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福楼拜说“我的身体里住着两个人”？

19世纪50年代，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版了两部特别重要的作品：一部是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大白鲸》，另一部就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为什么说这两部作品是这十年里最重要的小说？因为这两部作品有高度的时代性，代表了那个时代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大白鲸》迸发着人类面对自然的空前征服感和攫取欲，代表着人类凭借着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庞大力量，将人的野心不可遏制地投向大自然。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聚焦于女性的内心情感，激荡着女性对世界一切新鲜事物不可控制的欲念，还有女性情感深处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新感觉。同时，这部小说既展现出女性空前放大的生活欲望和女性现实生活的有限性对撞，又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痛苦。这两部小说的结局都是主人公毁灭，昭示了从那个时代以后人类心灵的基本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带来的悲剧。也就是说，1850年之后，人类发生的争夺、沦陷、焦虑、孤独、迷失，都可以在这两部小说里找到起源。这是两部具有先知性的作品。

现在我们来读一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出生于1821年12月，1880年5月去世，活了59岁，并不算长寿，但是从他出生到去世的这一段时期，是法国特别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革命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三级议会改组成了国民公会，发布了《人权宣言》。之后的历史波澜起伏：一会儿是拿破仑称帝，争霸欧洲；一会儿是波旁王朝复辟，革命的浪潮和传统的力量拉锯般撕来撕去。福楼拜出生的时候，法国还处在波旁王朝的君主专制政体之中，但他3岁的时候，法国又变成了七月革命之后的七月王朝，实行君主立宪制。到他27岁的时候，1848年，法国又发生了二月革命，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到了1851年，福楼拜30岁，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又恢复了帝国。可以说，年轻的福楼拜看到了一个起伏动荡的社会，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因此，尽管福楼拜很年轻，但他的内心却有些苍老。不过从另外一方面看，这又是一个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代，18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革命带来新技术、新科学、新生产方式，尤其是大工厂、大机器的出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力量，推动从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的工商业社会。人生活在这个时代就会有一点矛盾，如果只从物质生产、从社会生活的活跃度来看，可能觉得还不错，但是从精神方面看，明显感觉到人的沉沦，信仰、感情都商业化了，整个社会生活散发着金钱的气息。

除了时代带来的印迹，福楼拜本人的精神遗传也有些特点。他的父亲是法国香槟人，香槟这个地方在法国的东北方向，距离巴黎大概有200多公里。这里出产的香槟酒享誉世界，每年的产量高达3亿多瓶。因为出产香槟酒，这里的文化氛围充满了浪漫之情，每年都有围绕着香槟的热闹节庆，特别是香槟酒节，人们载歌载舞，痛饮香槟酒。拉丁文化本来就热情奔放，再有香槟酒助燃，那就更加激情澎湃了。而福楼拜的妈妈截然不同，她是法国诺曼底人，紧靠德意志。提起诺曼底，就会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福楼拜妈妈的家乡，比诺曼底登陆的地方还要靠北一点儿。诺曼底人的特点是严谨、坚定、理性，有一本描写德意志民族崛起历史的书，书名叫《钢铁之国》，如钢铁一般坚实，就是诺曼底人的气质。福楼拜从父母两方面都继承了一些文化因子。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香槟酒的感性，能够体察时代生活的细微变化。他对于自己出生以来的整个社会生活，感到深深的幻灭。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巴尔扎克的作品。巴尔扎克一辈子写了40多本长篇小说，里边都在讲什么？用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您睡在您的金子上面，我睡在我的谋生工具上。”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一切都用钱来计算。因为当时法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大变动中，商业化的大潮，把以前温情脉脉的传统情感都冲垮了，人和人之间只有利益。所以，后来的评论家总结，巴尔扎克的所有小说其实只有一个主人公，那就是金钱。我们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金钱本身没有善恶，金钱本身不代表沉沦，但如果生活里边只有金钱了，他就会把人精神的一面、灵魂的一面排挤出去，让人单面化。其实这正是福楼拜感到特别伤痛的地方，他说过一句话：“人生如此丑恶，唯一忍受的方法就是躲开。而要想躲开，唯有生活与艺术，唯有美和真理。”

而福楼拜的妈妈对他又有一种更深切的引导，那就是坚毅的诺曼底性格，这种性格使他能够隐忍，也使他面对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时，能保持一段冷静观察的距离。这种距离让他在后来的文学写作中不那么任情，多了一些外科医生般的冷峻。父母文化性格的差异，给了福楼拜内在的自我对立，他身上集中着两种可能，而且都很强烈。他曾经给一个名叫科莱的朋友写信，信里总结自己的特点：“从文学的角度谈，在我身上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酷爱大喊大叫，酷爱激情，酷爱鹰一样的展翅翱翔；另一个竭尽全力挖掘和搜索真实，喜爱准确地揭示细微的事实，对于重大事件态度也是如此。”福楼拜这样的人，在现实社会里常常会遭遇挫折，因为他没办法把自己全力以赴地协调起来，非常有锐度、有效率地去突破生存中遇到的障碍，常常会左支右绌。在他小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他性格有点问题，特别内向，见人不太会说话。其实这样的人常常蕴藏着特别强烈的情感，甚至是非常澎湃的生命力，某天在你想不到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来。

福楼拜14岁的时候，遇上了一位出版商的妻子，叫艾迪莎，已经结婚了，而福楼拜却一下子就爱上了人家，心里充满了对这个女人的依恋。这当然是无果之花，没法实现的。到了19岁的时候，他按照父亲的意愿去了巴黎大学学习法律。一个人身上如果充满文学的因子，最难受的就是学习法律，因为法律非常严谨，是逻辑性非常强的条文，必须强记硬背。福楼拜非常喜欢幻想，富于感受性，捧起法律书籍就觉得非常沉重。法不留情啊，对人的理解必须放在一边，只能从一个人的行为和后果合不合法这个角度去做出判断。福楼拜对这样的学习不感兴趣，大部分时间不在巴黎，而是留在鲁昂。鲁昂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一辈子生活的地方。鲁昂地处巴黎的西北方向，城市虽然不大，但非常漂亮，有一个名声极大的鲁昂大教堂，也是法国著名古典戏剧家莫里哀的故乡。整个城市沿塞纳河两边展开，无论阳光下还是风雨中都非常迷人。福楼拜出生的时候，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冲击到了鲁昂，这一带聚集了很多纺织厂，在当时的法国也是一个工商业比较活跃的地方。那么福楼拜在大学不好好学法律，大部分时间跑回鲁昂干什么呢？主要是看文学作品，还有写作。即使在巴黎的时候，他也把主要精力花在文学上，有一天他还去拜访了当时的法国最著名的文学家雨果。雨果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诗意，具有伟大的浪漫精神和人道关怀，这对福楼拜来说影响深远。

1845年，福楼拜2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继承了不少遗产，随后他和妈妈住在市郊的一个别墅里，生活很稳定。稳定中他有一条清晰的生活主线，就是写作。写作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些女性，有不少情感故事，但是他没有和任何人结婚，直到1880年去世。这样的人生福楼拜满意不满意？总的来说是不满意的。他曾对法国著名作家龚古尔兄弟说过，“我的身体里住着两个人，一个是你们现在看到的紧缩的上身、沉甸甸的屁股，生来就是为了伏案写作的人；另一个喜欢到处游荡，是一个真正快乐的游荡者，并且迷恋着充满变化的生活。”今天看来，正是福楼拜的这种生活方式成就了他的文学写作，他的纠结、他无法排遣的苦闷，对于这个对生存感受细锐、对文字非常敏感的人，是一个特别好的推动。文学创作让他积蓄的能量蓬勃地释放出来，获得了心灵化的自救。

另外一个对福楼拜影响特别大的问题，是他的身体状况。他在巴黎学法律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口吐白沫伏倒在地，出现癫痫的症状。之后他经常中断学业返回鲁昂，和这个疾病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他一生的忧患，经常要进行自我分析，想搞清楚自己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父亲正好是一个医生，所以他经常看父亲的医科书籍，这使他对人的看法有不小的转变，对人的的肌体、生理、疾病、死亡有了精细的观察，并且以科学的分析去对待。他甚至将写作《包法利夫人》当作自我诊断、自我分析的过程，他后来有一次说过：“我就是包法利夫人。”

前面我们所讲的，都是从福楼拜的内在性格来解读。但是一个文学作品为什么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共振、引发读者的共情，并不能仅仅归结于作家的气质和心理状况，它也必然是因为作品触动了那个社会很多人的生存状况，撩动了不同的人的喜怒哀乐。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读《包法利夫人》，它不局限于作家个人的自我表达，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深切地体现出那个时代生活内在的本质、内在的精神矛盾。这是最需要我们理解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来解读《包法利夫人》。这部28万字的长篇小说福楼拜写了5年多，于1857年出版。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一个名叫艾玛的女子，她是个乡村姑娘，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姑娘的家里有点钱，财富造成了她的父母对她的生活安排跟一般农家姑娘不一样。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富裕农民的地位不上不下，收入比贫苦农民当然要好得多，但又够不上乡绅阶层的台阶，更比不上老贵族、老骑士的社会声望。因此富裕农民对女儿的培养，总是希望她有优良的教养，懂得精致的生活方式，熟稔上流社会的礼仪，好让女儿最后能够嫁入一个上等人家，由此抬高整个家庭的门第。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一般会把女儿送到教会修道院的住宿学校学习，这种住宿学校的教育颇有一些贵族化的气质。从当时的法国教育大背景看，这也是国家当政者的要求。拿破仑当政之后，他大力投入国家教育，国家出面开办的学校越来越多。国家教育的课程，有科学知识，有宗教信仰，另外还有很多艺术的课程。拿破仑本人就是一个特别热爱艺术的皇帝，他在行军打仗的时候，总是带着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然而接受这种国家教育的女孩子很少。当时女孩子受教育有两个主要渠道：一个是家庭教育，不到学校去，请家庭教师来家里上课，或者由父母来给女孩子上课；还有一种就是去教会的寄宿学校。教会办的学校，宗教的气氛自然很浓厚，毕业出来的女学生无形中带了一些神圣女性的神韵，这样的女子很受当时法国社会的欣赏，出嫁的前景普遍较好。为了这个原因，艾玛的父母就把她送到了修道院的住宿学校。艾玛从修道院学习出来之后，不久就跟一个叫包法利的医生结婚了。这个包法利看上去有点木讷，人很勤快，性格平顺无奇。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个性的人结过一次婚，整个过程都是被他父母安排的。他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才20多岁，娶了一个45岁的女人。这个女人很有钱，每年有1200法郎的收入。“虽说长相难看，骨瘦如柴，满脸粉刺像春天的树芽，想娶她的却大有人在。”包法利以为结了婚就会就可以享受大丈夫的自由自在，行事花钱都不用受人管了。“不料这个家是他妻子说了算；他当着人家的面，有的话能说，有的话就不能说，每星期五必须守斋，平时得按她的心思穿戴打扮，得听她的吩咐盯住没付钱的病人，不放他们进门。他妻子拆看他的信件，窥伺他的行动，还隔着板壁偷听他在诊室里怎么给女病人看病。”这也不奇怪，这个女人是个寡妇，经历过失去男人的灾变，因此就对包法利控制得特别紧，穿衣吃饭的每个细节都要包法利顺从她。

有一天包法利医生出诊，患者是一个50来岁的富裕农民，太太早去世了。他不小心摔断了腿，请医生来接骨。其实包法利的医术并不太高明，整个手术有点提心吊胆，但是这一次他运气很好，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手术。这个摔断腿的中年农民正是艾玛的爸爸，包法利一眼就看上了艾玛，因为她很漂亮，书里是这么描写艾玛的：“她的颈脖露出在白色翻领上面。中间分开、紧贴两鬓的黑发，梳得非常光洁，看上去齐齐整整的分成两半，正中一条细细的缝顺着脑颅徐徐向上；两边的头发几乎盖没了耳朵根，拢到后脑勺绾成一个大发髻之前，呈波浪形地弯向太阳穴，这种发式乡村医生可是平生第一次看到。她的脸颊红嫣嫣的。上衣的两颗纽扣中间，像男人那样挂着一副玳瑁色单片眼镜。”从这天以后，包法利就经常往艾玛家里跑，说是关心艾玛爸爸的伤情，其实另有所思。他对自己45岁的太太是一点儿情感也没有，出门的时候欢天喜地，回到家里就愁眉苦脸，他的妻子迅速感觉到丈夫的变化，特别生气，很快去世了。这正好给包法利创造了再婚的条件，于是他和艾玛结了婚。

但是结婚后艾玛发现包法利这个人特别平庸，跟那些街上庸碌的路人差不多，没有梦想，也没有激情，更不会去郊外游泳、参加舞会。“他俩生活上愈是亲近，内心里愈是疏远，无形间有了一种隔阂。包法利的谈话就像人行道一样平坦，人云亦云的见解好比过往的行人，连衣服也悉如原样，听的人既不会动情，也不会发笑，更不会浮想联翩。他说自己当初住在鲁昂的时候，从来也没发过兴去看一场巴黎来的角儿的演出。他不会游泳，不会击剑，也不会使枪，有一次艾玛问他小说里碰到的一个骑马术语，他也说不上来。”而艾玛本人在教会学校学过很多东西，跳舞、绘画、弹琴，爱好广泛，富有情趣。

这就有问题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结婚，双方肯定是要做一些加减法，对方是什么人，跟他或她的共同点在哪里？自己的哪些特点是可以保留的，哪些准备让对方适应你，让对方改变；又有哪些是自己必须放弃的，以此来获得与对方的同步。如果你要做的减法十分难舍，是自己内心热爱的东西，那就很痛苦了。艾玛显然不愿意把自己降格，因为她觉得丈夫如此落后于时代，自己不能用下沉来跟丈夫对齐。在这样的心境下，她当然没有什么幸福感，艾玛叹息自己为什么要结婚：“天哪，我干吗要结婚呢？倘若当初一切都换个样子，不知她会不会碰上另一个男人；她兀自想象着这不曾发生过的情形，这种全然不同的生活，这个她并不认识的丈夫。反正，不管是谁，都不会是眼前这位的模样。他想必既英俊，又潇洒，气宇轩昂，风度迷人，也许就像当年修道院同学嫁的那些男人吧。她们这时候在做什么呢？城里有的是市声喧闹的街道，人头攒动的剧场，灯火辉煌的舞会，她们心醉神迷，生活在欢乐中。而她的生活却冷冰冰的，犹如天窗朝北的顶楼，百无聊赖像无声无息的蜘蛛，在暗处织网，布满心灵的旮旮旯旯。”

两个人就这么不冷不热地过着，某天生活忽然有了变化：艾玛跟随包法利去一位乡绅家里做客，遇上了一个巴黎来的子爵，也就是贵族序列“公侯伯子男”中的倒数第二位。他“背心领口开得很大，但非常贴身地勾勒出胸脯的轮廓，大家都亲热地称他子爵，这会儿，他第二回来邀请包法利夫人赏脸，一口说定他会带她跳，不会有问题的。他俩先是慢慢移步，随后愈跳愈快。两人转起圈来：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烛灯，家具，墙壁，地板，犹如一张圆盘绕轴不停地转。跳到门边，艾玛的裙裾擦过他的裤腿；两人的小腿碰上了；他低头注视着她，艾玛仰脸迎着他的目光；她一阵晕乎，停了一下。两人重又起舞；子爵猛地一下子，拉着她离开大厅，转进过道的一端，她气喘吁吁，险些跌倒，有一小会儿把头靠在了他的胸前。随后，两人依然转着圈，但跳得慢下来，跳着跳着，他把她送回了原处；艾玛仰身倚墙，举手蒙在眼睛上”。

此刻艾玛心里压抑的小火山陡然爆发了，仿佛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生活的粗俗和不耐，她心里一下子对法国来的这个贵族充满了向往，同时爱屋及乌，也从此一心向往着巴黎式的繁华。“巴黎！这巴黎到底是个什么样儿？多么了不起的名字！艾玛低声念叨着它，好让自己感到愉悦；它在耳边回荡，犹如大教堂里管风琴的和声；它在眼前闪烁，连发乳瓶上的标签也在熠熠生辉。”她太厌恶眼前的生活，“周围习见的一切，落寞沉闷的田野，愚蠢无聊的小布尔乔亚，平庸乏味的生活，在她仿佛只是人世间的一种例外，一种她不幸厕身其间的偶然。”她想越过这一切，走向“一望无垠的幸福与激情的广阔天地”。

女性的欲望一旦被激发，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艾玛这位内心渴望非常强烈的女人，在工商时代的变迁中爆发出超越传统女性生活的精神需求，她的命运会如何？读者被带到巨大的疑问中。

艾玛：我是人世间的一种例外，人生是我不幸厕身其间的偶然

艾玛参加了鲁昂的舞会之后，对自己的生活更加不能忍受：“第二天日子可真长。她在小园子里散步，沿着那几条小径来来回回，在花坛前站定，在果树前驻足，在神甫像前伫立，审视着这些往日那么熟稔的东西，心里不胜惊讶。舞会仿佛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谁，竟会使前天早晨和今天晚上相隔如此遥远？沃比萨尔之行，在她的生活中留下了一个窟窿，犹如暴风雨一夜之间在崇山峻岭劈出了长长的罅隙。”随后的日子里，回忆那次舞会成了艾玛的必修课。每逢星期三，她醒来便想：“哦！一星期前——两星期前——三星期前，我还在那儿来着！”随着时光的拉长，舞会上那子爵的容貌在她记忆中模糊了，“细节已不复可辨，怅惘却留在了心间”。

此时此刻，实际上暴露了艾玛在精神深处的一个巨大空白：她是一个充满爱情幻想，每一个细胞都渴望着浪漫的年轻女人，包法利只看到她鲜艳的外表，着迷于她的“那么美”，不可自拔地沉陷在对她的想象中：“有个像陀螺的嗡嗡声一样单调的声音始终在他耳边响着：‘咳，你要是娶她就好了！你要是娶她就好了！’”夏尔·包法利当然也知道，艾玛“在圣于尔絮勒会女修道院的寄宿学校上的学，据说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跳舞，懂地理，会画画，会绣挂毯和弹钢琴”。但他完全不知道，艾玛嫁给他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无奈。她的父亲陷入经济困境，“欠着泥瓦匠和马具行老板不少钱，葡萄压榨机的轴又得换掉，眼看就非把那二十二阿克尔地产卖掉不可了”。而艾玛在家里不但不能为他添加财富，反而是一个负担，他“正巴不得有人把她娶走”。聪明的艾玛何尝不知道父亲的心思？两年前母亲去世后，艾玛的心里一直孤独而飘荡，父亲这儿终究不是长居的地方，她多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这是生存的急迫需要，这种需要遮蔽了她内心更深的爱情需要，她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嫁出去。

于是出现了小说中颇为戏剧性的一幕：夏尔·包法利没有向艾玛当面求婚，而是向她的父亲说“我想跟您讲件事”。艾玛的父亲不待他讲出来，就直截了当直奔主题：“难道您的心思我还不明白吗！……我这就回屋里去。如果事情成了，您听着，您不用再进去，免得人多嘴杂，再说，她也会不好意思。不过，我也不想让您等得太心焦，我会推开窗挡板，让它靠住墙壁：您从树篱上面探过身来，打后面就能看得见。”说完他就往回走去，夏尔把马拴在树上，跑到小路上等着。半小时过去了，“随后他掏出表，眼看又过去了19分钟。蓦然间只听得墙壁上一声响；窗挡板推了开来，撑杆还直晃荡”。

人生如此重要的求婚，夏尔和艾玛就是这样被急着嫁女儿的老爹包办了。

艾玛唯一的要求，是“婚礼放在半夜里，点着火把举行”。父亲“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但只能勉为其难。艾玛知道自己“心中是有爱情的”，但婚后她立刻发现，“理应由这爱情生出的幸福，却并没来临”。这使她万分困惑：“莫非自己搞错了？她一心想弄明白，欢愉、激情、陶醉这些字眼，在生活中究竟指的是什么，当初在书上看到它们时，她觉得它们是多么美啊！”她很快就找到了答案：不是自己不配享有爱情，而是夏尔·包法利如此平庸，和她向往的生活南辕北辙。她“想去尝尝动荡的滋味。她爱大海，是因为它有波涛起伏，她爱青翠的树木，爱的是它们疏疏落落地点缀在断垣残壁之间。一切事物都得能让她有所得益；凡是无法使她的心灵即刻得到滋养的东西，就是没用的，就是可以置之不顾的——她的气质不是艺术型的，而是多愁善感的”。归根到底，她感觉自己“寻求的是情感，而不是景物”。她期待的男人，是她在修道院读书时憧憬的那种人间宝藏：“勇猛如狮子，温柔如羔羊，人品世间少有，衣着考究华丽，哭起来泪如泉涌。”她的梦想，是“生活在一座古老的小城堡里，像那些身穿长腰紧身胸衣的城堡主夫人一样，整天待在有三叶草装饰的尖顶拱门下面，双肘撑着石栏，手托下巴，眺望远处平野上一位骑黑马、戴白翎饰的骑士疾驰而来”。而眼前的夏尔·包法利像一个灰蒙蒙的罩子，让她看不见任何希望。她不由得想象：“为什么她就不能在瑞士山区别墅的阳台上凭栏眺望，就不能在苏格兰的一座茅舍里品味闲愁，而伴在旁边的，是一位身穿垂尾长长的黑丝绒礼服，衬衫袖口饰有花边，足蹬软靴，头戴尖顶帽的丈夫呢！”艾玛越想越悲伤，于是她坠入很多女人彩虹般的幻想：下一个男人更好！

她期待，她跃跃欲试！“在内心深处，她始终在等待发生一桩新的事情。就像遇难的水手，在孤苦无告之际，睁大绝望的眼睛四下张望，看雾蒙蒙的远处会不会出现一点白帆。她不知道这随风飘来的命运之舟会是什么，会把她带往何方的岸畔，也不知它是小小的帆船抑或三层甲板的大船，装着忧愁还是满载幸福。”

这个人很快出现了，他叫莱昂·迪皮伊，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人”，在法律事务所当书记员。他每天晚上在永镇的金狮客栈吃饭，夏尔和艾玛搬到永镇的第一个傍晚就遇上了他，他“默不作声地注视着她”，体贴地问候：“夫人想必有些累了吧？”

这份温柔撩动了艾玛的心波，她和他愉快地聊起来。他说他星期天会“手里拿着本书，眺望远处的落日”。她说“最好要在海边看”。他说“哦！我爱大海”。她说“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方，思绪会更自由自在地翱翔”。他们的共同话语如白云出岫，一朵接着一朵。他们谈德国音乐，谈意大利歌剧，谈他们格外喜欢的诗人……谈着谈着莱昂“不知不觉地把一只脚搁在了包法利夫人坐椅的横档上。她围着一条小巧的蓝绸领巾，像皱领那般托住打裥的直筒衣领；随着头部的动作，下半截脸蛋儿时而被衣领遮住，时而妩媚地露在外面。就这样，趁夏尔和药房老板聊天的当口，他俩挨近坐着，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可谈着谈着话题总离不开他们共同感兴趣的既定中心。巴黎的节目，小说的题目，时新的四对舞，还有他们所不熟悉的社交圈，她生活过的托斯特，他俩眼下所在的永镇，兴之所至，无所不谈，直谈到晚饭吃罢”。

这似乎是冥冥中的灵魂相遇了，他们开始频频地见面，相谈中“分明在用眼睛说着更要紧的话；就在竭力找些琐事作话题的同时，他俩都感觉到有一种甜蜜的忧郁在沁入心田；它犹如心灵的倾诉，深沉而持续，在它面前任何话语都显得是多余的。他俩对这一新鲜而美妙的体验感到惊讶，但并不想向对方诉说这种感受，也不想去探究它的由来。未来的幸福，宛似热带的河岸，朝着广阔的前方传送充满乡土气息的湿热，拂去一阵香气馥郁的和风，让人如痴如梦地陶醉于其中，根本顾不上为望不见远处的地平线而担心”。

然而艾玛和莱昂还没达到奋不顾身的情感高峰，他们若是走到一起，一定需要坚定的爱情勇气和超越世俗的价值自信，而这正是他们所缺乏的。他们追求的诗意大部分来自小说，来自诗歌，来自音乐，来自戏剧——一句话，都来自别人的创造，而不是来源于自己的生命沧桑，来自他们人生冷暖的积淀。这样的感情容易开始，但难于成长，他们还太年轻，可以穿行在五彩的花丛中，但一旦遇上生活的复杂，他们就一片茫然。艾玛“爱恋着莱昂，她喜欢独自待着，为的就是能自在地享受思念的快乐。当面看见他，反而会干扰这种冥想的快感。听到他的脚步声，艾玛的心就怦怦直跳：可是，见了他的面，她的情绪就会低落下来，过后她自己也对此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又平添了几分愁情”。她厌恶自己的这份“虚伪”，“不止一次地想到跟莱昂私奔，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尝试一种新的生活；可是每想到这儿，她的心头就会骤然现出一个黑黢黢望不见底的深渊”。而莱昂也在时而浪尖、时而波谷的剧烈起伏中。“他搜索枯肠，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向她表明心迹；既怕惹她不高兴，又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总是拿不定主意，伤心气馁，却又此情难舍，不由得暗自落泪。过后他终于横下一条心来；但写了信又撕掉，定了时间又拖宕。好几次他打算什么都不顾了，立即采取行动；可是一见到艾玛，这份决心顿时就化为乌有。”

这就是没有方向的感情啊！任何真诚的爱，都需要双方对未来清晰的追求，需要打造属于两个人的新生命空间的激情。而艾玛和莱昂的渴望都来自生活的缺失，他们都不喜欢现实芸芸众生的活法，但真正的生活在哪里呢？他们都期待对方给自己答案，而她和他的心中是否有阳光灿烂的答案呢？彼此看到的，都是苍茫。

两个人的感情仿佛走到了尽头，莱昂开始“厌倦了这没有结果的爱；再说，日复一日的生活始终没有变化，你既别想从中得到一点好处，也别指望会有任何盼头，这样的生活也开始让他感到不堪重负了”。他终于想起自己原来的求学计划：去巴黎的大学钻研法律。“既然他早晚得到那儿去念完法律课程，那他干吗不去呢？有谁拦住他了？于是他开始在心里盘算起来；他先安排的是生活起居。他在那儿要过一种艺术家的生活！他要去学弹吉他！他要着便袍，戴巴斯克软帽，穿蓝丝绒拖鞋！他甚至已经在想象中欣赏起了交叉挂在壁炉上方的一对花式剑，以及再上面的一副头骨和那把吉他。”年轻的他要去巴黎追寻生活的确定性，摆脱缥缈不定的内心感情。然而他并不知道，他正在走一条逃避之路，正在让自己和艾玛的情感不了了之。这份感情虽然朦胧不定，但任何真情都必须正面相对，即使分离，也应该庄重地告知和告别。一个年轻人，一旦有了第一次逃遁，它必然成为一种惯性，使今后的人生在逃避的轨道上下滑。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他那种年龄的神韵，那他也就会有他那种年龄特定的种种不幸。”什么是年轻人的“神韵”？不正是一往无前的勇气！莱昂的悲剧不是不善良，而是软弱。善良而软弱，这是普世可见的一大类男性，莱昂就是其中典型的存在。

终于在一个将要下雨的天气里，莱昂要走了。他叹着气对艾玛说：“好了，再见了！”艾玛蓦地抬起头来说：“哦，再见啦……您走吧！”静静中“他俩又四目相望了一会儿，随后他走了。走到下面菜市场，他停住脚步，躲在一根柱子后面，想最后看一眼这座白屋子和它的四扇绿色百叶窗。他依稀觉得屋里窗后有个人影；可就在这时，窗帘悄悄地从钩子上滑落下来，仿佛根本没人碰过它似的，长长的斜褶缓缓移动，倏地一下张开，就此静静地直垂在那儿，宛如一堵新粉刷的墙”。

多么惆怅，多么感伤！

一个没有爱的能力的人该怎么办呢？——“莱昂撒腿跑起来”。

在情感的打击中，受伤最重的肯定是那个跑不掉的人。

艾玛生命中的初恋，她的第一段婚外情，就这样断裂了。断裂与流逝不同，流逝是渐渐地烟消云散，像蒲公英轻飘飘地随风远去。视线里的流逝虽然怅然，甚至不舍，但心是认命的，冷静的。断裂来得突然，去得果断，脸上强作笑颜，心里却还有千丝万缕的割不断，苦苦地、酸酸地、甜甜地弥漫在记忆中，浸泡着溯游而上的时光。

莱昂虽已远离，但艾玛还活在他的身影里：“浮现在眼前的莱昂，显得更高大，更英俊，更可爱，更缥缈；虽然他跟她已天各一方，但他并没有离开她；他还在那儿，屋里的四壁仍依稀留有他的身影。她依恋的目光在他走过的地毯、坐过的空椅上流连。小河依旧在流淌，在光滑的河岸边轻轻泛起阵阵涟漪。他俩一次次地在这河边漫步，听着微波荡漾的絮语，踩着覆满青苔的砾石。照在他俩身上的阳光多么明媚！他俩单独在花园深处树荫下度过的那些下午，又有多么美好！他没戴帽子，坐在一张细树干钉的椅子上，朗读着一本书；从原野吹来的清风，拂动他的书页和棚架上的旱金莲……哎！他走了，带走了她生活中唯一可爱的内容，带走了获得幸福唯一可能的希望！当这幸福出现在眼前时，她怎么就没去把它紧紧抓住呢！当这幸福要弃她而去之时，她为什么不伸出双手，不跪下双膝去拦住它呢？”

艾玛并没有意识到，与莱昂的恋情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她的生命感受。从观念上说，现代人追寻的感情路线是先恋爱后结婚，如同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所写：“我也说不准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看见了你什么样的风姿，听到了你什么样的谈吐，便是使得我开始爱上了你。那是在好久以前的事。等我发觉我自己开始爱上你的时候，我已是走了一半路了。”而实际生活中的人们却往往是先结婚，把“过日子”放在第一位，至于“日子”过起来有没有爱情，那就难说了。艾玛与夏尔·包法利走的是先结婚的路，随后是艾玛毫无爱情的荒凉感，荒凉中她越过了道德的界限，爱上了莱昂。她需要一场彻底的婚外恋，释放自己汹涌的情感需求，释放之后也许她会达到内心的平衡，也许她会激发出更猛烈的激情——这一切有待分解，而关键的时刻，莱昂却逃离了！这个爱的巨浪还没有达到顶峰，就骤然坠落，仿若一个魅力无穷的未完成式，力度惊人地蛰伏在她的心间，犹如燃烧的火山，犹如墙头上红杏。

只等一个替代品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