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无法接受自己是“受害者”的态度，

是否会阻碍女性运动？

上野千鹤子老师：

这次通信的题目“始于极限”，是我和幻冬舍两位相识已久的女编辑坐在会议室里琢磨出来的。此刻写出来一看，倒觉得合适得很，所以请允许我先简单聊聊这个题目。

关键词“极限”出自您对我最近寄赠的那本书的点评。那本书叫《想变成可爱、狡猾又刁钻的妹妹》，您表示“已经到了能用这种书名的极限”。当时我恰好接到与您连载通信的邀约，便将这个说法用作标题，暗指“立于极限的我从自己所在之处审视事物”。

极限，是意味着前方无路的分界线、不容许更进一步的底线，忍耐的极限、体力的极限、认识极限、打破极限……如此联想下来，我意识到这些年生活的世界都位于边界之内，正如标题呈现的那样，而我今后应该拥抱的世界就在极限之外。既然要思考今后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那么“边界”似乎是个不错的视角。我很庆幸自己在年龄与心境都应该与时俱进、走向成熟的时候，从您手中接过这样一个绝妙的词语。

巧合的是，在我们开始通信的当下，新冠疫情似乎进一步凸显了世界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刚好在我写信的这一周，日本政府宣布延长紧急事态宣言。[1]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许多人的焦虑都已经达到极限。生活方面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种种限制，肯定把许多人逼到了忍耐的极限。在处于极限的社会大环境下与您交流，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然后是我个人面临的最大“极限”……最近，我对自己长久以来钻研的主题产生了种种疑问，萌生了自我审视的念头。这也与第一轮通信的主题深度相关，所以我想先大致讲讲自己写作的动机与背景，权当向读者做个自我介绍，再谈谈我近来的一些困扰。

由我的硕士论文改编的《“AV女演员”的社会学》出版后，我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挣脱“受害者”一词织就的牢笼，在其中死命挣扎。不以受害者的姿态为“伤害”定罪，就是我要求自己拿出来的态度。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有很多“成为受害者”的机会，也着实从中受益。作为女性生活在日本社会，我在高中时就开始出入原味店[2]、援交等性商品化的世界，高考后还演过AV，后来进了一家典型的日企，一位女部长都没有的那种（不过据说我离职以后有了）。有幸得到写作的机会时，我发觉手头有大量素材，让我足以作为一名受害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我如何苦于性剥削、封建落后的企业文化、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内化的男性凝视，还被鼓励女性就业的口号牵着鼻子走，被迫穿上窄小的衣服与鞋子，任由某种价值观毒害到了骨子里。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发表观点，也许多少能抚慰那些没有机会发声的沉默者的沮丧和伤痛。

但我又觉得，自己近距离观察过的女性，以及作为当事人体验过的“自己”好像都要坚强、有趣一些，也进化得更有智慧，不至于单方面地被男人的性欲所伤，而且也应该已经获得作战的武器。我感觉在这样的前提下，“被践踏者”的标签会让我们变得无趣而庸常，甚至有些碍事。一边对受害者之名竖中指，一边与不公正和暴力作斗争，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好像也是可行的。

《“AV女演员”的社会学》分析了为什么AV女演员在外界看来有着过多的“主体性”。回过头来看，当年写得实在拙劣粗糙，值得反省。我在写硕士论文时想要挑战的，就是不制造假想敌，也不写成“受害报告”，便勾勒出剥削的结构和男女的共犯关系。长久以来，这个问题只在“强迫还是自愿”的框架下探讨，这让我很不舒服，也觉得两者都不贴切。因为只要观察过第一线的情况就会发现，看似自愿的她们会很自然地表现得过于“主动”，而看似受害者的她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过于强调“强迫”。我明白，要避免成为受害者，就需要付出脚踏实地的努力，从根本上为未来消除伤害，所以曾经的受害者证词才如此宝贵。但说不定也有人会产生幼稚的叛逆心理，觉得“我们的经历不是为了给伤害作证才存在的”，或者想要摆脱受害者这个借口始终伴随左右的状态。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造成伤害的是外部因素”这种话，因为关键在于男人和女人都愚蠢透顶，这是我十分强烈的实际感受。

我曾有幸在共同通信社为您的著作《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撰写书评。这本书的尝试让我欢欣雀跃，因为您解构了“纯粹的受害者”这一框架，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通过解构才能阐明罪恶。我至今认为，有机会阅读上野千鹤子作品的这一代女性，应该多少拥有这份力量。

我也逐渐意识到，这项工作就像是在对那些怀着善意抚慰我伤痛的人放冷箭，可能影响女性的团结，被拼命发声的人贴上冷酷无情的标签。但我仍然相信，自己读书学习不是为了做一个受害者。都怪我的表达方式太拙劣，让那些在我看来想要表达同样意思的人产生了强烈反感，对我嗤之以鼻。我趾高气扬地认为，如果能够更清晰、更有趣地描绘出所谓“加害者”的软弱和所谓“受害者”的坚强，我便能指出双方的愚蠢，而不至于招来旁人的怜悯，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态度。我还一度比较认同哈基姆[3]的“情色资本”概念，认为它有助于女性摆脱受害者身份，有可能成为令我们更加复杂而强大的辅助线。

但我也许大错特错了。推特等社交平台让我有幸听到眼界更广、更年轻的女性的声音。在我看来，她们真正渴望的是被妥善赋予受害者之名。这些年我一直尝试摆脱无辜受害者的形象，甚至不惜暴露自己的每一分愚蠢。所以，看到人们重整旗鼓反抗传统性别歧视，对我的冲击很大。这样一来，一直致力于褪下受害者外衣的我确实妨碍了她们的运动，遭到厌恶似乎也理所当然。

前些天，我有幸与作家橘玲交流。因为我们的新书恰好在同一时期、由同一位责编协助出版。当时橘先生提议讨论的话题正是哈基姆的情色资本。其实在与他交流的前一个月，幸由《现代思想》杂志牵线搭桥，我也与年纪相对接近的社会学家贵户理惠（关西学院大学）聊了聊我们这代人心中的女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的商品价值是被强行赋予，再被强行剥夺，拥有与否也无关本人意愿。在这几次交流中，我谈到了我们要如何对待这种价值，在它被剥夺后又该如何生活。尤其在与贵户女士交流时，我们讨论了在价值被剥夺之后是否可以用女性主义来支撑自己的人生，聊得热火朝天。不过，我们没有把讨论扩大到将商品价值强加于人的社会基本结构，而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探讨现状，思考拥有这样一具身体的我现在要如何生存下去。

身体的商品价值很早之前就是我写作的主题之一，在与橘先生交流的过程中，我也提及了哈基姆的情色资本理论。看到广大读者对这场交流的反应与批判，我发现大家的怒火没有指向现实情况。“那种价值根本就不存在！”“只有一小撮女性（比如AV女演员和夜总会陪酒女郎）被赋予了那样的价值！”……抱有这种立场的读者多得超乎想象，甚至有人留言说那不是情色“资本”，而是情色“债务”。这样的观点确实很有意思，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相当欢迎情色资本的概念，并将其视作对“伤害”的全新诠释，没想到放在今天，它竟伤了广大女性的自尊心，这令我大感惊讶。当然，橘先生、贵户女士和我都没有资格主张，情色就是一种资本，我们应该去运用它。现在我明白了，用“女性被赋予商品价值”来理解现状本就是不被容许的。

学生时代的我读过不少戈夫曼[4]和上野老师您的作品，渐渐意识到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举止与态度，还有习以为常的广告都披着厚厚的一层性别外衣。在我这个80后看来，这个发现非常有趣，让我切身感觉到，在前人的不懈努力下，“性别不平等造成的伤害被解构了”，我们则“从受迫而为的状态进化到了明知故犯的状态”，所以我们不是单纯的历史受害者，而是以复杂的方式不断重复受害与加害，同时坚强地活着。也许是我太沉浸于新发现的喜悦，疏忽了批判根深蒂固、一丝不变的更根本的“伤害”。

我带着对自身的反思观察了2019年势头强劲的#KuToo运动[5]。就在几天前，谐星冈村隆史的不当发言也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在我看来，今天学生们想要表达的不是“我们也很愚蠢”“我们也很强大”或者“我们也占了便宜”之类的观点，而是一种不畏惧当受害者的态度。

是接纳受害者之名，还是不甘如此？怎么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妹妹们？说实话，我现在也很迷茫。对我来说，摆脱乏味的受害者标签，在这场游戏中急忙寻找出口，似乎会妨碍女性运动，造成二次伤害。但我也在职场、AV摄制、家庭与恋爱的第一线见证了许多女性一边顽强对抗落到头上的逆境，一边享受这个过程的模样。让她们假装可怜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不是我所参与的女性主义应有的姿态。

您是日本女性中首屈一指的硕学大家。我坚信您在社会学领域开启的讨论是奠基之石，让我们得以承前启后，不做无辜的受害者，而是争做贤者，解构强加给我们的一切，并反过来将其用作武器。我们已经无法假装毫无自觉，而且先人也开辟出了学习的平台，尽管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但我感觉至少我观察过的女性都没有摆出受害者的姿态。我曾和小说家中村兔（她的年纪更偏我母亲那一辈）探讨过女性的美。她们那代人忙于消除好色大叔带来的实际危害，而我们这代人能将好色大叔定性为可怜的受害者，这让我感到时代似乎是在进化的，莫非这也是我的错觉？是我们这种嘲讽的态度在为那群大叔续命吗？我每天都在“讲述伤害”和“摆脱受害者身份”之间纠结。“我们也不是光挨打不还手”“我们也干过不少荒唐事”“我们也只顾着捞油水不是吗”……这种态度是否会伤害到女性呢？不接受“自己是受害者”就无法相互理解吗？（我不愿接受这点。）归根结底，我究竟在抵触什么？为什么我会如此强烈地抵触承认自己受到了性别歧视的伤害？

2020年5月10日

铃木凉美

* * *

[1]日本的防疫政策，呼吁市民非紧急不外出，但不强制居家，也不封锁交通。——本书脚注均为编译者所加

[2]原味店，回收女学生内衣裤的商店。

[3]凯瑟琳·哈基姆（1948— ），英国社会学家，将性吸引力带来的个人或团体的社会价值称为情色资本。

[4]戈夫曼（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提出“社会是舞台，人人皆演员”。

[5]日本职场女性抗议工作场合强制要求女性穿高跟鞋的运动。日语中，Kutoo与“鞋”（kutsu）和“痛苦”（kutsuu）谐音。

不愿被称为受害者的心态

叫“恐弱”。

铃木凉美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