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零一四年的春天，我本科毕业不久，入职一家律师事务所。
抽屉里摆着绿封面的法律从业资格证，闲时常取出，翻望出神。工作则从实习律师做起，带教的是一位年长十岁的女律师，姓陈。她几乎把办公室装扮成一个多肉植物园，我由此短暂记住过星美人、胧月、熊童子之类的名字，但很快也就忘了。
那年春天潮湿而绵长，雾涨潮似的漫上来。看不见的微生物在各处急躁地逡巡，柳絮融融，绿波间落下一场松盈的白日梦。这时节尚未轮到空调登场，室内闷热难忍，办公室的落地窗不时凝结水雾。刮开雾层，可望见对面四季酒店顶楼的游泳池。偶尔有人从水里钻出来，在泳池边坐一下午，落落寡欢的样貌。那时我写一些小说，但写得不好，举步维艰。我从那个春天里汲取不少灵感，偷偷写了几个开头，藏在一个命名为“一号案件”的文件夹里。其中有一则开头是：张三死在四季酒店，而现在是春季。
就在春季收尾期的一个周六早晨，我被一通电话吵醒。来者是诉讼团队的领导，过去在一家民营公司当法务总监，业绩断流之后，识时务者也换了工作，在事务所成为焕然一新的李律师。
回到房间，只见雨水已消停，屋檐边闪着潮湿的光线。
男朋友恰好也醒了。本科毕业以后，他父亲卖掉了沿海小镇的房产，贷款置入上海郊区的一套四十平米的小房子。父亲在当地找了一份保安工作，三班倒换，看守一家钢铁冶炼厂的仓库。他母亲从来行踪不定，拖欠百万赌债，到处流亡。偶尔因赌博进监狱，反倒是最安全的时刻。我每周末去郊外看他，我们把整个小镇逛得烂熟，有一天捡了一只白猫。
“谁啊？”他问。
“单位领导，说下个月让我去北京开庭。”我说。
“你不是刚实习吗，还不能当诉讼代理人的吧。”他说。我们同校毕业，他稍长一级，主攻方向是资本市场。作为低年级律师，他只拿最低档收入，做的事情不过是随波逐流。我的专长在知识产权法，但我们很少谈及工作，并非因为业务性质的差异，而是出于厌倦。
“是不能，在旁边翻翻资料也好，总要慢慢开始的嘛。”我说。
“几号开庭？什么样的案子？”他问。
“下个月，一个专利侵权的案子，据说对方当事人是个神经病。”我笑出来。
“怕什么，说不定跟你一个精神病医院出来的。”他也笑了。
猫在外面叫。冬天时抱回家，一路痉挛不止，把它藏在棉外套里仍战栗，仿佛拢了一团叛逆的风。白猫一贯沉默寡言，只有被狗欺负时才叫喊。家里另有一只泰迪，人一进门就热切地迎上去，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吃东西。
我打开门，猫已立到桌上，像一具不知由来的奖杯。午餐提前准备好，贡丸、牛丸、香肠、鸡毛菜、米线全都装在电锅里，我们对烹饪的要求，不过是按一下开关。每一顿伙食几乎雷同，因此我们常去外面吃，但镇上也无非那几家商铺。
斜对面有一家杂货店，店主夫妇看上去都年逾七十，一对灰喜鹊似的耷拉在十几平米的店面里。我们每周去买水，后来图方便网购了一番，偶然再回到店里，老太太面带歉意，说小姑娘好久没来了。我们的内疚也莫名其妙被唤起，编了理由说很久没回来，又买了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你听过圆周定律吗？”走在路上，我问他。
“你是说圆周角定理吧，一条弧所对圆周角等于它所对圆心角的一半？”他中学理科很好，稍一迟疑，仿佛在用镊子把它从诸多回忆里挑出来。
我一时接不上话，在心中辨别圆周角和圆心角的区别，听上去像个字谜游戏。我很快放弃了，对他直言不讳，“北京那个案子，对方当事人号称发明了六条圆周定律，结论是反牛顿力学定律的。”
“真的吗？说不定是个天才。”他笑出来。
“可能是吧，那我们就要输了。”我说。
“你小时候幻想过自己是天才吗？就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周围都是低智动物，除了制造嘈杂什么都不会。你是唯一清醒的，作为天才，你肩负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义务。”他问。
我被他逗笑，又猛地察觉到话题背后的严肃性——那种原始、微妙的挣扎，有些提问并不求解，它靠存在本身来诠释意义。
“没有吧。我从小喜欢往人群里躲，出众正是我最害怕的事，可能我就是个很无聊的人。”我如实说。
我们本来只想走一遍滚瓜烂熟的路线，可春风飘涌，把遥远的气息运过来。我提议到隔壁一个更繁华的镇上散步，他也有此意。我们绕一个与小镇同名的公园走，打算去正门坐公交车。时令变换，冬天时我们路过同一处地方，可以隔着枯枝眺望湖面上的冰，但现在榆柳荡衍开的体态使公园密不透风。小孩子尽情尖叫，尚不知道几年后自己会失去这高亢的声调。风筝在不成章法的拉扯中一一扬起，如上下颠倒的帆船驶于云海之间。
男朋友忽然拉起我的手，一路飞奔起来。
“快跑，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他说。
我远远望见要搭乘的公共汽车，铁皮壳掉过一些漆，前方镶了兽眼般暧昧不明的车灯，再往上是LED打出来“宝山8路”。我大笑说，你这口气像电视剧里的汉奸。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边剧烈喘气边大步跑着，往春日长韵里呼入发痒的气体。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五年，距离我们日后分手，大约还有七个月左右。
2
延安中路上有一处绿地，千禧年以后便横卧进人们闲游的选项之中。有人说占地十亩，有人说不过一个几排房的旧小区那么大。城市的地域具有收缩性，是人们感受之间的落差塑造了魔幻。由于绿地全凭人造，一年四季都供应恰如其分的景致。野鸟偶尔也来，飞行痕迹把溪流切出不成章法的几块，行人则迷失于细微的变化之中。
那时李律师还没瘦下来，每天中午去延中绿地散步，权当锻炼。有一天，他气喘吁吁回来，告诉我们，樱花开了，但阵雨摧折了一些，地上都是花瓣片。
律所的人事刘婷，正在跟我讲她的新男朋友，一个曾来律所面试过专利代理人的男孩，但因工资谈不拢而未能入职。来龙去脉还没说清楚，李律师像一阵风卷进办公室，我们也就散开了。
“小李，案子研究得怎么样了？”李律师笑眯眯地问。闲聊式的开场，我暗想他并非真的在询问我的进展，只是对上班聊天的一种温和警示。
“陈律师让我找一些案例，已经发给她了。”我说。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取之上者得其中，你不能只以律师助理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李律师说。
我抬头看他，他四十不到，长相如实描述年龄。他皱着眉，因为近视的缘故习惯性眯起眼睛。衬衫的左侧有一块潮湿的痕迹，不知是汗还是雨。
入职第一天，李律师曾问我，你认为一个律师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神态严肃，似乎正手握一把通往神秘地窖的钥匙，但在交付我之前，要先从我口中得到一个错误的答案。我思索半天说，大概是临场应变的能力。他摇头，又指引说，一个律师最重要的事，是保守秘密。
这个答案厚重、玄妙，作为谜底，它本身又构成多棱的谜面。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奉为至理。即是珍视从前辈处无意取得的锦囊，又贪图作为守护者本身的虚荣。多年以后，当我的经验库累积更多的无用碎片后，这个答案最初的光环早已锈蚀。原来问题是一种镜像载体，李律师答“保守秘密”，只因为他就是那样的品性——过于迷信秘密，指望利用它们来达成一些翻天覆地的效果，黑暗力量也回赠反噬：对于秘密被刺探的恐惧。这个答案恰恰证明，他还处于从前法务主管的状态。
下午三四点，陈律师出庭回来。她把头发挽成髻，代表庄严的黑色从西装淌到皮鞋。若不是她戴着蓝水滴耳环，我甚至以为她刚从葬礼回来。水元素的建议来自李律师，有一阵他自诩学会命理与卜筮，一番摆弄，断言陈律师命字属水，但五行缺水。陈律师忙打听补救的办法，李律师一思忖，说，多佩戴蓝色元素——一种源于交感巫术的逻辑。
李律师也替我占卜过，五行属金，他自己则属木。三人简浅的日常关系之余，又被命运横添一道关联。我对于命运从无明晰的立场，浮在河流上的人最惬意。直到几年后，我在云贵一带爬坡，望见漫山遍野的蓍草，一种迟来的质疑突然赶上了我：万物美得何其自在，让它们来推断人类命运，不免荒谬又苛刻。
我们三人坐在会议室里，正式讨论北京的案子。陈律师已收集不少资料，方案也备了几套。不出意外的话，先去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同时申请中止北京三中院的庭审，这是最妥帖的诉讼策略。
“你说任天时会不会当庭杀人啊？”陈律师半开玩笑地问。任天时是对方当事人，凭着一纸发明专利，起诉驰名汽车业的B品牌。
“人家是科学家，怎么可能做杀人犯法的事？”李律师故意把重音放在“科学家”上。
“哎，一个木匠出身的民科发明人，无非就是想弄点动静吓唬人。”陈律师喜欢说“哎”，但不是真的叹息，似乎是她自己设置的一种停顿节奏。
“木匠怎么啦，你家里做橱柜不要叫木匠来的吗？”李律师说。
“对呀，干一行爱一行，一个木匠跑去研究什么新型汽车、液态轮胎，能成功我名字倒着写。”陈律师忿忿不平。
“倒着写怎么写啊，你能姓‘娟’吗？”李律师说。
“我又不是说这个，我快忙死了。哎，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陈律师说。
“少娟，你这个人啊，就是阶级观念太强。”李律师端起茶杯，眯眼将龙井泡沫往边缘吹开，像个问诊间隙稍作休息的老中医。
讲到后面，他们自己都有些不知所云。我悄悄按亮手机屏幕，没人给我发消息，时间以一个静态数字的形式凝视我。屏幕暗下来，浮出一张疲倦的脸，长发，戴黑框眼镜，嘴角紧绷，尽量模仿一种职业性的神态但并不成功。
而那就是当时的我。
3
机缘巧合，我搜到了任天时的博客。页面以蓝白为基调，顶端背景图配了一辆正在高速公路上趋驰的汽车，远方的灌木林与炊烟陷入虚焦，衬得苹果绿车体如一支闪亮利箭。博客里显示有三十四篇文章，但多数经过加密，可见的不足十篇。
置顶的一篇题为《救世主重降人间》：
救世主紧迫呼吁：
人类从未如此堕落！世界从未如此污秽！
地球环境日益恶化！全球各国束手无策！《京都议定书》几十年实现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拿不出任何方法！但任天时发明的《圆周定律》可以拯救人类于水火！……
通篇感叹号，几十根切分音律的指挥棒。在博文的最底部，任天时留了一个邮箱，寻求能帮他推广发明的有志之士。
还有一篇《人类最后的赎罪机会》，从能量守恒定律写到地球磁极颠倒，恐龙化石、土星蚌壳、力差能源、诺亚飞舟计划（任天时自己命名的救世计划），种种新鲜名词缭乱地滚屏。在这篇文章里，任天时指责人类“思想僵化、情感冷漠、拒绝真理”，并回应了他人对其“狂妄”的批评，他解释说，当他进行重大发明思考时，他必须目空一切，狂妄程度与发明程度成正比，这是一种天才式的迷狂。
另有一些零散的收录，“光绪年间的宫廷偏方”“祖母菜谱：杂胡椒”“气功入门十奥义”。最神秘的一篇叫《圆周定律》，是任天时花了十一年时间研究出的六条定律，他所有的发明都以此为基础。我看了开篇的演算，中文里夹杂着含义不明的希腊字母，读几遍都抓不住重点。只好对着屏幕发愣，不久，就顺着上涌的困意知难而退。
那段时间，我们还经手另一个案子，涉及眼镜品牌的商标侵权。为了证明客户在长三角一带极富影响力，我和陈律师跑遍各个档案馆、工商局、材料中心。
我们出行几乎都靠地铁。非高峰时期，人流冷淡而疏松，找座位并不难。我坐下，背靠塑料椅垫，然后逐一察看周围的人，从衣角的线头、单肩包上微锈的五金、两边系得不一样的鞋带推断他们的生活。所有人都相信真相隐藏在细节之中，但正是因此，利用细节散播谎言也难以被拆穿。
“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有故宫主题的下午茶，离网红花店也很近，如果时间来得及，我们过去看看。”陈律师说，此时距开庭还有近两周。
“好啊，陈律师真文艺。”我说。
陈律师低头笑了，是那种适合圆脸的柔顺的笑，又带一些羞赧，仿佛提前为自己的愿望将妨碍他人而道歉。她一边打开一款消消乐游戏，这在当时很流行，地铁里尤其常见。
“哎，我和你说，我大学毕业在杭州工作，租了一张寝室床铺。我有个室友才叫文艺，我们周末去郊外爬山，她知道每一种花草的名字。杭州很适合生活，春秋多雨，绕西湖走好像能把水汽握在手里。夏天满池荷花，从苏堤过能望见远处山的影子，若有若无……”
“但还是来了上海。”我说。
“很多变化根本说不准，也不按人的意愿来。”陈律师仍然盯着屏幕中的消消乐游戏，手却停滞了几秒，又说，“其实我在杭州的时候，还写过诗，现在灵感彻底枯竭了。”
我惊叹一声，问她去哪里可以读到，她摇头说找不到了，只记得写的是秋天登山的景致。她补充说：“所以啊，你要趁年轻多玩几年，工作什么的可以慢慢来。最近还写小说吗？”
“没有，写不出来。”我说。
那几年我确实写得少，一年最多一两万字成品。当时正尝试写一个短故事，讲一个男人陪老板出差，在直升机里变异成一只巨型长颈鹿，他觉得飞机里闷得慌，和老板周旋许久，老板终于同意把机舱开一条缝，好让他将头伸出去透气。终于，油画似的淬光云幞、因遥远距离而微缩的松林、对流层里停滞的飞鸟，他看到想见的一切，便在自由中舒展起脖子。就在这时，他的头被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切断了。
我无法口述这样的故事，怕对方问为什么。
“哎，这一关好像过不了了。”陈律师悻悻放下手机。几站下来，她还在和同一个消消乐关卡角力。
我安慰她，消消乐主要靠系统布局，有些先天格局差，怎么走都通向死局。但无论如何，你自己还能选择走哪些步数，能在无常之中拥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权限。重要的正是这些。
当天，我们往黄浦公证处去。
大楼立在苏州河畔，青灰斑渍使外墙显得不均匀，仿佛那些抱有破坏意图的微生物本身也有所偏心。有时我一个人来，并不急着上楼，就去河边站着。这一段苏州河行船很少，我从未见过，只有风从空荡荡的桥洞里捋来。
合作的公证员姓沈，比我大两岁，接洽时总举止冷淡，唯恐我们提出额外的要求。后来加到了他QQ，名字叫“电眼娃娃”，才知道棱镜有许多面。
临走时，小沈说下午有大雾橙色预警。春天免不了这些暧昧不明。
4
那时京沪高铁还没提速，单程至少五个小时。自南向北，火车在半个中国之间切出一条虚线。同行一共四人，除了我和陈律师，还有案源人、B公司的法务。陈律师一路都在起草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案源人与客户闲聊，交换一些在家庭之中不宜流露的轻微埋怨。我往窗外神游，沿线景物多有雷同，但那些迅速向后摊散的苍与绿，赋予流景一种迷幻的开放性。昏聩欲睡时，后座儿童的哭声在半梦中落成阵雨。
抵达北京已近黄昏。邮箱不断送来工作，陈律师只好先带我回酒店。我想替她分担一些，但她似乎从来不忍心多分配工作。有一次她向我道歉，说她是很自我的人，交出去的东西只有自己完成才放心，因此给我布置的工作很少，这对我的职业规划并无帮助。
好些年里，我听各种各样的人描述过自己，没有一个是准确的。
我们八点才下楼，晚饭的兴致都耗尽了，随便走进一家火锅店。陈律师点了一桌菜，牛羊肉、酥肉、虾滑、牛百叶、蔬菜拼盘、炸豆皮、宽粉、麻酱糖饼，似要弥补落空的期待。适逢晚餐与宵夜的间隙，店里人不多，一个没穿制服的中年男人来给我们点火，像是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