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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塔洛·卡尔维诺，摄于1936年。

卡尔维诺的父母，马里奥·卡尔维诺与埃维莉娜·马梅利，摄于蜜月期间（1920—1921年冬）。

传记或个人信息属于极为隐私的内容。公开这些信息犹如进行心理分析。（至少我认为，我从未进行过心理分析。）

首先，我是天秤座。因此，在我的性格中，平衡与不平衡相互制衡。我父母在加勒比海旅居多年之后决定回到祖国，我就在此时出生了。由此，这种漂泊不定感一直让我对别处充满憧憬。

我父母在植物王国中施展才智，展现植物界的神奇现象与演化规律。我则被另一个植物界——文字丛林所吸引，因而拒绝了父母本来要教给我的那些知识；人类的智慧对我而言同样是陌生的。

我在里维埃拉，在那个独有的小天地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那里海湾拥着大海，崇山峻岭峥嵘而崔嵬，似天然屏障护佑着我。狭窄的沿海公路将我与意大利分隔开来，近在咫尺的国界线将我与世界分隔开来。走出那方天地是我在重蹈出生的创伤，只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1921年9月，卡尔维诺的父母在墨西哥圣胡安特奥蒂瓦坎附近。这张照片摄于太阳金字塔顶部，旁边是一个火盆。我们从埃维莉娜对照片的亲笔说明中得知，背景中的三个印第安人在演奏一曲原始小调。

保姆恩卡纳西翁抱着两个月大的伊塔洛，摄于古巴的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

1902年马梅利一家在卡利亚里。前排就座的分别是卡尔维诺的外祖父乔万尼·巴蒂斯塔，外祖母马达莱娜·库贝杜，他们的长子埃菲西奥。后排左起：罗穆阿尔多，朱塞平娜（佩皮娜），埃维莉娜，安东尼奥（托尼诺）。

我成长于独裁时期，等我到了征兵年龄，战争全面爆发。我一直认为，和平自由的生活是一种脆弱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被再次夺走。

在兵荒马乱中，政治可能成了我青年时代过多焦虑的来源。过多是对我而言，也是对那些我本可以赋予其价值的事物而言。而看起来与政治相去甚远的事物，我则更多地考量它对人民和国家历史（甚至政治）的影响。

战争甫告结束，我就感受到大城市的呼唤，这一呼唤比我故乡的呼唤还要强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在米兰和都灵之间犹豫不决。选择都灵当然有其原因，而且并非没有后果。现在我已经忘了这因果，但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如果我选择了米兰，一切都会有所不同。

我很快尝试了写作。发表对我而言很容易，我立即获得了支持与青睐；但是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并说服自己这绝非偶然。

我就职于一家出版社，所以我在别人的书上花费的时间要比在自己的书上花费的时间多。对此我并不后悔：所有精力的消耗都是为文明社会而服务。恰巧，我从都灵那座严肃而悲伤的城市，经常也十分容易地来到罗马。（此外，我所听到的唯一不以否定形式谈论罗马的意大利人就是都灵人。）因此，罗马会成为我未来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并且又无须问自己什么。

对我而言，理想的居住地应该是外国人生活得自在的地方，巴黎就是这个理想之地。我在这里娶妻成家，后来还有了一个女儿。我妻子也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一家三口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一切皆可改变，但我们内在的语言不会改变，甚至它所包含的内在是比母亲的子宫更加独特和权威的一个世界。

我意识到，在这部自传中，我用了大量笔墨来讲述出生，以及出生后的几个阶段，现在我甚至倾向于更进一步地回到我出生前的世界。这就是自传对起源进行探索的风险。比如《项狄传》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其长辈的生平经历，而等到要讲述自己的生活时却无话可说了。（1980）

1925年1月，卡尔维诺与父母在古巴圣曼努埃尔。

卡尔维诺的舅舅和舅母，二人都是化学家。舅舅埃菲西奥·马梅利（卡尔维诺母亲的哥哥）与他的妻子安娜在实验室里。照片摄于1938年。

“在我的家族中，只有做科学研究才是光耀门楣。我的一个舅舅是化学家、大学教授，他的夫人也是化学家（其实我有两位化学家舅舅，并且两位舅母也都是化学家）；我的弟弟是地质学家，也是大学教授。”(1960)

1985年夏天，伊塔洛·卡尔维诺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星期，他在《美国讲稿》中如此热情洋溢地写道：写作意味着“尽可能准确地解释事物的感性方面”。这是一种具有遗嘱性质的陈述，同时也是在宣告自己忠于工作的原因。很少有作家会像卡尔维诺这样，几乎在每部作品中，都不断地对自己的创作意义发出疑问：可能的策略，选择的内在必要性、合理性和连贯性。这种对精确的追求，这种确定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无穷系列关系的前提，正是“母胎里”就镌刻下的、卡尔维诺携带的遗传密码。这是来自父母双方以科学思维为主导的密码：父亲是农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正是因为共同的科研兴趣使得他们在一次科学交流中相识），舅舅埃菲西奥则是化学家。如果不从卡尔维诺父母出版的那几百本小册子开始讲述，那么就无从理解卡尔维诺。他将这些小册子存放在家中的一个具有“自由风格”的旧橱柜中。换句话说，我们要从这些丰富的出版物的摆放方式去理解卡尔维诺：他试图将顺序、名称、系列关系、因果关系等等框架归结为自然的连续组合创造，归结为永远变化发展的、持续而严格的实验，这一空间似乎受到某个幻想事件的无限灵感的支配。谈到家人的科学天赋时（他的弟弟弗洛里亚诺也极具科学天赋，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也是热那亚大学的教授），卡尔维诺用他那典型的自嘲式口吻评判道：“我是家族的败类，家族中唯一的文人。”事实上，他作为作家所从事的工作，恰恰是追随父亲的脚步，力图将一种由精确方法支配的反思和研究嫁接到文学这一古怪而多变的主干上。因此，这是在用其他语言，用同样取得丰硕成果的其他规则继续进行一定程度的科学研究。恰恰是科技兴趣与文学研究的交融成就了意大利二十世纪最真实的新兴作家——加达、卡尔维诺、普里莫·莱维，尽管他们的落脚点各有不同，但他们游刃有余地超越了对现实的纯印象解读。

年轻时的马里奥·卡尔维诺。1875年生于圣雷莫，毕业于比萨大学农业学专业，1901年获得了因佩里亚的农业学教师流动岗，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先是前往墨西哥，随后又去往古巴，1917年就任古巴哈瓦那农业实验站的主任。

卡尔维诺的父母与女佣站在古巴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家中的阳台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马里奥·卡尔维诺在非洲。

马里奥·卡尔维诺出身于圣雷莫一个古老的家族，但他对农业学的热情促使他在二十世纪初先后奔赴墨西哥与古巴，并在那里旅居三十年之久，在墨西哥首都担任农业实验站主任。

马里奥·卡尔维诺与妻子埃维莉娜（埃娃）·马梅利通过书信相识，随后他短暂地回到意大利，二人于1920年10月30日结婚，并在婚后一同前往古巴。马梅利一家祖籍萨萨里；乔万尼·巴蒂斯塔很可能是国家机关职员，与妻子马达莱娜·库贝杜育有五个孩子：埃菲西奥、埃维莉娜、安东尼奥、朱塞平娜、罗穆阿尔多。乔万尼·巴蒂斯塔英年早逝之后，马达莱娜坚定地撑起了整个家。几个孩子要么成为行业翘楚，要么担任军事要职（比如罗穆阿尔多）。特别是埃娃，她从帕维亚大学自然科学专业毕业之后，成为卡利亚里大学植物学专业的讲师。她的意大利语非常精准，完全不受口语交流中存在的语言、语法、句法近似问题的影响——这一重要细节完美地解释了其子伊塔洛·卡尔维诺语言表达精准的原因，他拒绝不准确、含糊不清的内容。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不喜言谈与他散文的晶莹剔透也源于此。他写给多梅尼科·雷亚的一封题为《论简练》的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梅里迪纳别墅，卡尔维诺一家在圣雷莫的住所。这里也是以马里奥·卡尔维诺的朋友奥拉齐奥·雷蒙多的名字命名的花卉实验站的所在地。

外祖母马达莱娜在纺线。

梅里迪纳别墅的花园

你问我为什么总是简洁明了。原因不止一个。首先，这是出于我的需要，因为我从事文职工作，所以受制于工业生产的狂热节奏，它支配并塑造着我们的思想。其次，这是出于风格的选择，我力图尽我所能保持对经典作品的忠诚。再者，是性格使然，这是我的利古里亚的先辈们的宝贵财富的延续，是从不容忽视的血统。最后，最重要的是，出于道德信念，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交流与了解的方式，比任何不受控制和欺骗性的传播都要好。但是，我要补充一下，这也是争论与宣传的需要，因为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按照这种方式转变：但愿那些谈论自己的面孔或“自己的灵魂”的人能意识到，他们所说的内容空洞无物，不合时宜。不赘，你的朋友。(1954)

那个孩子于1923年10月15日在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名为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的村庄出生（后来，圣地亚哥也成为他参加游击队时使用的名字）。他取名为伊塔洛，这个名字“源自移民对他们的守护神的虔诚，但此名在家乡却非常响亮，有着卡尔杜齐之风范”。卡尔维诺一家于1925年返回圣雷莫。父亲买下了庞大的梅里迪纳别墅，它高耸于整座城市之上，藤蔓环绕，一棵巨大的九重葛爬满了整个内墙，并探出墙外。他受命领导着“奥拉齐奥·雷蒙多”花卉实验站，世界各国的年轻人经常光顾此地，但之后为实验站提供资助的加里波第银行破产，他就将别墅的花园作为教学与研究的场所。花园里满是奇花异草，其中包括那棵“假胡椒树”——柔毛肖乳香，后来成为《树上的男爵》中的树木的原型。

“传记或个人信息属于极为隐私的内容。公开这些信息犹如进行心理分析。（至少我认为，我从未进行过心理分析。）”

家庭相册中的一页：上图是伊塔洛与母亲。

家庭相册中的一页：上图的孩子是他的弟弟弗洛里亚诺。

“我父母在植物王国中施展才智，展现植物界的神奇现象与演化规律。我则被另一个植物界——文字丛林所吸引，因而拒绝了父母本来要教给我的那些知识；人类的智慧对我而言同样是陌生的。”

如果人们想要对世界和历史做出一个普遍解释，那么首先要考虑我们房屋的位置。它所处的地区曾经被称为“法兰西之角”，位于圣彼得罗山的半山腰，就像两块大陆的边界。山下，只要踏出我家的栅栏，走出那条私家小道，熙来攘往的城市便近在眼前，人行道，橱窗，电影院的广告牌，报刊亭，还有科隆博广场仅一步之遥，再向前便是海滨；山上，只要走出厨房的门，走到那条山上修建的又流经屋后的水渠[……]瞬间就来到田间，再向上便是鹅卵石铺就的山间小路，掩映在石墙、葡萄架与绿树之间。(1962)

我父母最惹眼的特立独行之举就是他们豪迈的决不妥协的反教权主义：自小，在学校，我就学会了要拥有不同于他人的想法，而为了不盲从官方的思想，就要忍受来自上级和同伴的猜疑、歧视和嘲笑。因为我不去做弥撒，我没有像我同学那样受坚信礼，没有去上宗教课，在档案的宗教信仰一栏中，我父母填了“无”，我因此被人指指点点。我父母从小向我灌输的另一个思想就是仇视君主制，这是属于一个古老的具有共和党与马志尼思想的家庭的意识。（未曾出版的手稿，195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圣雷莫山上的橄榄园。

1933年6月，卡尔维诺与母亲和弟弟弗洛里亚诺在梅里迪纳别墅的花园里。

卡尔维诺与显微镜前的母亲。埃维莉娜·卡尔维诺(1886—1978)，植物学家，发表过大量科学出版物，与丈夫并肩工作，将一生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

1933年10月，卡尔维诺与弟弟在圣约翰。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严格的女性，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固守她自己的想法。我的父亲也很严格，脾气粗暴，但他的严厉更多表现为嗓门大、易发火，而且不是时时严厉，而是间歇性地严厉。无论是作为深深扎根于故乡的老派利古里亚人，还是作为曾周游世界并经历过潘乔·维拉时代的墨西哥革命的人，我父亲都更适合做叙事人物。他们二人个性都十分强硬与鲜明。绝对的世俗教育可能比天主教的教育更具有压制性。对于孩子而言，为了不遭受强势个性的碾压，唯一的方法就是以防御系统进行反抗。但这也会带来损失：所有本可以由父辈传给孩子的知识就失传了。

但我必须说的是，我的性格造成我在表示拒绝时总是游移不定，从不会彻底拒绝。我表示赞成时也是如此；每当我赞成某事，相信某物时，我又总是有所保留，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以便能从外部对其识别。(1980a)

我母亲从来不认可生命就是浪费这一说法；对她而言，生命就是激情。因此，她一直过着植物园、家、研究室三点一线的生活，植物园里满是贴满标签的植物，家里九重葛爬满了墙面，如同一层挂毯，而研究室里全是植物标本，还有一台放在玻璃罩里的显微镜。她做事向来井井有条，不会犹疑不决，她将激情转化为责任，并以此为生。(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