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二月国会纵火案发生时，托马斯和卡提娅正在瑞士阿罗萨度假。他们每天都听说又有许多人在街头被捕，被袭击。一星期后国民议会选举开始，托马斯的第一反应是立刻回慕尼黑，确定有没有被抄家。如有必要，他们会把房子出租，甚至出售，然后悄悄地把资产转移到瑞士。

他吃惊地听到卡提娅在酒店里告诉一个客人，他们不能回慕尼黑。

他说先与埃丽卡取得联系，然后再做决定，但卡提娅说打电话回家不安全。他们不能说自己目前在哪。她打电话时，他就坐在一旁，听着埃丽卡回话。卡提娅用密语问女儿现在是否可以进行春季大扫除了。

“不行，不行，”埃丽卡说，“而且天气很糟糕。你们再在那里待一阵子，你们什么都不会错过的。”

埃丽卡和克劳斯尽快离开了慕尼黑。只有戈洛还住在房子里。他们不解的是，他的来信看似一切正常，似乎这个政权上台已不再是新闻。他告诉他们，他曾听到一个谣言，埃丽卡被捕了，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但他现在知道这不是真的。戈洛又说，他见过叔叔维克托，叔叔非常高兴自己在银行里升职了。他心想叔叔是不是取代了一个犹太人同事的职位。

卡提娅在卢加诺租了一栋房子，莫妮卡和伊丽莎白也来了。米夏埃尔在一所瑞士寄宿学校念书。不久埃丽卡也来了，她抽烟比以前更凶，晚上喝很多酒，早晨第一个起来拿报纸。她的声音灌满房子，她更像是一个来谴责他们的亲戚，而不是像他们一样来避难的大女儿。埃丽卡对德国最小的地方官的姓名都了如指掌，她对他们详细讲述了那边在强制执行下发生的变化。上午的其余时间，她给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写信。她打很多电话。她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的谣言成了她的奇怪谈资，对每个人津津乐道。她声称要反抗当局，开车回慕尼黑拯救父亲的手稿，但在母亲的坚持下，她答应不去冒险。但后来托马斯好笑地听她说起这段她仿佛亲身经历的旅程，说她如何骗过纳粹的边境守卫，把珍贵的文书藏在驾驶座下带了回来。

埃丽卡开始和家人争论，说他们应该接受这一事实 ── 再也回不去慕尼黑的房子，他们失去了它，他们在德国银行的钱将被没收，这时他就感觉不那么好笑了。埃丽卡像是把这些话熟记在心，一遍遍复诵，迫使他和她母亲面对他们一直逃避的现实。

埃丽卡让托马斯发布一份声明，与德国永远断绝关系。托马斯的一场关于瓦格纳的讲座被许多巴伐利亚音乐和文化界名人弹劾，一长串名单中包括他的朋友理查德·施特劳斯和汉斯·普菲茨纳。托马斯觉得最好不要对此做出反应，认为他们一定是受到了新政体的威压才这么做。埃丽卡则认为他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宣布他对新政府的厌恶。他应该呼吁同胞们以各种方式反对希特勒。托马斯最终发布声明，刊登在瑞士报纸上，但他确保在发出去之前，埃丽卡没有看到。后来卡提娅告诉他，他的女儿觉得这份声明的语调谄媚懦弱，他并不感到意外。

在大战刚开始时，托马斯对他的德国观众有清晰的认知。当他在柏林做讲座时，他认为他的听众都认可他关于自由民主的观点，也认可他所说的身为德国人的意义。如今这些人沉默了。已经没有一处论坛可以让他对他们说话。如果他在瑞士的安全处境下攻击希特勒，那么他也会受到反攻。他的书将在书店和图书馆下架。他不会再被允许发言。

他对纳粹的看法人尽皆知。他觉得没有必要再重复，毕竟戈洛和卡提娅的父母还在德国，他自己在慕尼黑有房子，在德国银行有存款。更何况，批判一个还只是蠢蠢欲动、令人讨厌的德国工人党，和批判一个在全世界寻求合法性的德国政府是不同的。

读到戈洛的来信，他们担心他的安全，但戈洛似乎并不害怕，他在信中写得好像慕尼黑成了一个剧院，或是一个他必须报道的大场面。他也传来一些伤心的消息，特别是写到他去探望外祖父母。他们仍然住在他们漂亮的房子里，但对未来的焦虑与日俱增。他写道，他的外祖父一直在说：“我们竟然要在有生之年目睹这些！”在当局眼中，普林斯海姆家是犹太人。卡提娅的哥哥彼得被柏林的洪堡大学解雇，他和兄弟们一样，正在计划离开德国。

卡提娅的父亲让人特地给她送了一封信，信中让她别写信也别打电话。她把这段话给托马斯看：

我一直不确定，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你 ── 我的女儿 ── 是埃丽卡和克劳斯·曼的母亲、托马斯·曼的妻子。曾经也许这在慕尼黑是一件骄傲的事。现在你逃离在外，我知道你的孩子们和丈夫将需要发言反对新秩序，对此我能理解。但这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窘迫。我们一直在当忠诚的德国人。我喜欢瓦格纳的音乐，为了支持他，我做了一切，包括帮忙举办拜罗伊特音乐节。黑暗中的唯一一线希望来自威妮弗雷德·瓦格纳 (注："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威廉·瓦格纳的儿媳，她在丈夫过世后一直举办拜罗伊特音乐节，直至“二战”结束。") ，真不可思议，因为她衷心支持那个我不会写出名字的人。她说她会帮助我们，但我们不知这是什么意思。

托马斯发现，虽然伊丽莎白读了这封信，但其他人并没有看。餐桌上，卡提娅让埃丽卡一个人说话。每晚她都尽可能早地回自己房间。当埃丽卡去法国找克劳斯时，她似乎终于松了口气。

十四岁的米夏埃尔和他们同住在卢加诺。托马斯记得他在慕尼黑时极不情愿上小提琴课，而他的钢琴老师拒绝再给他上课，因为他对老师的辅导相当反感。可是在寄宿学校中，他倒是不讨厌一个教小提琴和钢琴的意大利老师。

“他和你的其他老师有何不同？”卡提娅问。

“他是意大利人，其他老师都嘲笑他。”米夏埃尔说。

“所以你喜欢他吗？”

“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关在监狱里。如果他回意大利，就会被捕。而且没有人真正需要一个小提琴老师。所以他一脸悲伤。”

米夏埃尔每天花数小时练习，他对小提琴格外上心，他还和老师商量好，让老师每周两天来卢加诺一起拉琴。

托马斯对米夏埃尔说，他演奏的音乐很美，米夏埃尔皱起了眉。

“我的老师说，我有音乐天赋，就这样。”

“你还想要什么？”卡提娅问。

“天才。”米夏埃尔说。

米夏埃尔建议托马斯向他的小提琴老师学习英语。

“他的英语非常好，而且他需要钱。”

“他是意大利人，我不想像意大利人那样说英语。”

“你想像德国人那样说英语吗？”米夏埃尔问。

托马斯答应他会上英语课，还会读一本简单的英文书。

戈洛在一封信中描述了在慕尼黑与恩斯特·贝尔特拉姆的一次午餐。贝尔特拉姆说他赞成自由，但这仅限于好德国人。当戈洛说他父亲也许永远不会回德国时，贝尔特拉姆说：“为什么不回？他毕竟是德国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戈洛又说，贝尔特拉姆在卢加诺时没去探望托马斯，他试图为此找借口。他说，当时他不是一个人，意思是他迫不得已，无法与戈洛的父亲维持友谊。

戈洛还说，他在家里举办了一场宴会，以此消耗父亲酒窖里的最好的酒。他不紧不慢地打包收拾书籍，整理资料。

托马斯每次听到这种说他再也无法看到老房子的话，都心中一惊。他仍然每天读报，希望希特勒的势力能够衰退下去，或者他被行刺，或者军队起义反抗纳粹统治者。

起初，触犯纳粹的书在柏林被焚烧时，托马斯还庆幸他的书不在其中。但埃丽卡回来时，她指出所有重要的德国作家，包括海因里希和克劳斯，以及布莱希特、赫尔曼·黑塞，他们的书全被扔进火里。她强调说，被排除在外，很难说是一项荣誉。托马斯看到卡提娅在默默地点头。戈洛写信告诉他们，恩斯特·贝尔特拉姆非常支持烧书，但他没让托马斯的书被一起烧掉。卡提娅先读了信，然后把信交给他，自己离开了房间。

戈洛把家具、油画、书籍从慕尼黑的家里搬走，以出售为名搬到了瑞士，这事并不难办。戈洛还从他父亲账户里提走了大笔存款。托马斯想从德国转走的有手稿和信件，包括卡提娅从达沃斯写来的所有信，但他明白最重要的资料是他的日记。日记藏在他波琴格街书房的保险柜里。从来没人看到过它们。他想，卡提娅应该知道日记的存在，也一定知道里面有私密资料，因为日记是被锁起来的。但她绝对无法想到，穿插在天气、讲座地点这类平淡记叙中的是他的私密梦想和情欲生活。

他必须把日记运出慕尼黑。他得设法让人打开保险柜，把日记原封不动地送交给他。

他的性梦想已经进入他的小说，但在虚构作品中它们能很容易地被解释为文学游戏。由于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从来无人公开指责他内心深处的反常。但如果这些日记出版，他是什么人，他在幻想什么，就一清二楚了。人们会发现，他文风里的疏淡和书卷气，他性格中的古板，以及他对荣誉的兴趣和执着，都是为了掩盖心底的性欲。当其他作家 ── 包括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和诗人斯特凡·乔治 ── 已经公开他们的性取向，托马斯把他的性兴趣锁在日记本中，日记本又锁在保险柜里。他明白，如果此刻被暴露，那么他会因为刻意欺瞒而备受鄙夷。

他想，卡提娅已经接受了家里的损失和长期流亡的可能性，但无法接受丈夫颜面扫地。

“真奇怪，”她说，“现在我们倒是犹太人了。我父母从没去过犹太教会堂。我把孩子们视为纯粹的曼家人，可现在他们因为母亲是犹太人而成了犹太人。”

她担心戈洛留在慕尼黑的时间过久。她也担心年近三十的埃丽卡和克劳斯，在德国对他们关上大门后该如何谋生。托马斯想，她对另一种危险还一无所知。不披露日记的内容，他就无法对她分享此事。她会惊骇他是何等愚蠢，竟然把这样的东西押给了命运。

他想，在他所有的孩子里，戈洛从小就最能保守秘密。他在餐桌上就喜欢仔细观察，一言不发。托马斯把保险箱钥匙寄给他，让他把油布封面的笔记本拿出来，不要翻阅，直接装进箱子寄到卢加诺。他毫不怀疑，戈洛会依命行事。

戈洛说事已办妥，托马斯松了口气，现在他要做的只是等它们运达。

戈洛在慕尼黑的处境逐渐艰难起来。银行不再让他取钱。他觉得自己被监视了，随时可能被拘押。他无法阻止当局把两部家庭汽车都没收了，没收时，他发觉是家里的司机汉斯向纳粹告密，说他计划开其中一部车去瑞士。

当汉斯被指责告密时，他抖起了威风，大摇大摆地走在房子里，威胁厨师和女佣，说他会让他们都进监狱。这话戈洛也听得到，汉斯是特意让戈洛知道，他也可能会进监狱。

戈洛抵达卢加诺后，将这事告诉父母，又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我把那个箱子交给汉斯了，他答应帮我去邮局寄。但只有上帝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他很可能把它交给纳粹了。”

卡提娅离开后，托马斯问戈洛，他交给汉斯的箱子是不是就是那个装着日记本的。

“他主动说让他去寄。当时我觉得自己被监控了，我想他不太容易被注意，这看来是最佳方案。我也许应该再等一等，把箱子一起带过来，可我以为你想尽快拿到它。”

“他有没有给你收据或什么纸，证明他已经寄了？”

“没有。”

戈洛不安地朝他瞟了一眼，托马斯瞬间意识到，戈洛多少知道日记本里写了什么。他心想他是否翻过日记，或者读过几段。如果是这样，他会很快得出结论，为何这些被锁在保险箱里，为何只有这些 ── 而不是其他文件 ── 需要被寄往卢加诺。

戈洛和托马斯面对面坐在沙发椅上，托马斯从未离他儿子这么近。其实最好什么都别说，这似乎让戈洛感到舒坦起来。与长兄长姐不同的是，他对别人的心思更感兴趣。此刻托马斯感到，他看穿了父亲的心思。毕竟在这些年里，他一直默默地在家里观察。

他想，如果有人读到这些日记，一定会奇怪他家与普通德国人差距那么大。当他的同胞们的钞票变得一文不值时，他在赚美元。那段时间他过着想当然的奢侈生活。政治上，他变得更自由，更国际主义，但在生活上他与外界越发隔离。

最初在一九二〇年代，他不喜欢纳粹，因为觉得他们低俗，他以为他们最多只能成为困境中的德国的一根芒刺。如今他想象着一群纳粹在逐页读他的日记，对他的自说自话相当不耐烦，但接着看到某几段，他们精神一振。他们不会追踪他漫无目的的每日行踪，但会用燃火的双眼搜寻场景和句子，并做好摘录。

他明白，他的长子长女不会如他一般名誉扫地。他们所立足的世界，是他们公开拒斥对性简单分类的世界。任何破坏他们名誉的作为，只能换来他们和他们朋友满不在乎的嘲笑。可一旦他的日记被选段出版，没有人会觉得有趣。

早晨他一睁开眼，就想着也许箱子今天会到。他不确定会是邮车来送，还是别的官方运输车。托马斯穿好衣服后，就开始在楼上窗口张望。他楼下的临时书房面朝房子前方，他能看到所有经过的人。他注意到邮递员来了，但只是送来几封信和小包裹。

房子里很安静，如果邮车来送箱子，托马斯觉得他一定能听到。他留意着是否有发动机的声响。箱子一日不到，他就知道自己仍处于尊严扫地的危险之中。他对纳粹了解越多，就越懂得他们的宣传才能。如果日记落到戈培尔 (注："戈培尔：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手中，他必定知道掌握了什么宝贝。他会挑出最具破坏力的细节，并在全世界曝光。他会把托马斯·曼的名声从伟大的德国作家变成丑闻的代名词。

托马斯在苏黎世找了一个书商，在他为自己的临时小图书馆所开列的书单上，又加上了王尔德的传记。他知道自己即便曝光，也不会像王尔德那样锒铛入狱，他也知道王尔德曾过着浪荡的生活，而他不是。他感兴趣的是如何从一个名作家走到耻辱的公众人物这一步。这在王尔德身上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而公众又是多么翻脸无情地对之谴责！

他一遍遍回想日记里写过什么。一些私人内容是无妨的。他记得自己写过对伊丽莎白的疼爱，那对任何一位父亲来说都是恰当的感情。即便是居心叵测的纳粹，也不能指出他对伊丽莎白的写法有何不妥。但当他想起对克劳斯写过什么，不禁蹙起眉头。长子年幼时，他曾为他的美貌心动。一天，他进入克劳斯和戈洛合住的卧室，看到克劳斯赤身裸体。这一形象印在他脑海中，足以让他在日记中写下他被儿子莫名吸引。

他想，一定曾有几次他在日记中写过克劳斯身体的诱惑，或是当克劳斯身穿泳衣出现在他面前，他心中的悸动。

他想，这并不是许多父亲都会有的想法。他知道自己并非特例，但也知道那少数几位父亲 ── 或许只有极少数 ── 发现儿子对自己有性吸引力后，并没有蠢到把话说出来。他当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确定无论是克劳斯还是其他家庭成员都对他的心理活动毫无所知。

然而他付诸日记。如今在德国的某个地方，这些日记可能正在被竭力想毁坏他声誉的人检查。

家里电话铃一响，托马斯就担心会不会有人来通知他，部分日记已经出现在报端。他在家门口的马路上踱来踱去，巴望着听到来送箱子的邮车声。他寻思着，万一日记落入纳粹手中，他能否说日记不是他的，而是精心策划的伪造材料。但他知道，那上面记载了太多细节和太多日常信息，无人能够炮制出来。

日记里还有许多他珍爱然而无法与人分享的时刻。对前来听他讲座的年轻人或是在音乐会上对偶遇者的无意一瞥。有时这种视线是相互的，对视的力度使其意义昭然无疑。他对公众的景仰感到受用，对他吸引的庞大观众感到欣慰，但留在心底的却总是这些沉默而隐秘的偶遇。注视中充满秘密能量，不把这些信息记入日记，是不可想象的。他想把转瞬即逝的东西固化起来。他所知道的唯一方式就是付诸笔墨。难道他能让他的人生故事就此离开，彻底湮灭吗？

日记中最令他担心的是对一个名叫克劳斯·霍伊泽尔的男孩的感情。他是在六年前，一九二七年的夏天遇到他的，当时他与卡提娅正带着三个幼子幼女在北海叙尔特岛的坎彭镇度假。

第一天刮着猛烈的风，大家都不能去沙滩，托马斯坐在阳台上，望着白云在天上飞速穿梭。他想读书，可是空气中有种沉重感，他只觉得昏昏欲睡。卡提娅买了雨衣，租了自行车，带孩子们骑车去了。

托马斯下楼来到门厅，虽然才下午，光线已经很暗。他想，如果他们去的是西西里岛或威尼斯，情况会多么不同。如果去了特拉沃明德，他心中会有怎样的波澜。

从酒店的廊檐下，他看到一个正在风中艰难行走的老妇。她一手提着沉重的购物袋，另一手拄着拐杖。一阵狂风刮来，她的帽子被吹走了。他正要出去捡，看到走在老妇身后的一个高高瘦瘦的金发少年，飞快转过身，跑去捡起了帽子。

他听不见少年对老妇说了什么，但那一定很幽默，她大笑起来，大声说谢谢。少年主动帮老妇提购物袋，但她拒绝了。他的穿着和自信的样子都说明他不是岛上居民。少年经过托马斯身边走进门厅时，朝他笑了笑。

第一天傍晚，晚餐快结束时，一个男子走到他们桌前，自称是来自吕贝克的美术教授。他告诉这家人，他非常欣赏《布登勃洛克一家》，觉得这部小说让他的城市脱离了乡土气。他名叫哈伦。他有个习惯，每晚都与朋友霍伊泽尔教授 ── 一位来自杜塞尔多夫的画家 ── 一起喝酒，因此他问他俩能否与这位作者在今晚或其他晚上一起喝一杯。他指了指一张桌子，那边的男子举手向他们致意。托马斯想，那位就是霍伊泽尔教授了。而坐在他身边饶有兴趣观望此事的，正是他早先看到的少年，显然他是此人的儿子。托马斯对那位教授点点头，然后把目光投向少年，少年也回视着他。他们都站起来时，他觉得这少年应该是十七八岁。少年对他父亲说了几句，然后带着他的身材窈窕的母亲离开了餐厅。

当晚他们在酒店休闲厅里喝酒时，托马斯知道这两位美术教授并不想问他的书。他们讨论的是彼此都认识和仰慕的画家，托马斯对这些名字一无所知。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夜总会和德国小巷子里的场景对画家来说是多么有价值的题材。

“通货膨胀时代的百万富翁的脸，”霍伊泽尔教授说，“能画一幅好肖像画。”

“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写书的哲学家。”吕贝克的教授说。

“也许他已经写了‘我是’，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

托马斯背对着门，没看到霍伊泽尔的儿子进来，但他注意到了这位父亲脸上浮现出宠爱的笑容。他把儿子克劳斯介绍给托马斯。

“我的儿子读完了《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和《死于威尼斯》。你能想象他发现他和最喜欢的作家住在同一家酒店的心情吗？”

“我相信这位作家有其他的事要做，没空想象我的心情。”克劳斯说。他开心地弯起嘴角，然后笑开了。

“他们在跟您聊画画吗？”他问托马斯。

“我们晚上通常只聊这个，”他的父亲说，“我们非常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