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

但事情就是这么怪，如果说初恋以它在我们心间留下的脆嫩的创痕，为以后的恋爱提供了通道，我们都甭指望因为看到的是相同的症状和病情，就能从初恋中找出治愈新伤的办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女囚》

G疲倦了，他不再没日没夜地给我写信、往我家打电话、向我母亲求情让我不要切断和他的来往。

尤里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人。是他给了我勇气，让我能和G分手，并且无视G种种试图使我回心转意的可怕尝试。我十六岁的时候搬去了尤里住的地方，他和他母亲共同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我的母亲并没有反对。我们的关系并不融洽。我时常会指责她没有将我保护好，她则回答说我的抱怨没有道理，她只不过是尊重了我的意愿，让我依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而已。

“和他上床的人是你，而我却得为此道歉？”某天她冲我吼道。

“那我几乎不去上学，好几次差点被学校开除，总算得上征兆了吧！你本可以察觉到的，察觉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不是吗？”

但这样的对话是没有意义的。无论如何，一旦母亲接受了我和G的关系，就表示她已经把我当作一个成年人了。所以，我才是唯一应该对我的选择负责的人。

在那之后，我就只剩一个念头——重拾正常的生活，像我这个年纪的女孩应该有的生活，不要再掀起什么波澜，和大家一样就好了。现在应该要容易得多了。我又回到了学校，打算恢复我的课业，也不再在意某些学生不怀好意的侧目，不关心老师之间流传的风言风语：“哎，你看见了吗？那个刚上高中二年级的女孩，好像之前G. M.每天都会在学校门口等她，她在普莱维尔中学上的学，那里的同事告诉我的……你能想象吗，她父母居然放任不管！”某天，我正坐在街角一家学生们课间时常光顾的小咖啡馆的吧台喝咖啡，一位老师坐在了我旁边。他告诉我我成了教师办公室里谈论的话题。“就是你吗，那个和G. M.交往的女孩？我读过他所有的作品。我是他的仰慕者。”

“啊，这样，那你真是头蠢猪……”如果能这样回答他就好了。不过算了，现在我需要别人的良好评价。于是我礼貌地笑了笑，付了钱离开，试图忘记他盯着我胸部时色眯眯的眼光。

要想恢复名声并不容易。

又一天，有个人在我中学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把我拦下。他知道我的名字，告诉我他几个月前在街区里多次见到我和G在一起。他满口污言秽语，无耻地说我如今在G的帮助下，应该懂得所有的床笫之事了。一位真正的萨德[1]笔下的女主角！

没有什么比一个彻底堕落的年轻女孩更能让这些老家伙兴奋了。我落荒而逃，哭着回到了教室。

尤里尽他所能地不让我陷入自怨自艾中，但这些情绪愈发沉重，他渐渐难以承受，也无法理解。“但是，看看你自己，你还年轻，还有大好的人生在等着你。笑一笑吧！”可我只剩下满腔的愤怒，还要装作一切安好，自欺欺人。这份怒火，我曾尝试压抑它，让它指向我自己。有罪的人，是我。我是个可怜虫、婊子、荡妇、恋童癖的同伙，用少女的情书一次次为飞往马尼拉的航班作保，而飞机上都是些对着童子军照片手淫的变态。当我再也无法对这些烦恼视而不见的时候，我陷入了抑郁状态，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从地球上消失。

或许只有尤里能察觉到这些。他爱我，带着他二十二岁全部的热情，但他最喜欢的事情，还是与我做爱。可这有什么好指责的呢？

说到性，我当时在无比强大和意志缺失这两种状态中摇摆不定。有时我会很陶醉，就是这种力量！让一个男人高兴是如此容易。但在欢愉之时，我又会突然没来由地哭起来。是因为太幸福了——对方为我的呜咽而不安时，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回答。接下来好几天，我都无法忍受他的触碰。之后，地狱般可怕的循环便再度开启，我想起了我在这尘世中的使命：让男人感到愉悦。这是我的身份，我的处境。于是我再次奉上自己，带着热忱和一种自我说服后伪饰出来的信念感。我假装。假装享受做爱，假装能从中获得快感，假装知道这些行为的意义。而在内心深处，我耻于自己如此自然地进行这些事情，尤其是我的同龄人这时才刚学会亲吻。我很清楚自己跳过了一个阶段。我接触这些事情太早、太快了，遇到的人也是错的。所有这些亲密的瞬间，我都希望是尤里和我一起初次体验。我希望他才是我的性启蒙者，我的第一个爱人，我的初恋。但是我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对自己、对他，我都还没有足够的信心。

特别是我无法告诉他，每次和他做爱时，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画面都是有关G。

可G向我保证过会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后来的很多年里，无论我尝试和多么体贴的男孩全情投入地做爱，我都无法找回这一切之前的感觉了。那种感觉曾存在于朱利安和我之间：两个平等的人之间存在的懵懂的探索和分享的快乐。

再后来，随着我变得更加成熟也更加有勇气，我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实话实说，承认自己就像是一个没有欲望的洋娃娃，对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毫不关心。洋娃娃只知道一件事：她是别人用来游戏的工具。

每次，这样的坦白都会导致一段关系的破裂。没有人喜欢被玩坏的玩具。

* * *

[1]即萨德侯爵（1740—1814），法国作家，出身贵族，因其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

1974年，也就是我们相识的十二年前，G发表了一篇名为《未满十六岁》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支持未成年人性解放的宣言，既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让他声名大噪。这本极为尖刻的小册子的问世为G的文学创作增添了一丝魅惑的气质，人们对他的作品兴趣骤升。尽管这篇文章被G的朋友们视作一场社会性自杀，但却让他的文学事业广为传播，为更多人所熟知。

直到我们分开后很多年，我才读到它并且理解了它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里，G的主要论点是，由年长者对年轻人进行性启蒙是一件有益的事，社会应当对此表示鼓励。这种实践在古代就已十分盛行，还可以确保少男少女们拥有选择的自由和欲望的解放。

“年轻人是很诱人的。他们也容易被引诱。每一次接吻，还有亲热，我都从未哄骗或者强迫他们。”G在文章中写道。然而他忘了，这些接吻和亲热都是在一些没有严禁未成年人卖淫的国家用钱换来的。如果只看他那些黑色笔记本里的描写，人们甚至会认为那些菲律宾小孩纯粹是出于欲望对他投怀送抱。就像面对一个巨大的草莓冰激凌那样。（和所有那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孩子们不一样，在马尼拉，孩子们是被解放的。）

《未满十六岁》呼吁彻底的道德解放、思想解放，当然，不是让成年人将未成年人当作享乐的“对象”，而是与他“一同”享受。这可真是“美好”的设想，抑或是最恶劣的一种诡辩？无论是这篇作品，还是G三年之后公开的请愿书，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所维护的并不是未成年人的权利，而是那些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却遭受“不公正的”指责的成年人。

G喜欢在他的书里扮演施恩者的角色，具体来说就是经由他的专业指导让少男少女们初次体会到性的快乐。他富有经验，更夸张点说，是个行家。而实际上，他的特殊才能仅仅是让对方不会感到疼痛而已。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强迫的话，当然，就算不上强奸了。他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遵守这条黄金法则，无一例外。肉体上的暴力会留下反抗的记忆。它虽然残酷，但起码是可见的。

性虐待，反之，是以隐蔽而迂回的方式发生的，往往不易察觉。而成年人之间是绝口不会谈论性虐待的。虐待是针对“弱小”之人的，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一个所谓的脆弱的人。正是这种脆弱性，让G这样懂得摆布人心的家伙得以乘虚而入，让同意这个概念被钻了空子。在性虐待或者是虐待弱小的情况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一种普遍的对于现实的否认：人们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而且，再说了，当一个人无法否认自己是心甘情愿时，并认为自己也对这个急于利用自己的人产生了欲望时，又怎么能说自己是被虐待的呢？很多年来，我也一直对受害者这一概念感到纠结，无法从中认清自己的处境。

性发育、青春期，正如G所言，是给人带来爆炸性的感官体验的时期：性贯穿始终，欲望满溢，像海浪般席卷而来，它侵蚀着你，使你急切地需要得到满足，迫不及待想要与对方分享。但有些差距是无法消除的。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美好，成年人就是成年人。他的欲望是一个陷阱，只有未成年人才会困在其中，难以自拔。对自己的身体与欲望，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怎么可能会有同等的了解呢？而且，比起性的愉悦，一个脆弱的未成年人总是会先追求爱情。作为对获得爱意（或是家里缺的那笔钱）的交换，他同意成为玩乐的对象，也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成为他自身性欲的主体、主角和主人。

性掠食者，尤其是恋童癖罪犯，往往都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否认他们所作所为的严重性。他们要么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被一个孩子，或是魅惑的女人所引诱），要么塑造成施恩者（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受害者着想）。

认识G之后，我把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读了又读，令人不解的是，里面的自白却与上述内容恰恰相反。临近审判，弥留之际的亨伯特·亨伯特在精神病院写下了供认书。对自己，他可是毫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