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公司附近的一家蛋糕店里,我遇见她。那是一家网红店,大众点评五颗星,点单的柜台后面,一整面墙挂满了绿萝和罗汉草,浓密的绿,郁郁葱葱。我与她之间隔着一个人,那个人一直在高声打电话,谈着很大的生意。我看见她买了咖啡和一块蛋糕,然后在摆满点心的玻璃柜前停下来,弯腰看着里面的各种甜点,好像在琢磨要不要再来一块。轮到我了,服务员问了两遍,我才回过神来,买了一杯冰茶,找到一个临窗的座位,沙发椅很柔软。那天是星期六,我加班到下午两点,来这里打发剩下的自由时间,晚上早有安排。杯中的冰块慢慢融化。有人对着桌子和挂着鹿头装饰的墙面拍照,几个女孩凑在一起自拍,十月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她们的笑脸上。
她坐在一处偏僻的角落。杯子喝空了,我站起来朝她走去。我叫方好,水光潋滟晴方好,她带着笑解释自己的名字。我说我叫刘冬,没有特别的意思,就是生在冬天。那个下午,我破天荒地鼓起勇气,跟一个陌生女孩搭讪,顺利得出乎意料。她活泼开朗,对人没有戒心,也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不像坏人。她喜欢这里的甜点。“马卡龙,”她说,指着盘子里的粉色圆点心,“做得特别好。”
我不知道这些名字,看见什么都统称为“蛋糕”或者“点心”,她说我粗线条。很快,我们开始约会,她带我去逛各种甜品店,有些在热闹的大街上,有些在胡同的拐角。周末,我们整天待在一起,逛街、吃饭、吃蛋糕。方好喜欢烘焙,她说等她攒够了钱,就自己开一家面包房。我们讨论装修的色调,桌椅家具从哪里买,或者专门定做,摆哪种植物,挂什么风格的画框……随便聊聊,几个小时就过得飞快。在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店铺里,巧克力和草莓蛋糕各选一样,听她絮絮地说这些事。未来像大海似的铺展在眼前,好像划上一条小船就能征服它。
我二十八岁,她二十六,恋爱又甜又热,像冬天路边的烤红薯和糖炒栗子。我们俩捧着纸袋,双手暖烘烘的,吃得连话都来不及说。她戴着一顶厚厚的灰色毛线帽子,露出的脸颊微微泛红。有时候,在地铁口吃两个烤红薯就是一顿晚饭,有时候,我们也去吃丰盛大餐,尤其是刚发工资的那几天,手头宽裕,北京的好餐厅那么多,我们都想尝尝。圣诞夜,我们用团购的优惠券,去吃索菲特酒店的自助餐。那天人满为患,摆在冰块上的刺身和蟹腿总是抢不到。元旦,我们去韩国人开的小酒馆吃活章鱼,她闭着眼睛把切成小块的章鱼放进嘴里,触手上的吸盘抵住我的上牙床。
热恋中,一刻也不想分离。工作日要等到晚上才能见她,白天就漫长得难以忍受。有时两个人都忙碌起来,只能约周末见面,这一周就像坐在炭火上,只能不停地发微信,长长短短的语音,一列红点,忙完一两件急事之后,贴在耳朵上慢慢听,一遍遍地听。从前,我会趴在办公桌上睡个午觉,现在一有空就跑到楼梯间里打电话,来来回回地说那些让两个人都沉醉其中的废话,滔滔不绝的缠绵。
和我一样,她也租着一间房子,眼看要到期了。我跟她商量,不如她把房子退了,搬到我这边一起住,省钱,省下约会的路程和时间,说到同居,也说到结婚。我告诉她我有一套闲置的房子,我父母留下来的,将来结婚买房,可以卖掉做首付。话既然说到这里,也就顺口说了下去,我家里的那些事,关于我哥哥的一切,从头到尾,说来话长。之前我一直没机会提起。
当时,我们坐在一家专门做芝士蛋糕的小店里,在商场的地下一层,店里人来人往。一个小男孩淘气地到处乱跑,被他妈妈拽回椅子上,往嘴里硬塞一块苹果。方好听得很专注,时不时地点头、皱眉,末了她说:“以后我们好好照顾他。”
他是我哥哥,本来是独生子,四岁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小男孩那么大时,偶然摔伤了头。所有人都这么揣测,那次受伤是他发病的诱因之一,也许还有别的病症,跟受伤没关系,总之瘫痪的原因始终不明确。一场高烧之后,他丧失了脖子以下的行动能力,只有一条胳膊能动,世界罕见的一类病症。“是大脑出了问题。”我跟方好说。
我想,她会不会担心这种病的遗传风险,就像我从前遇到的女孩那样。她没提,只是问:“那么,他头脑清醒吗?”
“清醒。”我说,“他非常聪明。”
“可怜,”她说,“越清醒越痛苦呢。”
自我有记忆以来,我哥哥就坐在轮椅上。轮椅是向政府申领来的,填张表递上去,民政部门就给发一台,他坐在上边,全家围着他转。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来自那台轮椅,以为哥哥是长轮子的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跟他一样,还以为身上长轮子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像动画片里的机械英雄。他的轮椅背后系着一个紫色的尼龙袋,很旧了,上面印着白色的字样,是哪几个字我已经忘了。我妈妈推着他出去晒太阳的时候,用这只袋子装水壶和盖腿的毛毯,后来我妈妈死了,我爸爸一个人搬轮椅下楼,不带什么东西,尼龙口袋就瘪着,晃晃悠悠的,每次看见,就好像看见了我妈妈的遗迹。
“心脏病。”方好说,“记得你跟我说过。”
“不是,得心脏病的是我爸爸,我妈妈是车祸去世的,走得很突然。”我说,“对方赔了一笔钱,我爸办了提前退休,在家照顾我哥。”这是我上小学时候的事。方好用小勺挖了一大块蛋糕,又把它切成细细的长条,在盘子里拨来拨去,半天没放进嘴里。
听起来很惨,其实我们家的生活过得很平静。我上学,我爸和我哥在家,钱省着花,也过得下去。总之,家里有个不能自理的病人,这个家庭就一定要运转得精确无误,一个零件丢失了,另一个立刻就得补上,必须好用。我妈妈去世之前,我爸爸几乎没有贴身照顾过哥哥,后来,喂饭喂水、洗澡翻身,他什么都会做了。
她叉起一块蛋糕递到我嘴边,味道甜得过头。她觉得这家店名不符实,肯定是花钱吹出来的名气。我们很自然地跳出了关于我哥哥的话题,讨论晚饭要去吃什么,要不要去看电影?结婚的问题像天上偶然经过的飞鸟,在视野中短暂地掠过一次,就不再提了。我们都觉得谈恋爱挺好,没必要赶着结婚。我们相爱,又不想爱得那么庄严肃穆、直奔主题。再等两年也不急。
每个周六晚上,我都看望我哥哥。有一次方好同我一起去,她没进门,在外面等我。残疾人托养所是一栋灰色的二层楼,掩映在周围的高楼丛林中间,那天方好穿了一件正红色的长外套,非常鲜艳,像旧灰墙的砖缝里意外迸出一朵花。她告诉我不用着急,她可以在附近逛逛,吃点东西,找地方坐着看书,我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走进去,到值班室登记,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周末他们轮流值班。我哥哥在二楼的活动室里,正在看一场足球赛,他喜欢看各种体育比赛。我推门进来,他转向我,露出笑容,右手握在轮椅的摇杆上,转动的轮辐晶光闪耀。这轮椅不是那台政府发的福利品,是我上班后,用第一个月的薪水给他买的,更新的款式、更科学的设计,药店里最贵的一台。
在家的时候,亲戚、朋友、邻居,人人都感叹他聪明,加重了这种病在他身上引起的悲剧意味。其实,他聪不聪明,谁看得出来呢?五岁就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聪明绝顶?他不能正常说话,偶尔蹦几个单字,舌头不大灵活,笑起来嘴角向下耷拉,一副怪样,这些我早习惯了,我哥哥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当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身边,我突然有了新的视角,开始审视他,审视他和我之间的亲密血缘,而他见到我总是很高兴的。
房间里只有我和他。电视里传出山呼海啸,遥远的热闹,更衬出此处的冷清。周末,很多人都被家里人接走了。这地方很不错,政府有补贴,家里再出些钱,就能把我哥哥这样的残疾人照顾起来,让家人摆脱苦恼。这里有个和我一样年纪的姑娘,坐办公室的,做一些日常管理的工作,我追过她,她拒绝得干脆而彻底,直言她不会考虑和我这样家庭的人在一起,遗传病啦之类的,浪费感情和时间……这些一知半解的人最难说服。
我给他带了一包酥皮点心,豆沙馅,他喜欢甜食,跟方好一样。过去在家,我妈妈蒸的豆沙包,他能吃五六个,人虽然不会动,胃口一点不减。我爸爸去世前的一两年,抱着他来来去去已经非常吃力了。有时候,我放假在家,爸爸也让我搭把手,帮忙抬着脚,把他从轮椅抬到床上,或者相反——那时候我真希望他能少吃点。
我打开包装,拿出一块,放在他朝上摊着的手心里。他缓慢地举起那块点心,像捧着一碗满满的热汤,凑到嘴边,碎的酥皮沾到嘴唇上,掉在衣服上,这都不用管,吃完了一并收拾。我妈妈在的时候,她照顾得非常细致,轮到我爸爸的时候,他就追求效率。“没必要一遍遍地给他擦嘴,脏就脏点,”他说,“吃完了一起收拾吧。”我妈妈就不肯听他的,她要她儿子时时刻刻干净整洁,像没生过病一样。对我,她反倒没那么在意了。
他的眼睛还盯着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液晶屏幕,解说员兴奋的叫喊中掺杂着他缓慢的咀嚼声。很多人都说我和我哥哥长得像,侧面看几乎一模一样,都有突出的眉骨和下巴,鼻梁低,颧骨不低。只有我妈妈觉得哥哥比我长得好,如果他健康长大,一定是个帅小伙,比我的个子还高呢。
很多年来,我活在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优秀哥哥的阴影之下,因为不存在而有无数的可能,怎么夸张都不至于过了头。有一次,我妈妈对我说:“你要是像你哥哥就好了。”那天,我拿回一张不及格的小学数学卷子,上面画满刺目的红叉,她叹着气,在上面签下名字。当时我不懂她的意思,现在想来,我发觉她把事情完全搞反了。
我妈妈去世后,关于我哥哥的一切幻想也跟着粉碎。我爸爸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不论遇到什么,他都追求脚踏实地,解决问题。他不会整天念叨哥哥曾经的聪明美好,也没有我妈妈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哥哥得病的第三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妈妈同意生下我。我是将来的一道保险。
而我妈妈始终认为哥哥还有希望,希望总是有的,奇迹也说不定发生。她的这种微弱盼望,在当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我爸爸认为未来要指望我、依靠我,不要再为我哥哥花冤枉钱,而她坚持着不肯放弃。她给他念书,教他认字,不断寻医问药,电视上穿白大褂的喋喋不休的医学教授,或者电线杆上贴着的老中医,宣称偏方治大病,她都试验过,一点点改善都是天大的喜事。有时候,她把全家都搞糊涂了,因为她宣称的进步别人都看不到,只有她能发现,微小的偶然的变化,肌肉的硬度、肢体的姿势,或者食量的增长、咧着嘴笑的次数,她觉得这都是治疗的作用,是自己的成绩,是对得起儿子。她喜欢把“对得起”和“对不起”这样的严肃话语挂在嘴边,制造出一种莫名哀伤而又紧张的气氛。每当她说“我要对得起儿子”的时候,我都想把自己缩起来,坍缩成一个镜面上的黑点,被一指头抹去最好。
我哥哥十五岁的时候,连年不断的求医问药出现了转机。有一家美国的机构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哥哥的病例,应该是我妈妈一直联系的医生,把他当作罕见病例拿到专业的研讨会上提起,总之他们通过医院找到我妈妈,表示可以接我哥哥去美国治病,费用由他们支付,断断续续地联系了一阵。我妈妈很积极,有一段时间天天念叨这件事,我爸始终不抱什么希望。“别是骗子吧。”有一次他说,“哪儿有这样的好事,有也轮不上咱们。”
是不是骗子已经无从查证。我爸爸和我妈妈都不懂英语,全靠别人帮忙联系,而人家也有人家的工作,传过来的信息常常七零八碎,似乎费用的问题还有波折,我妈的情绪随之起伏不定。有一次在晚饭桌上,她吃着吃着突然哭出声,搞得全家都吃不下去。我只好饿着肚子写完作业,上了床,蒙在被子里撕开一包乐之饼干,枕头上全是饼干渣。直到现在,我在超市的货架上看见乐之的红色包装,还会想起那个漆黑的热被窝,小口咀嚼的声音被夜晚的寂静无限放大。
我妈妈去世之后,这件事没人管,就中断了。出车祸的前一天,她还跑了一趟医院,找那位相熟的医生问最新的进展,需要哪些资料和手续,对方到底能承担哪些花费。整个费用是个天文数字,也不见得能治好。也许根本就治不了,人家只是需要一个科研样本,听说全世界只有一百来个病例,比大熊猫稀罕得多。那天,她回到家,心情低沉,晚饭只煮了一锅挂面。
意外都发生在普通的日子里,像一个用错的标点符号,打乱了整个句子的节奏。他们不让我进太平间,我记得的只有镶在绿漆大门上的毛玻璃,被分成整齐的四个窗格,门关着,扒在门上使劲往里看,只模糊地看到一条空空的通道,尽头还有另一扇门。一位长辈亲戚拉着我的手,我记不得是谁了。我爸爸走进去,过了很久才出来。
按理说我当时已经记事了,我记得看过的动画片和漫画书,记得脆皮雪糕多少钱一根——那种雪糕现在找不到了,不知道有没有厂家愿意复刻一下,我一定买。那天很冷,回家的时候,我爸给我买了一根脆皮雪糕,我妈绝不让我冬天吃雪糕。当我撕开包装,舔上一下,舌尖比脸颊更冰凉的时候,才清晰地意识到她死了,永远不回来、不再管我了。可是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她的脸,手边一张照片也没有,只剩下一些印象、一些话语、一点隐约的气氛。她的死永远混合着巧克力的味道。
有一次我跟方好一起吃巧克力蛋糕,说起这件事。我跟她提起我妈妈,她也谈起她的父母、她小时候的很多往事,这些话使我们愈加亲密。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上床,在我租的那间小屋里,她的头发滑溜得像清水,缓缓流过我的手心。
我妈妈死后,那位帮她和美国联络的医生仍然很上心,时不时地打电话给我爸爸,我爸爸对他始终半信半疑。他让我爸爸开通一个电子邮箱。我家里有一台586电脑,我妈妈为了跟国外联系而买的,她死之后,显示器被一块红布给罩起来了,键盘也是,主机摆在桌子下面,积了满满一层灰。我爸爸不会用电脑,没有电子邮箱,甚至觉得那个医生可能是骗子。我妈妈在的时候,他除了说几句风凉话之外,拦不住她,她一死,就彻底没了下文,后来连那个医生也调去别处工作。现在看来,多好的机会,生生浪费掉了。
和我妈妈相比,在照顾哥哥这件事上,我爸爸要实际得多。他有把子力气,每天早上,他把哥哥的轮椅拿到楼下,又把哥哥本人抱下去,晒上一会儿太阳,然后回家做中饭,下午再出来一次,搬上搬下,数年如一日。我妈妈在的时候,他时常抱怨几句,觉得她乱花钱在一些没用的事情上,我妈走之后,生活骤然变得简单了,再没有人张罗着按摩、熬中药、夜里起来帮哥哥翻身,我爸认为一夜不翻身根本没关系,“我自己睡一宿也不动弹呢”。闲下来,他就看电视,足球、篮球、排球、围棋、桥牌,我哥哥就跟着他一起看,到现在还喜欢。
足球赛告一段落,解说员终于平静下来,窗外的暮色渐渐沉重。方好发信息告诉我,她在附近一家咖啡厅,叫我不用赶时间,离电影开场的时间还早。我哥哥吃完一块点心,我又递给他另一块。他很喜欢这种豆沙馅的酥皮点心,雪末似的面皮落在蓝衬衫的前襟上,这件衬衫还是我爸爸在银行上班时的旧工装。我哥哥现在的体重跟我爸爸去世前差不多,旧衣服他都能穿。小时候他一直很瘦,我对他的最初印象就是一个宽大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细长瘫软的男孩,那时候我刚刚能扶着轮椅的把手站起来,再大一点,就像推着玩具车那样推着他在狭小的客厅里转圈。现在,轮椅快要盛不下他了,双肩已经超出靠背的两边,下巴和脖子连成一片,混沌着没有分界,黄色的皮肉一路流向膨起的肚子,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只有两条小腿看起来又细又短,脚上套着一双旧的灰色毛绒拖鞋……我妈妈的说法是错的——就算我哥哥站得起来,也绝对没有我高。他今年三十三了。
现在,他连单字也很少说,经常“啊啊”地叫,但是他的意思我明白:这点心好吃。我点点头,替他抖落身上的碎渣,擦了嘴。电视上开始放广告,他用唯一能动的那只手指指电视,我就找来遥控器,一个个频道往下拨,转了两圈,没有他喜欢的体育节目,最后停在一个外国的野外纪录片上,讲的是在北美的大湖里钓鱼。他们钓上来的鱼大得超出想象,两个人横抱着拍照,鱼嘴上扯开几道长长的伤口,血淋淋的,半月形的鱼鳃微微地翕动。
“这么大的鲤鱼啊。”我说。哥哥发出笑声,他什么都明白,“他聪明着呢”,我妈经常这么说。据她说,哥哥小时候活泼伶俐,教什么都学得很快,能背上百首唐诗。说不定这些年他的智力也跟着身体退化了,他知道饥饱冷热,难受的时候会哭,高兴了也会笑,能说几个字,但是除此之外,他没受过系统的教育,认字很有限,逻辑也不清晰。大多数时候,他想表达的意思,只有我们家人能懂。
我们继续看电视,直到纪录片也结束了,开始播放下集预告,还是讲那几个外国人去钓鱼的事,有些画面还蛮惊险的。大鱼剧烈挣扎,尾巴拍起的浪花扑向镜头,水弯弯曲曲地往下流,像暴雨浇在玻璃窗上。我哥哥又傻笑起来。
我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这点陪伴的义务总得尽到。我关掉电视,把他的保温壶拿过来,放在他腿上,将他的轮椅转个方向,推着走出了活动室,沿着一条灰色走廊走向他的房间。他的房间还有另一个室友,周末被家人接走了,我从来没见过,听说是四肢健全,但是智力有点问题。那张空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两条牛仔裤也折好了放在枕头边上,我哥哥的被子通常是不叠的。
每人有一个衣柜、一个床头柜和一套桌椅,统统是白色的。医院、福利院、残疾人托养中心、养老院,这些地方总有相似之处,即使在偶然的混乱中也透出简洁的秩序,工作人员可以在几分钟之内让这里重归整洁,所有物品都有合理的位置,管理病人就得这么利索,不然就会乱成一锅粥。我把他抱到床上,又一次觉得他真应该少吃点,对自己好,也减轻别人的负担。
在我妈妈去世之前,我们家大概就是一锅粥,文火熬着,越煮越干,眼看要煳了。两个大人经常吵架,一点小事都能点起火来,有的是因为哥哥,有的根本没有事由,我知道都是因为去不去美国的问题。我妈认为我爸太消极了。
“孩子都毁在你手上。”她说错了,是她和我爸爸都毁在哥哥手上。她出事的那天,正推着我哥哥过马路,那辆车斜刺里冲出,撞上她,当场死亡,哥哥的轮椅没有损伤分毫。当年这个事故还上了报纸,有一篇报道说,是我妈妈推开了轮椅,舍身救了儿子。他们就喜欢这样浮夸煽情的故事,可惜我们家一点也不需要这些感动,也不需要陌生人为我们掉眼泪,我们需要钱,爸爸不能上班了,我们最缺的就是钱。我爸当时的单位组织了一批员工捐款。
没过多久,他就退休了。
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残疾人托养所,只能靠家里人,我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我帮着他,让他在床上躺好,想起来他还没刷牙,算了,一次不刷牙也没什么关系。临走前我关了灯,一会儿还会有人过来查房,此时刚过九点,我放心地走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走出托养所的大门,是我一周以来最轻松的时刻,虽然寒风扑面,心里却热烘烘的,是良心得到满足的温度。我找到方好,她手里的那本书刚刚看完,去电影院的路上,她跟我讲起书里的故事情节。我觉得,如果要看一场悬疑电影,绝对不要先看原著小说,我不想听到任何剧透,可是她非说不可。
因此,在开场之前,我就知道谜案是怎么回事,她也知道,我们俩的心思没法集中在电影上。我时不时地吻她,有时候被一惊一乍的音乐吓一跳。她小声说如果大声喊出凶手的名字,会不会激怒别的观众,被他们轰出去?我们像两个淘气的孩子似的,想象着那番情景,在回家的路上还在笑个不停。恋爱就有这种神奇的效果:一丁点小事,就让人莫名地开心不已。每个星期都是这样,一过周三,就开始惦记着周六要去托养所,离开那里的时候,浑身都畅快,世界像一面擦掉灰尘的橱窗,灯光掩映,重新明亮起来。
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我哥哥有低保,不够支付托养所的费用,余下的部分我替他支付。刚工作那两年,这笔钱还是个负担,现在当然好多了,不过我能为他做的也就是这些,出点钱,探望一下。托养所这些年都没有涨过价,我的工资已经翻了两倍,这点钱完全不是负担。我尽量把一切都安排得合情合理,我的生活、我哥哥的生活,我的生活还有无数新鲜有趣的事情可做,而他的生活只剩下不断地解决问题,吃喝拉撒,处处有求于人、受制于人。他知道我为他做的一切。有那么几次,他可能是想表达感谢,我及时制止了他,什么也别说,哼哼都不要。在我们家,自从我妈妈去世后,就没有人再直白热烈地表露感情,我妈妈的那种方式跟我爸爸和我都格格不入。她有一个硬皮的日记本,记着所有重要的日子,我哥哥第一次笑、第一次打疫苗、第一次叫妈妈、第一颗牙、第一次去托儿所……直到他生病,她的记忆变得平顺起来,因为再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每天过得都一样。她那些甜美的回忆、脆弱的柔情,化成日复一日的唠叨,问他冷不冷、饿不饿、困不困。她觉得是对话,其实大部分是在喃喃自语,我哥哥努力地回应她。这份努力,就让她心满意足,同时充满动力,不惜一切代价要治好他。我和我爸爸则像是局外的旁观者,看一场早就猜到结果的电影。我的经验是,绝不能把结局提前告诉她,她会勃然大怒,认为我没有良心。
“你怎么知道治不好?你懂什么!”她气吁吁地说。
我觉得委屈,因为所有人,家里所有的亲戚,都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我妈妈是在瞎折腾,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姥姥、姥爷、舅舅、舅妈,他们营造出一种舆论、一种心照不宣的氛围:我哥哥是不会好的,得了这样的怪病,那是命中注定,什么大夫医得了命?去美国治,更是天方夜谭,得花多少钱?钱打哪儿来?所有的年节聚会,我妈妈基本都缺席,我哥哥一刻离不了人。人不在,正好议论她,然而她总是知道的,闲言碎语越积越多,垒成四面厚重的墙,将我妈妈的汹涌母爱围在中间,无处疏通,只好加倍地发泄到我哥哥身上。
寒暑假,我不是在奶奶家就是在姥姥家,听了一肚子各种各样的闲话回来,像一次吃太饱的蛇,得花很久才能消化,漫无头绪的疑惑归结起来只有一句:“你们为什么要生下我?”
有时候,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并没有熟悉到讨论这种问题的程度。我是个省心的孩子,她对所有人都这么说,像是夸奖,又像是逃避。我身体好、成绩好,她很放心,心安理得地把所有精力都给了我哥哥。当然,我不会嫉妒他。谁会嫉妒一个瘫子呢?
二
春天,方好换了一个新工作。正式入职之前,她休息了一个多月,天天迟睡晚起。有一天,我上班前,她还蜷在被子里,说:“要不你也休几天年假,我们出去玩玩。”这个主意不错。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很多地方,西安、上海、凤凰古城,上网查机票和酒店,最后她泄气地说:“一次不去看你哥哥也没什么要紧,非得周六之前回来?”
我呆住了。周六不去托养所,从来没有,我压根儿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原来可以不去看他。她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好像某种坚固的东西忽然出现裂纹,不再是铁板一块。我迟疑着说:“那不太好吧。”
“只是一次。”她说,“我一年才回一次家。你每周都去看你哥哥,很够意思了,少一回没什么。要我说,根本不用这么纠结。”
你没有兄弟姐妹,你不懂,我想。裂纹继续扩大。她只是随口一说,在我听来像一句惊雷,根深蒂固的东西动摇了。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一直走神,一封邮件挨到中午还没写完。方好打电话商量晚饭吃什么,有一家新开的港式火锅听说不错。我敷衍着,附和着,无意义的琐碎对话像河水流过,最后她要挂电话了,我说:“我们去西安吧,不管他了。一次不去没关系。”
她高兴地答应,机票酒店很快订好。我请了年假,周日出发,周六还是去一趟托养所。这次我来晚了,他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床头有一对小音箱,连着一个MP3播放器,正在播相声。音箱是我给他买的,MP3是这里的公物,工作人员拿过来给他解闷。我陪他坐了一会儿,发现这里面只有一段相声,来来回回地重复听,变得一点都不好笑了,只剩下聒噪。
我把播放器关上,拿着去找值班的管理员,告诉他们,我哥哥已经听同一段相声几十遍了,能不能多存一点?太无聊了,你们做事要负责。或许我不该抱怨,那个管理员也是生面孔,不耐烦,说着说着我们两个的声音就越来越高。最后,人家很生气地站起来,走出办公室,把我一个人撂下了,出门时丢下一句:“床位这么紧张,能进来不错了,还不知足。”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无论是抱怨、发脾气或者讲道理,都是徒劳的。我哥哥是唯一一个周末没处去的残疾人,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当然他是很安静的,我想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活着本身就已经很麻烦了。
我空着手回来,把音箱的电源拔掉,问他想不想尿尿,找到便壶帮他解决。小心翼翼地把便壶从被子里拿出来,我想明天这时候我就在西安了,酒店离小吃街不远,我们可以先去吃一顿好的,后天去逛景点,错过周末的人流高峰。不过西安的热门景点,什么时候游客都不会太少,没关系,我们不赶时间,可以慢慢溜达。我把便壶拿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去清洗,洗得干干净净,刚才与我争执的那位管理人员也走进来,我说:“下周我带个新的播放器过来。”他没理我。我想起来,下周末我赶不回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