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尽头的一个早晨，我从床上跳起来。手机还在响，像一阵雷雨，一只没喂饱因而充满攻击性的动物。我按下接通，传来小万急躁的声音，到哪儿了？我说，还有五分钟。我挂了电话，刷牙、洗脸、穿背心，外面套一件红白格子衬衫，迅速提上运动裤。天气略凉，晚上会更冷，但太阳掌权的时间内，高温仍将猖狂。我在学校门口打上车，匆匆钻进后座。摘下口罩，迫不及待地大口呼吸，木乃伊除味剂般的香薰混淆着淡淡烟味，从鼻腔滑入喉咙。我交叉双手，对着街景沉思，可它们变得太快了，我只好把目光移向云。

一个小时后，我到达约定的车公庄地铁站。小万、陈舸、三明正等在那里，气息奄奄，一地烟蒂。小万上来兴师问罪，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说，对不起大哥，天有不测风云，车有撞摔碰堵。小万说，“五分钟”的意思是“最多还半小时”，你看看我们都等多久了。我虚心求教，那大概一个小时应该怎么表达？小万说，就说“快到了”。我说，学习了，下次我就这么说。小万不屑地瞥我一眼说，你还想有下次？

我们又一次叫来车，往京西郊野驶去，日光和万物的影子交替流过我们的肢体。他们聒噪不断，使我无法再看云，只好把注意力收回到车里。这是一个极为乏味的组合：四个文学从业者，乌合之众——我和陈舸就读于一所高校的写作专业，小万常年为书店配货。三明比我们稍大几岁，中学毕业就不曾工作过。他凭最小成本插附在北京城的缝隙里，以一种对小说的狂热代替了物质需求。尽管如此，你不能说他是个“苦行僧”，他的生活只是遭到一种超现实力量的稀释，以致在迭起的低谷面前，他始终保持着非凡的钝感。

这个周末，我们拣了一条野外徒步路线。起点位于门头沟的王平村，沿京西古道一路南下，预计下午稍晚能抵达潭柘寺。汽车停在一道拱桥前，对岸立着一座文化馆，老人们露天下棋，俨然听见花生壳徐徐落往泥土的声音。我们所在的一岸则异常清静，山榆、垂柳皆不喜惹是生非，任由嫩绿在它们体态中自由分布。树种间杂，尽情向远处延伸，似一种空寂的阵法。桥下的池水总体清澈，但为荫蔽一些绿藻，折射间已失去通透。我们打开百度地图，把自己的位置不断放大，可知周围一切尽属王平村境内——五百米内有一条公路，沿它前行则可见瓜草地景区。

我们依照地图走，烈日开道，由不得人滞留。小万有过徒步经验，次数不多，但足够编成历险奇遇。没走多远，他就已经讲了好几遍，以至于只要他开个头，“当年我爬箭扣长城的时候……”，我们便能越过细枝末节，直接报出结论：“差点摔死！”小万忿忿扭过头，把好逸恶劳的我们甩在身后。果然，我们没有让小万失望。接连爬过几段15度的斜坡，我们累得气喘吁吁，还不如路边散养的公鸡精神抖擞。

陈舸面色苍白，虚汗浸湿他撞款无数人的优衣库衬衫。陈舸问，我们是不是走五公里了？小万一惊，你做梦呢，这才二十分钟。三明说，要不……我们还是打车吧。小万朝我一指，啐他们说，你们体力还不如一个女孩子。我连忙表态，其实，我也想打车。小万连骂几句，整个人逐渐松弛下来，叹气说，别这样嘛，来都来了，我们聊点有意思。于是，我们一边走，一边从如何快速发家致富聊到疫情后的世界格局。话题转来转去，如同赶羊，很快掉入新一轮的疲倦。

为了填补沉默，我对他们讲了近来遇见的一件难事。为此事，我坐卧不安，大脑某处像绷了一根铁丝，但又说不准它究竟在哪里，所以每一刻都吊着一种警惕。大半年来，事态持续恶化，弄不好我还有性命之虞……

我有个校友叫吴猛，连云港人，身高一米九，虎背熊腰，相比之下头有点小。有时他把头发剃光，扬短避长，这就使头显得更小。吴猛比我小三届，就读于国学院，具体专业不明，只知道国学院很有钱，建了全校唯一一栋带下沉式庭院的楼，我经常去楼里办公区偷用微波炉。

认识吴猛，源于一场即兴戏剧。这种戏剧形式可追溯到十五世纪的意大利，鼎盛时期，热度能与黑死病一决高下。到现代，被包装成具有“解压、唤醒灵感”的功能，流通起来愈发理直气壮。每年逢心理健康月，学校都会组织几次，我和吴猛参加的是同一场。

在即兴戏剧的第五个环节，主持人将每四人分为一组。根据观众提议，演员获得各自角色，四人方阵的每条棱边轮流表演。吴猛扮演的是“死神”，与他左右搭戏的分别是“白娘子”与“Siri”。死神和白娘子演了一段职场戏，大致是见白娘子堂堂一介名妖，被埋没在雷峰塔下，就想挖她去西方当天使。戏里的死神巧舌如簧，一则台词极富逻辑，向白娘子陈清利弊，指出她的能力、职业操守，以及被职场PUA的现状；二则声情并茂，法海听了都动容，绛珠草听了哭到淹死。然而，死神的戏力似乎在下一场里耗干了。当他面对Siri时，竟久久吐不出词。Siri本就是个需要对方推动的角色，见此情境，亦不知所措。双双发愣片刻，死神忽然走到舞台中央，念起一段莫名其妙的独白：

这两三年里，我经常梦见一列火车。绿皮的，很长，有些窗户开着。火车停在一条铁轨上，旁边是麦田，好像还有一些枯掉的花，天太黑了看不清楚。火车一直停着，没乘客来，也没发动过。但昨天晚上，火车居然向前动了。非常缓慢，是蚂蚁都能逃开的速度。它像在思考着什么……

台下的观众都看呆了。这没什么问题，假如对艺术存点敬畏之心，看呆就是一种狂喜状态。但死神似乎有点不适，他期待着台下的回应。于是，他补充说，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不是戏剧。台下掌声热烈起来。在戏剧中高呼“这不是戏剧”，他简直像贝克特剧作里的人物。一个以为自己将死的人，一个没料到自己会在荒诞中永生的人。

我以为活动就此结束，正准备走出阶梯教室，吴猛忽然追了出来。他眉毛拧成一团，满头汗涔涔。很明显，随着观众离席，颁发给他的死神身份已经失效了。吴猛说，师姐你好，我也很喜欢写小说，可以加个好友吗？我说，你好，我并不喜欢写小说，但我确实在写。我扫你吧，别人扫我的话，我经常点开的是付款码。吴猛随我走上林荫道，一路不说话。为了不重蹈Siri的覆辙，我只好主动引导话题。我问他，你写什么类型？他说，什么都写，包罗万象，宇宙洪荒。我问，喜欢哪些作家？他说，没有，我觉得都不如我。我又问，一天写多少？他说，精力好的时候，一天写过十二万，但不是每天都写。我倒吸一口凉气，牛逼，你是天才，中国版芭芭拉·卡特兰。他说，不认识这人。我笔名叫吴猴儿，用来平衡我的真名，人不能太猛，这是中庸之道。我说，真厉害。我宿舍就在前面，再见。

当天夜晚，吴猛给我发了一篇280万字的小说《1999》。我往下划几章，手机屏幕频繁卡帧。我故意拖延许久，半夜待他入梦，才斟字酌句给他留言。我说，小吴，光阴似箭，这样的篇幅恐怕会射死读者。能否先给我看一些中短篇？此前你提到投稿，以我的经验，从短篇开始发表更容易。如有合适的，我也会推荐给编辑。第二天，吴猛又发来一组由《聊斋志异》改编的小说。我读完《叶生》，困意汹涌，睡醒又打开《小棺》，读不到几行室友回来了。室友说，今晚6点寝室楼停电，你有备用手电筒吗？我说，我找找看。我一边在书桌上摸索，一边琢磨吴猛小说的问题。第一，他改编的幅度太小，像个拿一把指甲剪去修园艺的失败园丁，说他纯粹做了古文翻译也不冤枉。第二，他语言很糟糕，用词粗糙不谈，他最致命的毛病是缺乏和语言的固定距离。他仿佛一台输入许多烂句子的电脑，凭惯性将文字凑在一起，不时出现“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把匕首送入胸口”之类的摘取式语句。第三……室友问，你找到了吗？我反问，找什么？室友加快语速说，可以照明的器具啊，蜡烛也行。我说，我有个前男友总送我香薰蜡烛，各个味道都集齐了，无花果最好闻，像白垩纪时代被割开的树皮流下的奶油味。室友说，后来怎么分手的？我思考了五分钟，通往回忆的街道正因早高峰而堵车，于是我只好承认忘了。我说，不过我记得分手闹得很难看，他砸了一个热水瓶，内胆银片碎了遍地。我捡起最大的一片，形状如海豚，映出我哭泣过量引起的黑眼圈。室友说，好可惜。我点头，把吴猛和他的小说忘得一干二净。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一边伴随着鞭炮响——我设置的铃声。我瞥一眼号码，示意小万他们别说话，才接了起来。电话里传出一个很熟悉的男声，很好听，普通话也标准，一个不沙哑版本的张学友。他劈头盖脸地问我，你在哪里？我说，在教室自习，你有什么事？他一停顿说，不对，你在外面，到处都是风的声音。不管你在哪儿，我要来找你。我说，我们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他说，不是一回事。你最近命犯小人，重则有血光之灾，我不放心。我说，你还懂这一手，我什么命来着？他说，说了你也不懂：是剑斧凶器，也是霜天明月。我说，听起来好冷，难怪我从小怕冷，穿多少都不够。沉寂突然降临，在五到十秒之间，很快又被同一种声音打破。他似乎端正了腔调，像一个陷在沙发里的人猛地站直。他说，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照顾你。你不信也没关系，我很爱你，我把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你了。我脑筋一转，你是说那三颗智齿吗？他说，这是其中之一。我说，我在一个群里看到有人卖这玩意儿，三百块可以买五颗，你这点也就一百八。他嘴里发出轻微响动，大约多少有些生气。他说，你什么都不信。为什么你永远、永远这么平静？

我刚要回话，电话已被挂断，四面焦头烂额的浓绿围拢过来。我从前很喜欢一句诗，无头无尾：山是山的影子，狗懒得进化。后一句讲，夏天，人的酶很固执。不过现在夏天尚未到来，只露了一二丝烫意，试探人们是否还记得它。他们都笑起来，好像空气里藏着一种逗人发痒的絮状物。陈舸问，你男朋友啊？我说，早分手了。他继续问，怎么分的？我想了想说，有意思，人们都想知道造成结局的原因——不是真实的原因，而是那个被提炼出来的替罪羊。真实的原因是一串连贯、不可叙述的过程，你只能凝视它，感受它如何无奈又决绝地指向某个尽头。

鹰嘴峰到了，遥远的象形曲线延展着，天光从岩石与新叶的裂缝间落下来。我们说不出话来，三明手机的摄像头摔坏许久，让我拍几张山峰的照片发给他。在相册里，山被无限放大，模糊的像素毫不费力地把它解构了。

一开始只是为寻刺激，小万带我们离开公路，抄丛林中的近道。遍地杂枝之中，我们捡起一些适合当拐杖的，拄着爬坡。陈舸很快迷上野路，领头往低矮的灌木坡里钻。折腾几回，发现虽缩短了步行距离，但攀爬所费的精力远高于走一条平平淡淡的柏油路。我们饥肠辘辘，从包里拿出薯片、小熊饼干、甜筒状巧克力，还有花高价在景区入口买的玉米和茶叶蛋。一顿狼吞虎咽之后，身边只剩下水。缓缓喝一口，液体通过喉道，唯觉一片空荡荡的阴凉。

不知走了多远，我们全然受制于荒郊野岭，丢水漂似的推远了那些城市图景。到岔路时，突然看见一顶草扎的帐篷。对面坐一个男人，穿黑色制服，浑身各处锈着“保安”的拼音。此人眉目浓密，黑脸短下巴，凶悍相随中年降临愈发得到发挥，像个流落现代的尉迟敬德。小万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华子”，故作镇定地套近乎，老师，请问这条路到潭柘寺吗？保安一犹豫，接过烟叹气，远着呢，今天下午还有阵雨。见他有放行之意，我壮胆走上去。保安脚踩一双大红的运动鞋，旁边摆着后跟踏烂的黑皮鞋。他生活的碎片明晃晃地摊开在水泥地上：一只染黑的手套，蓝皮文件夹，牙膏、塑料杯、铜盆，一个崭新鲜亮的Gucci钱包——真假不用说。

我们正打算从横栏底下钻过去，保安喝止说，手机号来登记一下。小万蹲地上填表，保安饶有兴致地和我们攀谈，你们还是学生吧？我一口应承，没错，活到老学到老。保安问，在哪儿上学？陈舸突然来了胡扯的兴致，接着说，北京法制大学，读的新丝绸之路海外贸易法。保安险些竖起拇指，一副敬仰的模样。他说，好学校啊，我以前在那儿附近当过保安。我问，为什么不干了？他摇头说，工资太低，养的两条狗整天饿得犯浑，后来全放走了。不过这里工资也低，我做完这个月就回去了。小万已经完成手续，甚至顺便重新系好鞋带。他站起来，回归我们这支即将移动的队伍。我最后环扫一圈四周的远景，深浅不一的植物驻扎在视野里，如此茂密，仿佛光区分它们就能花掉一辈子时间。我们不再与保安交谈，但他意犹未尽，冲着我们正游离的后脑勺说，我来这里已经十七天了，人影都瞧不见，很是寂寥。他用以收尾的言辞过于漂亮，听上去不太真实。我本欲再回头看他一眼，但我想不出这一眼可能引发的任何意义，因此很快打消了念头。

吴猛确实有些做间谍的技巧，不出几日，把我的课表摸得一清二楚。我采用“间谍”而非“侦探”，说明我对这件事大体上并不认可——尤其当我上完“法国美学与文论”，脑载一堆消化无能的名词时，看见他正等在教室门口。他满脸迫切，目光越过人群攥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