的著作，有一段时间还尝试加强版的长寿饮食法，成为一名不食用任何动物性食品（如乳制品、鱼和蜂蜜）的严格素食主义者。让人意外的是，我很快接受了这种饮食方式，虽然最后只坚持了半年。

“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都要坚持下去”是我的信条，在年轻精力旺盛的时候，我连续三天熬夜也能神色如常。即使连续工作16个小时，也能保持精力集中，每晚都会待在工作室埋头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再跑到街上去喝酒，之后又回到工作室继续工作，这样的工作状态简直是家常便饭。因为我老是这样，当时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地因过度劳累而倒下，为此他们还半开玩笑地讨论过：“为了能让我们自己休息，要不给坂本龙一下点药吧？”[4]

然而，与体力无穷无尽的时候相比，进入40岁之后，我开始像普通人那样体会到疲劳袭来的感觉。并且因为不怎么摄入动物性蛋白质，我的性格也逐渐变得温和。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为生存而战斗的精神。这很不妙。这么做反而是在逐渐接近死亡——我产生了这样的焦虑，于是决定结束素食生活。地球上还存在一些地区，比如格陵兰岛，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植物无法生长，人类只能将动物的肉作为食物。在极端情况下，为了活下去，甚至可能需要啃咬生老鼠。我意识到，过度追求苦行僧一样自律的饮食，反而会牺牲掉人的生命力，这是本末倒置的。

当然，我也不认为用半年时间实践素食主义是毫无用处的。我学到了包括长寿饮食法在内的饮食疗法的本质，并努力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东西更接近自然。正如大贯妙子对我说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活变得“更不容易”了，但我学会了辨别对自己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和我必须做的事情，并开始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即使现在正和疾病做斗争，在进行癌症治疗的同时，我仍在继续食疗、针灸、中医、推拿等辅助治疗以保持和提高身体的整体状态。

美国的医疗

在之后大约20年的时间里，我以接受野口推拿的治疗为中心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尽管体力有所下降，但一直也还算健康。觉得喉咙稍有不适时，不去医院，不吃药，靠泡脚就能好，健康状况没出过任何问题。进行了好几次全身体检，也一直没有异常。因此，我或许也在某些地方放松了警惕。2014年6月，感到喉咙有些不适时，我去了医院，为安全起见接受了精密体检。医生采集并检查了我的咽喉细胞后，告诉我得了口咽癌。我的第一反应是“癌症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真的难以置信。

在我脑中最先闪过的是，即将在当年7月开幕的札幌国际艺术节。我作为客座导演，参与了整个艺术节项目，在开幕前夕推掉工作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可以选择先不公开病情，一边私底下去医院治疗，一边按原计划出现在开幕式的会场。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我下决心专注于治疗，取消了艺术节相关的活动和年内剩下的工作，留在了纽约。

决定在纽约接受治疗后，我又陷入了另一个抉择中，就是选择西方医学，还是选择替代医疗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说的，长期以来，我都更偏好替代医疗，也向周围的人强烈推荐自然疗法。然而，查阅的资料越多，我就越意识到癌症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疾病。如果只使用替代医疗治疗，效果会很不充分，甚至会导致病情加重。因此，我决定先采用西方医学对抗癌症，在免疫力下降时通过替代医疗来提供支持—使用这样的综合治疗手法。我想只靠其中一种方法是不够的。

我们在互联网上会搜索到许多声称对癌症有疗效的商品信息，例如胡萝卜汁、微生物酵素、蘑菇的提取物等。我不会轻易把这些东西全盘否定，认为它们都是骗人的。但这些商品标榜的“成功案例”，可能是每一万人中仅此一例，而背后可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已经去世，只是没有被提到而已。所以我认为，即使有因此治愈的案例真实存在，这世上也没有所谓的“服用了这个就可以根除癌症”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西方医学中的例证，例如通过外科手术可以有多大程度的改善，抗癌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会有多大程度改善等，都是基于过去数据积累的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是西方医学的中心，也是替代医疗的中心。美国至今仍未正式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推动这一制度建立的政治家也会被认为是极左翼，如果想要接受正式的癌症治疗，医疗费用会非常高。对于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癌症患者，如果保险公司认为他们没有支付能力，他们便会被拒绝收治。因此，人们对费用相对较低的替代医疗抱有很大期望。

另外，或许有些出人意料，我在纽约接受治疗的那家医院，也会向患者提供有关中草药和中医等的相关信息，并开设了瑜伽课程；如果有需要，医院还会向患者推荐针灸诊所。其实在美国，可以说西方医学和替代医疗之间的距离比在日本要近得多。像我这样，同时使用两种方法进行治疗的患者并不罕见。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的医院接受全面治疗，所以有很多惊奇的发现。首先，整个医院很冷。我知道美国人喜欢吹空调，但他们竟然把医院的温度也调到16度！这和红酒柜的温度相差无几啊！当我看向周围，像我一样的癌症患者都穿着短袖，毫不在意地大口喝着可乐——在这家医院的候诊室里，可乐和咖啡可以随便喝。据说可乐中含有致癌物质，即便没有，可乐本身也含有大量的糖，不可能有益于身体。这里明明是美国国内顶级的癌症治疗中心，我认为这简直是一个国际玩笑。美国真是了不起，如果我在那里住院，一定是要吃汉堡的。

但有一说一，我认为美国医院服务的数字化发展十分值得称赞。每位患者都有个人账户，在医院接受检查后，当天就能在专门的网站上查看自己的数据。例如，和上次相比，这次检查血液中蛋白质的数值有什么差异，会非常直观地显示在网站上。通过这样的专门网站，患者也能与主治医生联系，轻松地预约或更改预约。此外，医院独立开发了应用程序，如果输入药草或中药的名称，也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其研究进展情况和功效。从给患者提供的便利，以及电话通知和出具纸质报告等的成本方面来看，数字化都应该得到大力推广。如果有意愿，我想日本的医院必然也能马上提供同样的服务，希望真的可以早日实现啊。

在这次初步的癌症治疗中，我接受了主治医生的建议，选择了放射治疗，同时服用少量的抗癌药物。在为期七周的疗程中，通过用放射线照射癌细胞逐步进行治疗。前半段的治疗没有想象中那么痛苦，老实说，我当时还很乐观地认为，放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随着疗程进行到后半段，口腔内的疼痛逐渐加剧，到第五周左右的时候，我实在疼痛难耐，哭着向医生请求“停止治疗吧”。然而主治医生说服了我，如果在那个时候停止治疗，癌细胞的力量反而会增强并反噬我的身体，“如果这个时候放弃治疗，肯定会死，请一定要坚持到治疗结束”。最终，我熬过了整整七周的治疗。放疗结束后患部的疼痛持续了大概一个月，但可喜的是，坚持治疗还是有效果的。

口咽癌最让我困扰的就是饮食。放疗的副作用不只影响到喉咙，整个口腔都发生溃烂，连吞咽口水都非常痛苦。特别是吃到带酸味的食物时，还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伴随着疼痛，我才发现连我最喜欢的香蕉也带有酸味，为了摄取营养，我不得不努力地吃东西，一时真的很伤脑筋。我试着吃一些黏稠且好吞咽的食物，比如山药和粥，并同时吃四种止痛药，仍然很痛苦。经过多次尝试，我发现西瓜才是最好的食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很像蔬菜，在水果中少见的没有酸味。自从发现了这个诀窍，就像川岛直美曾说的“我的身体是葡萄酒做的”那样，我吃西瓜吃到可以宣称“我的身体是西瓜做的”。

此外，过去曾经没命地喝酒的我，在首次治疗癌症期间，彻底戒了酒。有时去好餐厅吃饭，实在忍不住想要喝酒的时候，我就会向伴侣借一口品尝。现在我能够从酒的香气中感受到苦味和防腐剂的含量，感觉好像比以前更敏锐了。

纽约的生活

也是因为治疗，2014年是我移居纽约以来，第一次几乎整整一年都待在家里的年份。我最初把生活重心移到纽约，并不是因为对这座城市有什么强烈的向往，而只是看重它的便利性。因为工作性质，我从年轻时就经常到伦敦、洛杉矶以及其他欧美主要城市出差，每次都要从东京来回很麻烦，就想着干脆搬到相对更近的纽约去生活。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纽约安家落户以来，我其实仍然经常往返于世界各地，并没有长时间待在家里的习惯。事实上，我也没有“定居”的概念。

然而，在纽约逗留整整一年，经历四季流转，体验假日季的各种活动之后，我逐渐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感情。保守派的人常常炫耀说“只有在日本才能体会四季之美”，那是瞎说。我在纽约，看着家里后院的树在深秋时逐渐染上红色，冬季树叶凋零后树枝被皑皑白雪覆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四季有多么美好。

在享受纽约生活的同时，我也在“充电”休养期间沉迷于台湾“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侯孝贤和杨德昌等导演的作品，经常租他们的电影光盘观看。当时，杨德昌的很多电影还没有DVD版，我忘了从谁手里借了重复录制过好多次的VHS[5]录影带，画质很糟糕。

回想起来，自二十多岁正式开始做音乐以来，我第一次有这么长的假期。啊不，我有过唯一一次告假。那是1988年《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后，我向公司提了要求：“我都拿了这么大的奖了，就给我一个月的假期吧！”然后我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假期。那时我还年轻，什么都不做，只是呆呆坐着的话，很快就会感到无聊。在放假后的第三天，我又反过来抱怨公司：“现在我怎么没有什么可做的！快给我安排工作！”真是太任性了。

顺便提一下，当时画家兼电影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6]住在我纽约的家附近，经常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身体状况不错的时候也会接受邀请。我通过《末代皇帝》的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认识施纳贝尔时，他住在一栋四层的房子里，整栋房子都被涂成粉色，里面还有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大型工作室。作为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他的绘画作品尺寸很大。在那个大型工作室里堆积了几十幅他创作的画，去他家玩的时候，他会炫耀这些巨型作品，指着它们告诉我：“这个是我最近画的。”

施纳贝尔结过好几次婚，有意思的是，每次更换伴侣，他的房子就会“向上延伸”。当他与第一位伴侣分手时，四层楼变成了七层楼，然后他又遇到了另一位伴侣，和那位女性分手后，房子变成了十一层楼。虽然不好意思跟他本人直说，但吸引我的其实不是他作为画家的才华，而是他作为电影导演的才能。尤其是他的《潜水钟与蝴蝶》，主人公是一个因闭锁综合征而全身瘫痪，只能通过眨眼睛记录回忆录的编辑，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迷人。总的来说，胸肌发达的施纳贝尔是个充满活力又有趣的人，但要和他交往会消耗我的精力，所以我当时一直对他打来的电话置之不理。

夏威夷的历史

2014年我几乎整年都在纽约度过，放射治疗的后遗症也得到控制。这一年的12月我终于可以吃固体食物了，于是我以“康复训练”为名前往伦敦，享受了“THE ARAKI”店的美味寿司。此外，我还回日本过了年，去伊豆的老字号旅馆住了几天。

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就有了年末要回日本住温泉旅馆的习惯。我特别喜欢并且经常光顾的是热海的“蓬莱”旅馆。在那里可以从温泉浴场看到相模湾的日出，旅馆的庭院有一棵大松树，眺望渔船从眼前穿过的风景也非常优美，仿佛浮世绘一般。母亲生前，我也曾带她一起来过。然而，“蓬莱”旅馆现在已经被一家大型度假酒店运营公司收购。2012年年底，我熟悉的女主人很抱歉地对我说：“之后，我们将委托星野集团来管理这家旅馆……”我想这也许是为了维持旅馆的生计而别无选择吧，但从此珍贵的旅馆招牌也改名了，实在令人叹息。

随后，2015年2月，我去了夏威夷。在纽约治疗癌症期间，通过熟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从事替代医疗的医生，对方在邮件里细致地给我介绍了许多治疗相关的信息。虽然从未谋面，但交流了几次之后我们建立了信任关系，所以我想亲自拜访那位医生在夏威夷开的治疗院。

这位医生是日裔美国人，主要提供针灸治疗，也会定期为患者抽血并用显微镜观察红细胞的形状和流动方式，是纳入了西方科学知识的混合型针灸治疗。我也在这里接受了针灸、芳香治疗和中药处方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