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前几星期，托马斯在卡提娅和埃丽卡的陪同下，在荷兰和瑞典做了讲座和采访。观众、记者，甚至餐馆侍者和酒店员工，都满脸轻松，透着喜气。希特勒的名字还在头版，可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如此。虽然刚开始有过担忧，托马斯仍然为他们这趟回欧洲的短程旅行感到高兴。

他把家里每个人的情况都想了一遍。伊丽莎白安全无虞地在普林斯顿，等着结婚。克劳斯还在纽约，正在为他的杂志筹募资金。其他的孩子也都得到了照顾，米夏埃尔和未婚妻格蕾已拿到美国签证，他希望也能为莫妮卡夫妇办妥签证。等他回美国后，他会着手为戈洛，还有已经结婚了的海因里希和内莉准备文件，让他们可以离开法国。卡提娅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房子、油画、珍贵的瓷器和所有的钱，但最终平安地在苏黎世落脚。她的哥哥们都离开了德国，克劳斯去了日本，成为皇家乐团的指挥。经常与托马斯通信的克劳斯·霍伊泽尔，目前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事贸易工作，他说，只要纳粹还在掌权，他就不打算回德国。

在诸事纷杂中，托马斯也在荷兰的诺德韦克沙滩上享受过八月的阳光、浅水海滩和长长的波浪，并为《安娜·卡列尼娜》的新译本写了一篇序言。此刻在瑞典萨尔特舍巴登的高档酒店里，他从观景台眺望，所能感到的唯一不妙的征兆，就是日暮时分海上刮来的季节性寒风。

前一天傍晚，他和卡提娅、埃丽卡在餐桌上讨论了从普林斯顿搬去洛杉矶的可行性。他们觉得普林斯顿的冬天太冷，还在那受到了孤立。

“洛杉矶才是世界上最被孤立的地方！”埃丽卡说。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很喜欢，”卡提娅说，“我梦想着早晨醒来只看到阳光。我们在那儿时还看到很多外国人，所以我们不会显得与众不同。在普林斯顿，别人对我的反应就好像我个人威胁到了美国的生活方式。”

“你真的要去那个德国作家和作曲家生活的地方？”埃丽卡问，“而且布莱希特在那，你讨厌布莱希特。”

“希望可以有一栋围墙够高的房子，把他挡在外面，”托马斯说，“但我不介意听到德国人的声音。”

八月将尽时，他们虽不信战事临近，但仍然密切关注新闻。他们各自在房间内用完早餐后，就在楼下等外国报纸送来。他们阅读法语很费劲，但还能看懂标题的大意。英国报纸总是滞后数日，但任何报道都看不出即将开战的迹象。

“可是危机在那啊，”埃丽卡说，“看看这些报纸，有危机啊。”

“自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危机一直都在。”卡提娅说。

托马斯和往常一样上午写作，与卡提娅、埃丽卡一起享用漫长的午餐，然后去海边散步。

当卡提娅走进他房间，告诉他战争爆发了，托马斯认为这不是真的。他给在斯德哥尔摩的出版商贝尔曼打了个电话。贝尔曼确认了卡提娅的说法。这时埃丽卡也来到托马斯的房间。

“我们得回美国。”她说。

托马斯意识到很快他们将会被困在瑞典。

托马斯在酒店的信纸上写了封电报，发给华盛顿的阿格尼丝·迈耶，请她打电话给他。他还写了另一封电报，向纽约的克瑙夫出版社求助。当他打电话让酒店大堂把电报发走时，没人回复。埃丽卡亲自把电报送到前台，看着他们发走。

托马斯再次致电贝尔曼，要他联系瑞典政府，要求给予紧急援助，让他返回美国。

数小时后酒店知会他，他的电报还卡在一堆其他电报里没有发出去，他终于慌了。之前他们向埃丽卡保证电报已经发走。但他给华盛顿打电话时，酒店说国际电话线路中断了。

他数次去前台要求紧急处理他的电报。片刻后大堂里来了很多人，越来越多的客人围着前台。酒店经理站在旁边，严厉地发号施令，抬起手表示除了酒店员工，别人不能靠近他。托马斯看到脚夫们个个脸色沉重，把大大小小的箱子搬到等候在外的车上。

到了傍晚，大堂里仍然气氛凝重。酒店其他部门照常运作，仿佛什么都没发生。餐食准点供应。晚餐前，乐队演奏了轻松的华尔兹和吉卜赛音乐，而后是浪漫的旋律。

早晨，他的早餐在指定的时间送到他的房间，鸡蛋是按他的要求烹饪的，咖啡是现做的，纸巾叠得整整齐齐，服务员小心翼翼地把托盘放在窗边的桌子上，让他能眺望盐沼的景色，然后礼貌地鞠了个躬。他的制服无懈可击，态度不慌不忙，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下，他的金发优雅美丽。

他们一边等待消息，一边继续同桌用餐，坐在靠近窗口的地方，与乐队拉开距离。下楼去餐厅之前，卡提娅和托马斯在他的房间里一起回想还有哪些电话可以打，哪些电报可以发。卡提娅找到一个会讲德语的酒店脚夫，他帮她翻译了瑞典报纸。

“战争要全面爆发了，”她说，“欧洲没有一处是安全的。”

他想卡提娅和埃丽卡是不是责怪他把她们带上这趟旅程。他被生活的表面误导，以为当下平稳安逸。他一直在提醒别人警惕希特勒的意图，但尽管有种种迹象，他没料到战争会来得这么快。当他沉浸在散步和写作中，或是在餐前和卡提娅、埃丽卡喝着小酒时，穿着军装、面前摆着地图、眼中透着凶狠的人正在策划入侵。他们对目标毫不隐瞒。他们在采访中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讲得过于透彻，以致他自欺欺人地以为这不会发生。

如果他们还能回普林斯顿，他会动用一切关系把尚在欧洲的家人都接到大西洋这边来。至于他们来了怎么生活，在哪生活，会干什么，等他们平安到家后，他再思考。

他和一个斯德哥尔摩的外交官通了电话，那是贝尔曼安排的。他得知他将会得到一切可能的协助离开瑞典。他要做好随时动身的准备。

卡提娅和埃丽卡一起在房间里等电话。她们有美国签证，还需要离开马尔默的飞机，然后可能是从英国南安普敦离开的船舱铺位。

托马斯强作镇定站在酒店大堂的前台旁，留意着打进来的电话或发来的电报，同时他也注意不让别人觉察他的恐慌情绪。

用餐时，他发现埃丽卡兴奋起来，脑袋里装满各种计划和可能性。他和卡提娅沉默不语，但有英国国籍的埃丽卡大谈如果到了伦敦她会干什么，可能会参加某个宣传组织或去当记者。

“我可能还会参加英国军队。”

“我不觉得你能参加英国军队。”卡提娅说。

“现在是战时，我确定我能。”

“你在英国军队里要干什么？”托马斯问。

“我会在某个地方做情报和假情报的工作。”埃丽卡说。

托马斯突然意识到，直到此刻，埃丽卡一直不确定她将来能做什么。她的演艺生涯已经结束，她也不算是一个作家。她发表过揭露纳粹邪恶体制的书，但销量不高，而且引起一些人怀疑她是共产党。她在美国作为公众发言人的时间也结束了。如今战争爆发，聪明的年轻女子有了用武之地。埃丽卡的所有长处 ── 她旺盛的精力、她对德国人的了解、她的英语水平、她对民主制的坚持，以及她是单身 ── 并没有和奥登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 ── 都意味着她会很有用。她认识到这点，才会双眼放光，嗓门提高。

到了夜里，托马斯才开始全盘考虑假如他们真的滞留在瑞典将会如何。如果希特勒能轻易攻下捷克斯洛伐克并侵入波兰，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和他的将军们就会把目光投向斯堪的纳维亚。如果他们入侵，托马斯·曼将会在扣押并遣返德国的名单前列。没人能够替他说情。他想象着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报纸上，向德国人征求他的行踪下落。他预见到了作家们联名写请愿书，请求释放他。他自己也曾在类似的请愿书上签名。他知道他们的意愿是多么真诚，也知道大多数请愿是无济于事的。

离开瑞典是当务之急。可是所有的航班不是满员，就是无法订座。外交官没有给他回电。他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向瑞典学会委员会发出的请求也石沉大海。他都不确定每天发给阿格尼丝·迈耶的电报到底有没有从酒店发出。克瑙夫出版社也没有回音。他来到前台时，那里的员工都不抬头朝他看一眼。

一天午餐前，他房间的电话响了，他以为是卡提娅或埃丽卡来提醒他快到用餐时间了。当他从电话里听到一个英语口音浓重的女子要他接电话时，他以为是酒店员工，因为他们经常打电话来问是否需要清洁房间，整理床铺。

片刻后他才发觉，这是阿格尼丝·迈耶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回我的电报。”她发觉电话那头是他本人，便切换成了德语。

“我没有收到电报。”

“可是酒店的人告诉我你收到了。”

“酒店没有给我送过任何电报。”

“这事很难，非常难。我和瑞典当局交涉过了，包括这边的大使馆和斯德哥尔摩的，我也用尽了英国外交系统里有价值的高层联系人。我的丈夫已经绝望了，他不知道你在欧洲怎样了。”

“我们需要离开。”

“离开？你要做好随时逃离的准备。你一接到电话，就会有车送你去马尔默机场，然后你飞到伦敦，你必须自己设法去南安普敦。我会帮你订‘SS 华盛顿号’的舱位。我已经联系了轮船公司的经理。你到了南安普敦后得支付船费。订的是头等舱。但别指望条件会很好。”

“非常感谢你。”

“你到了美国后就来看我。别再不理我了。”

“我可以保证我从未不理你。瑞典当局会给我们打电话通知去伦敦的航班吗？你知道是谁会给我们打电话吗？”

“我找了个外交官。他向我保证说你会接到电话。我没继续麻烦他细问联系人的情况。”

“那么我等在房间里就好了？”

“你要准备随时动身。我说过了，这事非常困难。”

“我们非常感谢你。”

“确实。”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或者名字，如果我们没接到电话，可以打过去问问？”

“你在怀疑我吗？”

“我说了，我非常感谢你。”

“那就打包吧，让你的妻子女儿也打包。别以为会有人耐心等你。那种日子已经结束了。我告诉他们你们的签证已经办妥。你的女儿还和那个英国人有婚姻关系是吗？那个诗人？”

“是的。”

“建议她和他维持关系。至少等到她平安抵达美国为止。”

他没有说话。阿格尼丝·迈耶的语气让他回想起为何之前一直躲着她。

“别误了飞机。”她说。

“我们不会的，我立刻去告诉我的妻子。”

“还有我说了，你来了就来见我。”

“我会的。”

次日一早，他们按照瑞典外交部来电里的安排，带着行李等在大堂。一个年轻官员来了，他看了看他们所有的行李，摇起头。

“这些得寄走，”他说，“我们只能让你们带上随身物品。”

卡提娅要与他争论，但官员转过身和埃丽卡说话。

“如果你想登上去伦敦的飞机，必须把行李存起来。我不能让车等着。你只有十分钟处理此事，否则就会误了飞机。”

他们检查各自的行李箱，拿出了一些之前认为对旅行必不可少的东西。托马斯已经在一个大手提箱里放了雨果·沃尔夫的信件集、尼采的传记，以及他所有的笔记本。卡提娅把他的几件衬衫、内衣和她自己的衣服鞋子收进一个箱子。官员就守在一旁，埃丽卡好几次不得不重新打开箱子，拿出几样她认为的必需品。直到她的父亲向她保证，他的出版商一定会把他们的行李寄走，她才关上箱子，提着一个小包站起来。

托马斯和卡提娅去前台询问能否寄存他们的行李，前台回答说要经理来决定，因为存储室已经装满了前一周离开的客人的行李。当托马斯拿出一张大额钞票时，前台那个高个子瑞典人冷冷地说，他们不以这种方式接受金钱，他已经告知了，曼先生应该等经理来处理。

年轻官员越来越不耐烦。

“我要你们立刻上车，”他说，“我们必须去机场了。”

托马斯被告知，行李不能就这样留在大堂。他们得和经理做好安排，因为员工无权为离店客人存行李。

卡提娅要托马斯、埃丽卡和官员上车，车子引擎已经发动了。他们就带上所有手提箱。她说，她去找经理。

他们默默地坐在车里，官员说如果曼夫人再不上车，她就会被抛下了。很难再为她安排另一班飞机上的座位。

“我的母亲去找经理了。”埃丽卡说。

“你的母亲把行程置于危险之中。”官员说。

卡提娅来了，她满面怒容地上了车。

“那个经理当然一直都在，他是这么说的：‘像你们这样的酒店客人太多了。’当我告诉他，我的丈夫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就耸耸肩。我没想到瑞典竟有这种人。我留下了我们的地址和贝尔曼的名字，告诉他如果我们丢了任何一件行李，瑞典国王都会让他负责。”

这时车已开动。托马斯听到“瑞典国王”，捅了捅埃丽卡，但没朝她看，也没笑。

坐在前座的官员对后排三人说。

“我被要求告知你们，因为在航程中将会飞越德国领空，飞机必须低飞，这会有危险和风险。”

“为何要低飞？”埃丽卡问。

“这是德国人提出的条件。昨天，一架德国飞机伴飞全程。”

“我们还有选择吗？”卡提娅问，“我是说，飞机能飞其他路线吗？”

“恐怕没有。除非你不想现在离开瑞典。飞机会降落在阿姆斯特丹加油，但没人会上下飞机。”

登机后，卡提娅要求坐在窗口，让托马斯和埃丽卡坐过道座位。

“我是一个相貌普通的中年妇女，不会引起别人兴趣，”她说，“你们俩能把脸埋在书里吗，别引人注目就行。”

飞机满员了。乘客都在把行李塞进头顶的行李舱。一个女子高声说她的行李箱塞不进去，她被告知必须扔掉箱子。她开始和乘务员争执，其他乘客警告她说这样会延误起飞。

最后她手臂一挥，打开行李箱，拿出一双鞋子、一瓶香水、几件衣服，扔在座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