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手机放在哪里了？那天我把手机摔坏了，我把那些碎片放在哪里了？我来到了卧室，在床头柜的抽屉里翻找，手机在那里。紫色的手机摔断了，摔成了两段。

我对手机的构造一无所知，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说服自己，手机其实并没有摔坏。我仔细看着带着显示屏和键盘的那块，摁了一下开关，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想，也许只要把这两块粘在一起，手机就可以用了。我鼓捣了一会儿，并没什么章法可循。我把掉出来的电池放了进去，试着把零件拼起来。我发现手机断成了两片，因为连接它们的中间部分的卡槽断开了。我们生产的东西就像我们的身体，一边连着另一边。要么是我们在设计时，想象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和渴望的身体连在一起。这些物品产生于平淡无奇的想象。马里奥——忽然间我感觉——虽然他在事业上很成功，能力很强，非常聪明，但他是个很没有想象力的人。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一定会让手机恢复使用，能拯救狗和儿子。成功，就是依赖精确的计算，对显而易见的事情进行操纵。我不懂适应，也没有被马里奥的目光彻底塑造。我尝试过了。我是个钝角，但我假装是直角，我甚至压制住自己的志向，胡思乱想。我做得不够，他后来抽身而去，去别处扎根，和别人结合。

不，我应该停止胡思乱想，要想想那部手机。我在抽屉里找到了一根绿色的带子，把断开的两块紧紧绑在一起，试着开机，但手机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希望忽然出现一个奇迹。我想看有没有信号，但没有用，手机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把手机放在床上，伊拉丽亚敲打地板的声音，让我心烦意乱。这时我忽然想到了电脑，我为什么之前没想到呢？问题就在于：我就是这样的人，没有什么知识，这是最新证据。我去了客厅，试探着向前走，就好像榔头的敲击声是一张灰色的网子、一张幔子，我应该张开双臂，打开一条路，双手摸索着向前。

我看到女儿蹲在地板上，用榔头敲打着瓷砖，她一直在敲打同一片瓷砖。那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我觉得在卡拉诺听来也应该一样。

“我可以停下来了？”她问我。她浑身是汗，脸很红，眼睛亮晶晶的。

“不能停，这很重要，要继续。”

“你来敲吧。我累了。”

“我有其他着急的事要做。”

我的写字台前面现在没有任何人。我坐下了，那张椅子并没有人坐过留下的体温。我打开了电脑，点了邮箱的标识，然后点了收发信件。虽然电话目前打不通，但我希望能够上网，我希望那只是电话机的问题，就像电话公司的人告诉我的那样。我想给所有朋友和认识的人发一封求救信，那些都是我和马里奥的联系人。我试着用电脑联网，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电脑在拨号上网时，发出让人泄气的声音，像叹气，最后宣告连接失败。我紧紧按着键盘的边儿，眼睛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让自己不要那么心焦。我的目光时不时会停留在我打开的笔记本上，停在用红笔画出来的字迹上：“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那是安娜的话，她很愚蠢地怀疑，她的情人正在背叛她，离开她。失去理性、精神紧张，会促使我们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伊拉丽亚的榔头声把电脑发出的让人焦虑的拨号声切成一段段的，那就像一条鳗鱼在房间里乱跑，女儿正在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我尽量忍着，但最后实在受不了了。

“够了，”我喊道，“不要再那样敲打了。”

伊拉丽亚惊异地张大了嘴巴，不再敲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