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里，有关于他和他哥哥，以及埃丽卡、克劳斯的档案。这些充斥着怀疑、谣言、讥讽的档案，将是他们在美国的记录。也许还有戈洛的档案，如果读书太多也是反美的话。也许连莫妮卡都有，如果在一个作家的书房门外大声喊叫也是触犯联邦政府的话。

他相信，在欧洲除了档案，他们还有记忆。他们记得海因里希在“一战”和在慕尼黑起义时的立场，他的演讲、文章是为了提防希特勒的崛起，也记得他在流亡期间为左翼事业所做的工作。

托马斯在东德短暂访问期间所注意到的事，他也许会在回去后对海因里希讲述，比如说，看到人群也许是被迫在街边列队挥旗的感受。但海因里希不想听弟弟的德国之行。如果托马斯一心要提起，海因里希就会转变话题。

东德授予海因里希德国文学艺术国家奖，并邀请他再次去东柏林居住，将为他安排一位秘书、一个司机、一套舒适的公寓，以及丰厚的津贴。他的书在这个新国家销量很好。

在美国，海因里希的书已经绝版。如果他还有知名度，那便是电影《蓝色天使》的原著作者，以及托马斯·曼的兄长。在他的新公寓里，没有餐厅，只有一个吃饭的角落。海因里希时常以此感慨时局艰难。尽管他持左翼政见，他还曾是吕贝克议员之子。

海因里希决定接受东德的邀请，永远离开加利福尼亚。他对托马斯说，他不会带很多行李，因为他们的很多东西都已被内莉典当出去，他也懒得再去赎回。

在冬末的那些日子里，海因里希正在为离开做准备，他说他也许想写一部关于腓特烈大帝的剧本，但又担心自己年近八旬，也许无法胜任。但当他重读那些他最爱的作家 ── 福楼拜、司汤达、歌德、冯塔纳 ── 旧日的兴致又回来了。他与托马斯聊起这些作家的书里的场景，情绪激昂一如他们在帕莱斯特里纳的青年时代。

“我到柏林后，你能不能请那些共产党给我送来艾菲·布里斯特和艾玛·包法利？” (注："艾菲·布里斯特是冯塔纳的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的女主人公，艾玛·包法利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女主人公。") 他问托马斯，“我需要好伴侣。”

米米在战后的布拉格过世。经历泰雷津集中营的囚禁后，她一直未能恢复健康。有时海因里希回顾他与她的幸福岁月，认为自己来美国是辜负了她。卡提娅知道每当海因里希想到可怜的米米而愁闷时，就应该问起内莉，以此宽解他的情绪。只要听到内莉的名字，他就会提起精神。

海因里希提到他的弟弟维克托时也能提起精神。维克托前一年过世了。他的妻子曾是一名低阶纳粹党人，维克托也跟随纳粹路线。海因里希无法克制鄙视之情。

“这证明了我一生所知的道理，”他说，“哪里有聪明人，哪里就有蠢货。这一家子出了我们这样两个作家，还有两个优秀的妹妹，她们都活得多姿多彩，可还是有这么一个小家伙，竟然娶了一个纳粹。”

海因里希来拜访托马斯和卡提娅时，一如既往地衣冠楚楚。他比以前越发行动迟缓，不时沉默下来，垂着头，仿佛快要睡着，接着又会说些嘲讽或机敏的话。

“我有种感觉，”他说，“无论是谁回到德国，都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受欢迎。那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艰难的地方。他们以为自己在淋炮弹雨时，我们在晒日光浴。他们宁可我们死掉。”

他睁开眼，微笑地看着托马斯。

尽管身陷贫困，需要接济，海因里希从未失去骄傲的能力，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作品很重要，他支持的事业价值非凡。他说话的姿态，仿佛他的观点不容辩驳。他喜欢引用这些年克劳斯·曼的来信中的句子，说他多么怀念他的侄子，他曾多么坚定地为民主而战。无论托马斯多么努力地把这些话理解为善意，他还是觉得这是对他的指责。

在圣莫尼卡的房子里，在过世前一天夜里，海因里希还在听普契尼的歌剧。他在入睡后发生了脑溢血，再也没有醒来。

海因里希安葬在圣莫尼卡墓地，在内莉身边。一小群家人和朋友参加了葬礼。一支弦乐队演奏了德彪西 G 小调四重奏的一段慢板。

他们离开墓地时，音乐仍然回响在托马斯的脑海中，他知道如今他是最后一个了，其余四人都已走了。海因里希死后，他只能对着鬼魂来衡量自身。

他明白，这些年来他都与克劳斯和海因里希奇怪地逆向而行。克劳斯彷徨无措，不知去哪生活，托马斯却一直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德。海因里希生活拮据，托马斯却继续赚钱。那两位持议坚定，托马斯却在政治上摇摆不定。他们态度激烈，他却谨慎小心。如今他们都走了，他无人可与争论，除了埃丽卡。但他发现她的脾气极为暴躁，已经不值得与她争吵。

当他与卡提娅在午后去圣莫尼卡的海滩散步时，他还是注意到穿泳裤的年轻人。只不过以前他假装累了，是为了停下来观赏他们，如今他停下来是因为真的累了。但他仍然把他们的模样带回家，在夜幕降临后细细地揣摩。除了海因里希的手稿外，他感兴趣的是卡提娅发现的许多画稿，是海因里希画的肥胖的裸女，一如半个多世纪前托马斯在帕莱斯特里纳偷偷翻看哥哥桌上的手稿时的发现。

写散文比写长篇或短篇小说更为容易，每天写几段，然后读一读，复苏他的记忆。但他知道很快就得找到一个有意思的小说题材，并促使他每日早早起床。

自从他访问魏玛后，他就收到许多东德人的请愿信，请求他代表他们向政府求情。他通常会把这些信转交给在一九二〇年代就认识的作家约翰内斯·R.贝希尔，此人在东德身居高位。他寻思着如果海因里希还活着，他拿着东德政府的薪水将会怎么做。他认为哥哥不愿妥协的态度仍然会在东德持续。

当一本反共产主义的杂志在一篇文章《托马斯·曼的道德堕落》中称他为“美国头号敌方阵营的同情者”，阿格尼丝·迈耶向他提起了此事。

“我们所有与你有交情的人都被要求为你辩护。”她说。

“我不是敌方阵营的同情者，我不支持共产主义。”

“这么说是不够的。现在不是在美国搪塞的时候。新的战争打响了，是反共产主义的。”

“我反共产主义。”

“所以你访问东德，并在那里接受招待？”

当托马斯被一家比弗利山庄的酒店称为共产主义者，并拒绝为他的演讲提供场地时，他无法责怪海因里希和克劳斯损坏他作为一个理智冷静的人的名誉，也不能责怪现今生活在东德的布莱希特。他想，写信给报纸，声称他不是共产主义者，是有失尊严的。更令他不安的是，他意识到不仅他的道德声望，他的伟人地位也开始在美国瓦解。

这解放了他。如果克劳斯和海因里希还活着，他们定会抨击美国生活中开始泛滥的幼稚病。如今他自己也能这么做了，对他的攻击越尖锐，他就越勇敢，比如，他去参加了 W.E.B.杜博伊斯 (注："W.E.B.杜博伊斯(1868 — 1963)，著名作家和编辑，泛非运动的创始人，1961 年加入美国共产党。") 的生日宴，之后又参加了支持罗森堡夫妇 (注："冷战期间美国的共产主义人士，被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判决与死刑的过程轰动了西方。") 的请愿活动。他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给约翰内斯·R.贝希尔送去生日问候，并因此在众议院遭到谴责，被告知忘恩负义者极少再被邀请去参加晚宴。

卡提娅说她总是能从刺耳的铃声中觉察到来电者是阿格尼丝·迈耶。如果她认为对方是迈耶夫人，她就让埃丽卡去接电话。埃丽卡会模仿父亲的声音，让阿格尼丝长篇大论地抱怨托马斯做出的或是没有做出的政治姿态，然后她大笑一声，告诉她接电话的人其实是埃丽卡·曼，一个迈耶夫人公开鄙视的人。

上一次她这么做时，阿格尼丝问她：“你怎么不回德国？”

当晚，埃丽卡用阿格尼丝·迈耶的语气表演了一段饱含诋毁的独白，把她的政治观点和性梦想混杂在一起，强调她多么想被魔术师的臂膀拥在怀里，享受他的魔杖。

可是回德国的事还是得认真对待。当联邦调查局再次来访问埃丽卡，她对调查者失去了耐心。

“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同性恋。我当然是同性恋！他们以为我是什么？我告诉他们，维多利亚女王也是同性恋，埃莉诺·罗斯福也是，还有梅·韦斯特、多丽丝·戴。他们一直平静地听着，但当我说到多丽丝·戴，一个人说：‘嗨，夫人，我想多丽丝·戴是个正常的美国女人。’我狂笑起来，那个认为多丽丝·戴是正常的人只好去给我拿水。他走开后，他的同事告诉我，他们不会推荐我加入美国国籍，如果我离开这个国家，也许就回不来了。”

若是在一年前，托马斯也许会谨慎地不去给她火上浇油，但这是人生第一次，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他已年老，无需取悦别人，也没了敌手。他给一个回德国生活的朋友写信说，他不想埋骨在美国这片没有灵魂的土地上，他不欠美国什么，美国对他毫无了解，他也不介意把这封信投给德国报纸。这是事实。当他想到自己在这世上活了七十五载才能自由自在地说真话时，不由得笑了。

但此时的真相是他在美国已不受欢迎，他对美国的事业无一支持。他想，他抨击美国像患了被害妄想症似的转向保守，可以让他感到自己在道德上的价值，可这与他一生中做出的其他姿态并无不同。他心想，克劳斯和海因里希是否也曾和他一样，因为说出真相，在半夜醒来时自觉是个骗子，很快会被揭穿？

他觉得自己曾在四十年前的一篇名为《菲利克斯·克鲁尔 (注："1910 年托马斯·曼写过一个菲利克斯·克鲁尔的故事，1922 年出版单行本《童年的书》。") 》的小说中充分地探索过这个“两面性”的问题。如今他在寻找主题时，又想到了小说中的克鲁尔，一个欺诈成性的人，他肆意妄为，行事无度。

他想，如果自己有机会用一个词来总结人类精神，他会用喜剧的方式来表达。他会戏剧性地加以表述，认为人类是不可信任的，只要风向一转，他们的故事就会跟着转，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持续的、渐衰的、滑稽的、让自身看似可信的努力。他觉得，人类纯粹的创造力就在其中，一切悲哀也在其中。

事情决定了，他和卡提娅、埃丽卡将离开美国，再次定居瑞士。

他知道，如果是从前，这一决定将会成为美国的头版新闻，记者们会蜂拥而至，堵在家门口，他可以倨傲地陈述他的理由。甚至会有许多人恳请他留下，人们纷纷写文章概述他在战争中的贡献。他再次意识到自己曾拥有重要地位。他的名望持续了十年，而后衰退。

从吕贝克运到慕尼黑，而后瑞士、普林斯顿、加利福尼亚的那个大烛台，如今会被再次装箱，运回瑞士。卡提娅写信给乔治斯·莫奇曼，说他们正在找苏黎世附近的房子，最好能有湖景。

埃丽卡得知他们决定离开，心中石头落地，当卡提娅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没能让联邦调查局满意时，她都没有回应。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你，”卡提娅说，“但你毫不感激。”

“哦，那就别走了，”埃丽卡回道，“但下次联邦调查局就来找你了。盘问你的婚姻情况，就像他们盘问我一样。”

“我又没和奥登结婚。”卡提娅说。

卡提娅看着托马斯，似乎不在乎这番对话会导向何处。

“你能和我们一起去瑞士真是太好了。”他对埃丽卡说。

戈洛也决定离开美国，于是只有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会留在这个国家。卡提娅写信告诉伊丽莎白他们的计划，伊丽莎白回信说她会带女儿们最后一次来太平洋帕利塞德做客。

在伊丽莎白来的第一天，晚餐结束时，她告诉他们，博尔杰塞去了意大利，因为他快死了。很快她们会过去陪他。他不想死在美国。

“那你怎么办？”等女孩们睡觉后，卡提娅问她。

“我会开始我的生活，”她说，“这是博尔杰塞说的，但我不知道我会怎么生活。”

“你会待在芝加哥吗？”托马斯问。

“我可能会待在意大利。两个女孩是美国人，但也是意大利人。”

“你在那里会做什么呢？”卡提娅又问。

“我无法想象没有博尔杰塞的生活。我还在震惊中。我们都是。诊断结果很明确。他一直很勇敢。我不知道有没有勇气独自抚养两个女儿。”

卡提娅过去拥抱了她。连埃丽卡也眼中含泪。

“那我们还打电话吗？”他问。

“每周的电话是少不了的，”她笑着说，“电话得继续打。除了我，谁还会对你说我的姐姐埃丽卡和她的所作所为呢？”

她看着埃丽卡，激她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