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间》写下的笔记和乐谱

混合现实[1]项目

在2020年《新潮》杂志策划的日记接力活动[2]中，我写下了以下内容：

12月3日（星期四）@TYO（东京）

做了噩梦，梦见自己在埃及的机场被拦下，行李被拆开，无法登机，像卡夫卡小说中那样不知道我身犯何罪[3]，回不了家。

12月4日（星期五）@TYO

做了全身体检。结果很糟糕。明明我都没吃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这6年里也没怎么喝酒。

当时我并没有详细地记录下来，但就是在进行这次全身体检时，被告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肝脏。医院希望我能做进一步的详细检查，但癌细胞转移的事实太令人震惊，我无法立刻接受，所以当天先回家了。一周之后，也就是12月11日进行了再次检查，结果却被宣告“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只剩半年的生命了”。

然而，第二天我要进行钢琴独奏的线上直播。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像此刻这般如此切身地感受到自身“死亡”的迫近——在这种状态下，我迎来了演出当天。这场线上演奏会由真锅大度[4]率领的“Rhizomatiks”团队负责视觉导演。我和真锅是在山口媒体艺术中心驻场制作《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期间开始的合作，当时他负责作品的影像编程。在直播的影像中，画面背景随着我弹奏的曲子不断变化，有时变成一个空荡荡的大厅，有时变成一个孤寂的灰色房间，有时又变成了一片废墟之地。这些都是由“Rhizomatiks”团队实时合成的CG画面。

独奏时使用的钢琴放置在一个360度都是绿幕的录影棚里，为了防止出现影子，从四面打过来的灯光把录影棚照得格外明亮，由于还需要冷却大量的摄影机和设备，尽管直播时是冬天，棚内却必须开着空调猛吹冷气。那时刚接受了病情宣告的我，身处寒冷的录影棚中，身心都冷到了极点，钢琴独奏又需要我时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一旦放松就全完了。如果有乐队成员或者伴奏在旁边，或是有背景音乐的话，我多少还可以松口气，但钢琴独奏不允许我有一丝松懈。那天晚上的演奏曲目旨在回顾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其中还包括The Seed and The Sower（1983）和Before Long（1987）等许久未演奏的早期作品。尽管处于最糟糕的状态，我还是完成了演奏——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是如何弹完这15首曲子的了。当时在演奏会现场的，只有身为制作人的伴侣知道我的病情，并且她当时就已经做好了这可能是坂本龙一最后一次演奏的心理准备。

其实，这次钢琴独奏的直播可以说是“前哨战”，随后从12月14日到16日还有为MR作品拍摄的“正式演出”。我在早些时候就决定拍摄MR作品，而根据我的观点——如果不能以可被人看到的形式弹奏，就不能算是练习，也就无法提升演奏的精度，所以后来在拍摄MR作品之前追加安排了钢琴独奏演出。MR作品是要永久留存的东西，我不能呈现半吊子的表演。但参与拍摄的人员众多，当时我又还未向周围的人透露我再次患癌的事，所以无法因为自己这边的状况在拍摄前夕更改日程。当然如今再回头看，我在手术后体力下降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无法完成演奏的，可以说这确实是拍摄MR作品的最后时机。

我以前就对MR感兴趣。现在，VR作品在媒体艺术界正处于鼎盛时期，而MR被认为是比VR更先进的技术。如果用动态捕捉技术记录下演奏状态，就可以通过设备上的应用程序，随时在现实世界中像全息投影一样呈现出演奏的形象，甚至在我去世后，还可以与自动演奏的钢琴结合起来，开一场虚拟演奏会。如果这项技术早半个世纪出现，或许卡拉扬“边弹奏边指挥”的演奏会也可以用MR再现。

发起这个项目的是制片人兼导演托德·埃克特，他在美国经营一家影像制作公司。他也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现实生活中的伴侣，其实他们首次约会的地方，就是我发行《异步》后在纽约进行的同名演奏会上。也就是说，我在不知不觉中当了一次丘比特呢。托德在影像和艺术行业颇为知名，曾有一个世界知名乐队向他咨询是否可以为他们制作MR作品。托德拒绝了，并联系我说：“作为粉丝，我一直以来都在追您的演奏，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他甚至曾为了观看Life的演出，特地赶来日本，看完再匆匆离开。

MR作品的拍摄与钢琴独奏的直播一样，都是在全绿幕的工作室中进行的。我的脸部和手指上贴满了动态捕捉用的标记，用了三天的时间，逐条录制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和《遮蔽的天空》等代表作品的演奏。基本上，我们选择了和“前哨战”的直播演出一样的曲目。在灯光炫目、眼睛发花的情况下进行演奏相当困难。另外，据说从这些采集到的数据开始制作实际的MR影像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在拍摄中，为了避免镜片反光，我摘掉了平时佩戴的眼镜，还把头发压得平平的，以免妨碍拍摄。后期为了把这些细节一个一个地处理到接近真实的我的形象，还必须追加制作CG效果。

由于三维影像制作的复杂性，进度比最初计划的要慢，这部MR作品预计于2023年6月在纽约的新建文化设施“The Shed”亮相。我也听说之后它还会在曼彻斯特等世界各地上演。此外，KAGAMI（日文“镜”的罗马音）这个标题的寓意是，这部作品作为我身体的倒影和镜像而存在，同时也是在向塔可夫斯基致敬。我觉得在接受绝症诊断之后，我能够完成钢琴独奏演奏会和MR拍摄是很了不起的，但同时也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件工作，我才能够在绝望中打起精神，继续活下去。

向孩子们坦白

一年的年头和年尾我一般都在日本度过，从某个时期开始，在过年时和孩子们聚餐也成为我的习惯。平时大家都住在不同的地方，但至少每年都有一次聚在一起的机会。2020年年底，我也与孩子们及他们的家人聚在了一起——虽然有一个孩子当时在美国，无法参加。现在我还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女，成了名副其实的“爷爷”。我想趁这个机会说出实情，便坦白了我现在的情况。当开口说“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本来热闹的气氛一下子冷到了冰点之下。我也很难受，但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总不能一直保持沉默。总之，这一年年底我真的非常沮丧，唯一的好消息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乔·拜登击败了唐纳德·特朗普。

尽管如此，自从向孩子们坦白了我的病情之后，我的心态也一下子发生了转变，开始相当冷静地预演死亡，去考虑许多具体的问题。如果在日本接受治疗，一直住在酒店里也不是办法，那么住宿问题要如何解决？如果我很快就死了，应该给谁发讣告？葬礼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如果不提前决定好这些细节，可能就会发生违背我意愿的事情。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回顾从《音乐即自由》出版后到今天为止的活动，留下这个口述记录，也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是必须提前做的事情之一。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我的伴侣毫不拖泥带水地为我做了安排。她是个性格很刚毅的人。在我积极参与反核运动时，曾经有人说：“说不定日本政府盯上你了，会派刺客来杀你。”对此，我的伴侣却说：“要是你真的被暗杀了，公众舆论就会马上倒向支持反核，那也不错啊。”——她就是会说这种话的人啊。

接下来在2021年1月14日，新年伊始，我接受了开篇提到的那场大手术。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打算向公众公开我的病情。然而，正好在我进行手术的时候，某体育报纸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我的病情，准备以“坂本龙一，重病！”为题进行独家新闻爆料，并向相关人士打电话确认。因此，为了防止错误的信息流传出去，我的事务所紧急决定发布一份声明，公开我再次患癌的事实。当然，我本人当时正在全身麻醉之下沉睡，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在中国的大规模展览

住院期间，原本已经定好的工作在我不在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着。其中一个是在中国北京的私人美术馆“木木美术馆”举办的展览。2018年，在韩国首尔的“piknic”举办的“Ryuichi Sakamoto Exhibition: Life, Life”展览的开幕式上，来自北京的一对年轻的美术馆主理人夫妇特意前来，询问说：“是否可以在我们的美术馆空间里，举办这个展览更大规模的版本？”这个与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交好的富家公子哥娶了模特般漂亮的网络红人作为妻子，他们是在往昔的中国难以想象的现代夫妻。男方开欧洲豪车，向女方求婚的时候说“如果你嫁给我，我会给你买一辆红色法拉利”，对方却回答说“我不需要车，为我建一座美术馆吧”，最后他真的为妻子建了一座美术馆。我听他们讲了这样一段玩笑般的故事。

我觉得这很有趣，也对他们的提议感兴趣，但他们的活动还是只像是有钱人的消遣。也因为如此，“木木美术馆”在中国艺术行业名声相当糟糕，我甚至还收到了熟人的忠告：“如果在那种地方开个展，你的声誉会受到影响哦。”——那我就亲自去看一下再做判断吧。与他们相识后不久，我便去了北京实地考察。但如果由他们招待，我就不能在关键时刻拒绝，所以我决定自己承担这次的旅费。上一次我去北京还是20世纪90年代在那里举办演奏会。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和我记忆中不同的城市，只看机场就比成田机场大十倍以上。不知不觉间，这座城市已经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让我大吃一惊。

“木木美术馆”位于中国最大的现代艺术区之一——798艺术区，这个艺术区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厂遗址上建成的。艺术区占地广阔，里面有上百家美术馆、画廊和餐厅。如今“木木美术馆”有两个场馆，但那时只有最早建成的场馆在使用，新馆位于北京市中心，美术馆主人表示想在那里举办我的展览，当时那里仍在施工中。新馆建筑的外部已近完成，但内部还在装修，他们向我解释说这个空间既可以作为“白盒子”[5]，也可以作为“黑盒子”[6]使用。

和美术馆主人夫妇详聊后，我很快就意识到，戴着一枚巨大钻石戒指的妻子晚晚非常优秀。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在纽约的知名画廊实习，她的高才生背景也让我觉得，不愧是会跟结婚对象要一座美术馆的人啊。另外，当我问到我的一些作品是否会因为题材而不能在中国展出时，他们表示“的确如此”。但他们也提出了“可以通过作品本身传达自由精神的可贵”这个很好的折中方案。我认为他们值得信赖，于是决定把展览交给他们负责。

这个名为《坂本龙一：观音·听时》的展览最终定在2021年举办，不巧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我住院治疗的影响，我无法前往现场。因此，我委托包括装置艺术作品的共同创作者高谷史郎和策展人难波祐子[7]等在内的12人团队从日本前往北京搭建场地。那时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相当严格，高谷等人无法直接从日本乘飞机前往北京，需要先在大连接受入境隔离。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酒店房间里足不出户，还需要接受核酸检测，三周以后确认核酸阴性后才最终获准进入北京。是我让他们这么辛劳，十分抱歉。

幸运的是，“木木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非常优秀，中日团队之间实现了奇迹般的合作。我认为这是涵盖了我主要装置艺术作品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精彩展览。《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这件作品之前是将9个水槽悬挂在天花板上，这次由于场馆空间广阔，特别为展览制作了一个12个水槽的版本。整个展览可以让人体会到声音和噪声，甚至是声音和静寂之间的界限。当时别说海外旅行了，国内的活动也受到限制，因此只有居住在北京的人才有机会去观看展览。即便如此，我听说在近五个月的展期中，有近10万人参观了这个展览。2023年的夏天，在成都即将开幕的“木木美术馆”新馆中，会举办更大规模的展览《坂本龙一：一音一时》。

《时间》

2021年6月18日至20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我和高谷史郎共同执导的剧场作品《时间》举行了公演。2019年和2020年的“京都会议”都是为了这部作品而组织的。我前面提到过，在完成《异步》后，我直觉上感到在这座山的另一侧还有更高的山。

当时我脑海中闪过的就是在表演和装置上没有明显界限的舞台艺术，因此在还没有确定要在哪里演出的情况下，我和高谷一起开始了准备。后来，我们有幸被“荷兰艺术节”邀请作为2021年的联合艺术家之一参展，于是决定在那里举行《时间》的首演。

《时间》可以说是受能乐影响的音乐剧，我们邀请了舞蹈家田中泯和笙演奏家宫田麻由美[8]参演。舞台上铺满了水，背景屏幕展示了高谷制作的“梦境”影像。田中泯试图开辟一条直通的道路来涉水，他象征着人类。宫田则手持笙，轻松地穿越水域，她象征着自然。这部作品没有显而易见的剧情，如果要揭示结局的话，就是田中泯扮演的人类试图征服水，也就是自然，但最终被大洪水吞噬而死亡。我想要描绘人类和自然的神话。除了试图开辟水中道路的场景，还引用了夏目漱石的《梦十夜》[9]和能剧《邯郸》[10]等作品的片段，以及“庄周梦蝶”的典故，并让田中泯朗诵了这些文本。

武满彻先生曾在《时间的园丁》中写道：“我想造一个如同无尽的时间一般的音乐花园。那是一个对自然充满敬意，也充满谜题和隐喻的时间花园。”简单地说，他试图创作出像无限的时间一样的音乐，但我想在《时间》中表达的是，与武满彻先生相似却又不同的“时间是幻觉”的信息。我以“时间”为题，又故意挑战了否定时间。那么，为什么要描绘“梦境世界”呢？因为在梦中，时间这一概念的特征被破坏殆尽：在《邯郸》中，追求顿悟的男子午睡了5分钟，但在梦中，50年弹指间过去；在“庄周梦蝶”的典故中，哲学家庄周打了个盹儿，却渐渐分不清是庄周做梦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成了庄周。我想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梦和现实无法区分的世界。

在发现第二次患癌之前已经确定了作品的概念，但作品实际完成的过程，我只能在病房里远程参与。当然，我也不能参加在荷兰的演出，只能在网络上默默观看。即使只是看着画面，我也感觉到一小时前发生的事情仿佛只在一分钟前发生，某些瞬间又似乎在反复出现，很有意思。至少我通过这个舞台体验到了一种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时间体验。不过即便如此，我仍然有所反思。剧作仍然被束缚在线性时间轴上，这是事实，而我真正构想的是，每天上演的作品的内容和长度都会即兴更改。因此，在今后世界各地将要进行的《时间》的演出中，我认为可以借鉴约翰·凯奇所重视的“机遇操作”[11]，把写有数字的纸片放入帽子中，在公演会场抽选相应场景进行演出。但是这样做需要有相当充分的准备，否则很难顺利进行，也会给演员和灯光师带来很大的负担。

最强大的支持体系

2021年上半年反复接受手术和住院期间，我心里总是想着要为网飞的动画剧集《例外》做点儿什么，这是我在2020年开始的工作。该作品共有8集，需要3个小时左右的配乐，相当于几部电影的原声音乐的量。在这一年年初接受手术之前，我已经完成了4集的音乐创作，剩下的部分需要在夏季交付。考虑到自己的体力无法支撑我单独完成全部的创作工作，我也同时在寻找代替我的人选。然而奇妙的是，尽管我虚弱地坐在病房的沙发上就已经十分勉强了，当我创作音乐时，却能忘记疼痛和不开心。所以尽管每天只能维持几个小时的专注力，我还是坚持着在9月完成了最后一集的原声音乐创作。我看起来吊儿郎当，责任感却非常强。

接下来，我因为之前收到了作为服装设计师和Comme des Garçons[12]副总裁的渡边淳弥先生的委托，为他的同名品牌“渡边淳弥”制作了2022年春夏女装系列走秀的音乐。在这一季中，渡边淳弥以“亚洲的乡愁”为主题，发布了包括中国风夹克在内的款式。为了配合这个主题，他希望我能够重新演绎YMO时期的乐曲《东风》。考虑到这将在时装秀上播放，我先是创作了一个稍微融入了节奏的版本，还觉得这个版本做得很不错，没想到发给他之后却被驳回。原来渡边先生脑海中的画面是一条涓涓细流汇成的大河，我的改编不符合他的设想。当然他当时还不知道我的严重病情，所以也没办法，但我可是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在尽力完成工作，会觉得很烦躁。我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一边又不得不根据渡边先生的意愿，制作了更为松弛的编曲。让我有点不甘心的是，从客观的角度听起来，后来制作并被采用的版本确实更优秀。在制作电影配乐时，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

经过多次咨询之后，我决定将在日本的癌症治疗主要委托给东京某大型医院负责。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感激我的主治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除了主治医生，我还向另外两位专家咨询个人的身体状况。其中一位是若林理砂，我是通过甲野善纪认识她的，她在甲野的道场练习武术，平日从事针灸治疗，当然对武术也很有研究。自从我在2014年被诊断出口咽癌以来，她就从替代疗法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意见，并给了我不少有关饮食疗法和中药的建议。另一位，我们姑且称他为“K先生”吧，他是一位移植外科权威。我叫他“黑杰克”[13]，但他其实有行医执照，这一点与漫画是有区别的。如果我对医院的病情说明有不理解的地方，他会根据数据和图像给我详细解释。确切地说，他并不是我的主治医生，却是为我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重要人物。从心理上说，他是“另一位主治医生”般的存在。令人感激的是，若林和K先生每天都会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并根据当天的体温和症状，从各自的角度给出具体建议。包括会随时通过邮件应答的医生在内，自罹患癌症以来，我同时获得了西方医疗和替代疗法的强有力支持，也一直坚持治疗。

乌克兰的伊利亚

正当我迎来2022年，慢慢习惯这场旷日持久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抗癌生活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震惊的事。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谁承想还活着的时候，我又目睹了一场新的战争的开始呢？而且根据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入侵。我不会赞同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是好的，俄罗斯是坏的这种简单的二元论，但俄罗斯以绝对优势的武力侵略主权国家乌克兰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同时，我会反省我们是否像现在关心此刻的乌克兰人一样，也关心着每天在叙利亚、也门、巴勒斯坦等地处于生命危险中的人呢？

一边祈祷着暴力能够尽快停止，一边通过CNN等媒体追踪乌克兰的局势，其中一段视频深深打动了我。那是住在基辅的年轻小提琴手伊利亚·邦达连科在地下掩体里演奏乌克兰传统民歌的画面。与他产生共鸣的来自29个国家的94位小提琴手很快也加入了演奏，演奏视频也被上传到了YouTube上。那是一段非常令人动容的音乐，让人听了为之落泪。在这样的背景下，年仅20岁的伊利亚引起了我的注意，而这时美国作曲家朋友基思·肯尼夫突然联系我，说：“我们计划要制作一张支援乌克兰的慈善专辑，你可以参加吗？”更奇妙的是，他还问我：“要不要和伊利亚一起？”我们有段时间没联系了，所以这种巧合让我很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