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自己的人生掺入多少“女人”的成分，

大概是女学生的切实烦恼。

上野千鹤子女士：

您的来信似乎包裹着体温尚存的伤痛，看得我也感受到了刺痛。“把易碎品当作易碎品对待”，这句话是多么有力，但主动承认自己易碎又是多么困难。

这些年我一直在虚张声势，伪装自己，其中最大的伪装大概就是说“我不会受伤”或“我没有受伤”。第一次聊到“恐弱”的时候，我也说过我宁可忽略自己的伤口，当它不存在，也不愿意被视作受害者与弱者。在身体和精神的关系上，我也一直在自欺欺人。只善于忽视伤痛，也许可以陶醉于自己的强大，但要是不在应该面对的时候面对，到头来还是有可能失控。

《五体不满足》的作者乙武洋匡创作了小说《车轮上》，里面有“已经跨过去的人”这么一个短语。主人公得知性格开朗的酒馆妈妈桑（LGBTQ人士）自杀时，说了这么一番话：“我还以为圣子姐是‘已经跨过去的人’。她肯定也有挣扎和痛苦的时候，但我以为她早就克服了这一切，会坚强地活下去……”我觉得这番话清晰刻画了旁人对顽强生存的性少数群体与女性的看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情况是，他们也许能在每天的生活中克服小小的障碍，却从未翻越高耸的山头。

有一阵子人们常问我：“你后悔拍AV吗？”这就跟诱供似的，我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对方肯定希望我回答：“后悔也是有的，但没有那段经历，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世人试图把我们分成两类：要么是受害者，被迫拍片，受尽苦难；要么是积极向前的强大女性，经历过旁人看来十分消极负面的过去，但仍顽强地跨了过去，或以之为精神食粮。但我感觉许多女性是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游走，选哪边全看当天的心情。至少我是这样。

如果我贬低自己的伤痛，坚持认为自己周旋得很好，那么对社会而言，我永远只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便利玩意。可我又不愿意高估伤痛，被迫假装自己受伤。所以我切身感觉很难确切把握自己的伤势，也很难准确地将伤痛表达出来。有时我也会信笔写出来，自以为好歹面对了，但过一天再看，又觉得夸大了伤痛的程度，翻来覆去，次次如此。“独立女性”之所以意外地成为好打发的情人，“已经跨过去的人”之所以没有机会承认自己的伤痛，让身体服从精神的援交少女之所以强化了大叔的幻想，自我决定的AV女演员之所以不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或许都是因为陷入了自己对自己下的诅咒，进退维谷。

我这代人普遍认为性与爱显然是两码事，对我们来说，面临的挑战大概是如何面对孤独，而人们认为性爱一致时无须直面这种孤独。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双手奉上自己的性，就能得到爱的承诺，也不是说只要置身于爱，就不会为性迷失。女人在性这方面也可以积极主动，把性和爱完全分开，但是，在性从属于爱时女人用性换来的安全感与满足感，是现在的她们未必能够得到的。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成熟到可以避免由此产生的不满或不安。我有时会想，也许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填满原本由浪漫爱情填满的地方，也不知道如何填满或有没有必要填满，所以一直无法摆脱不满足的感觉，无法彻底放弃相当老土的浪漫爱情，对婚姻制度抱有过高期望，或是在工作和社交平台上寻求认可。

在我离开报社开始自由撰稿后不久，接连有好几个朋友来咨询，说有兴趣做撰稿人或找家出版公司当助理。她们婚后就没再工作，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大概是因为写作不需要任何执照或资金，乍看也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想要回归社会的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工作吧。不过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项因素是人们的表达欲普遍膨胀了。有些女性本就习惯在博客、推特上写作，现在还有用note[1]的，所以她们想更进一步，将写作变成正式职业。特别是经济状况比较稳定的家庭主妇，即使当不了撰稿人，很多人也很愿意尝试能够署名的工作。

我觉得自己能从事笔头工作是非常幸运的。在或正视或回避自我之后一边思考种种问题，一边生存下去，不写作的女性肯定也会经历同样的挣扎，但如果自己写的东西留在了书本或杂志上，回顾起来就方便多了，很容易看清自身认识的变迁与心情的波动，进而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已经跨过去的人”，也没能牢牢掌控事态。也许，无论写什么，我们至少可以把写作当成一项工作，借此养成自我怀疑的习惯，还会发现什么话招人嫌、什么话讨谁喜欢常常伴随着偶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理解她们为什么想在时间比较宽裕的时候尝试写作。而且我也觉得，比起在博客上用诗意的语句自言自语，以工作的形式写甲方给的主题（比如影评或关于汽车的文章）有时反而更能显露自己的心思。

但就个人而言，从2019年前后开始，我认为自己应该多关注一下我本人或我写的东西是如何被消费的。毕竟我现在既不是研究员，又不是报社记者那种受雇于人的撰稿人。靠笔头吃饭的人总认为自己想说的话都写在文章里了，于是彻底放心，不会像AV女演员和模特那样在意自己被用在了什么地方。近来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多注意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被断章取义，被随意用在违背本意的地方。

无论是卖娼、卖原味还是陪酒，我都不认为只有当事人才有资格发声，但我会认为，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发声是一种巨大的特权，至少在面向部分读者时是这样。即使我说得比较深入，大家也很容易被说服，因为他们下意识地认为“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准没错”（当然，这有利也有弊）。如今，无论是这类禁忌工作的从业者还是LGBTQ，群体内部的发声者都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有限，而且不一定能保证当事人身份的多元化，他们说的话也时常被用于支持违背自己初衷的讨论，说不定还会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还记得大约三年前，谐星组合“隧道二人组”的小品“保毛尾田保毛男”[2]被骂上了热搜。这个三十多年前的小品将男同性恋者塑造成恶心滑稽的形象，以此博取观众的笑声，而今在一个特殊节目上再次登场。当年公众的认识相当浅薄，现在电视台却特意复活了这种歧视性的表达方式，如此恶趣味的做法引发了舆论热议。当时，变装皇后Mitz Mangrove[3]在周刊连载中质疑了抗议中的陈词滥调：“‘说ホモ和オカマ不行，说ゲイ和オネエ就可以。’[4]这是谁规定的？什么时候规定的？”“是时候意识到仅仅‘掩盖歧视’是毫无意义的了。”看到当事人发声为节目辩护，人们仿佛也放心不少，越来越多人发表了赞同的意见。

Mitz Mangrove的文章本身并没有大力为那段小品辩护，而是从亲身经历出发写出了抗议内容中令人感到不适的地方。还记得之前碰巧遇到他的时候，他说：“到头来，大家看到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就会松一口气，可这样也不太对。”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看原文，只看网络新闻和推文就开始二次引用。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文章常被人断章取义，贴上“前AV女演员拥护/反对××”的标签，可我压根不记得自己拥护过那个观点或反对过那项运动。但也不能一味责怪网络新闻，我在工作中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文章有可能被过度解读。

我感到这项工作既麻烦又复杂。写作这个行业身处缝隙之中，要围绕当下的热点话题，找寻还没有被别人说过的东西。但有些时候，正因为是当事人，又想对那些搞错重点的支持者冷嘲热讽几句。有些人大体上站在指责歧视的一方，但他们的具体言行也可能让人不舒服。

前些天，网友抗议某连裤袜品牌的宣传图有性消费的嫌疑，最后品牌方撤下了引发争议的图片。[5]

有网友表示：“女性购买这种商品是为了时尚穿搭和保暖，品牌方却把男性会喜欢的性暗示图片放在网上，岂有此理。”看到这样的意见，我险些下意识地提笔写道：“把连裤袜套在头上搞笑的谐星和撕坏大量连裤袜的男性AV助理导演，都是厚木的优质客户啊。”我不想侵犯他们的抗议自由，但也不想被扣上“前AV女演员为色情图片辩护”的大帽子，所以犹豫了一下。换作以前，我大概立马就发声了。也不知道作为一个表达者，我是变得不自由了，还是更谨慎了。再补充一下，我认为性消费本身绝对不会消失，再费心撤回也没用，所以才会忍不住去干涉那种耿直的抗议吧。

有个问题我已经酝酿很久了：当您以女性身份进入男性主导的职场，并取得了女性从未有过的成绩时，您会不会觉得男性会因为“这是女人写的东西”“女性学者写了性感女孩”[6]而兴奋？我们在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时，却会因人们的关注点错位而被消费。我一直在琢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还能怎么办。无论是研究社会学还是女性主义，我都怀疑男性能否彻底理解那些理论，进而反映到生活层面上，所以我猜测，即使在最高学府的职场上，男性也不一定拥有和他们所学理论一样的视角。

话说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研讨小组请来Lily Franky先生[7]当嘉宾。见介绍当天流程的学生很紧张，他便开了一句玩笑调节气氛：“你说得再卖力，我也只会盯着你丰满的胸部。”我也经常开这种有点恶趣味的玩笑，不过我相信现在还有些地方的大叔真的只会盯着女性的胸部看。就算把胸部遮起来，他们搞不好也会说，这么遮遮掩掩反而更下流。我认为女性在工作中很难避免被性消费，在厚木连裤袜问题中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总觉得男性就是那种在原味店套着内裤、以荒唐的模样自慰后便拍拍屁股走人的生物，所以第一反应是死心，觉得根本管不了他们。您在上次的信里回答了“为什么能对男人不感到绝望”。我自己认为，正因为我蔑视男性的“肉欲”，才会问出那样的问题。尽管这么想也许是对男性群体的冒犯。身为女人，虽然我不太能理解男人的本性，但我已经习惯放弃改变男人难移的秉性，转而与之共存，所以我很想知道，当有人用您不喜欢的方式看您时，您是如何面对的。

除了做研究和写书，您是否考虑过其他的职业道路？学生时代的您有没有考虑过不做学问？您当时可以选择的职业都有哪些呢？

如今……或者说早在我上学的时候（算下来也是二十多年前了），同类学校的女生可选择的职业已经十分广泛。尽管就读的院系专业不同，大家的职业选择都很多，可以在公司职员、专业岗位、研究岗位甚至创业道路中选择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琢磨自己想从事什么工作。但在此基础上，女性还要在界限不清的各种工作分类（比如以女性为中心的工作、女性身份至关重要的工作、女性身份不仅不重要还会成为瓶颈的工作、好嫁的工作、不适合结婚的工作……）的夹缝中东跑西窜，不知道该侧重哪方面的价值。

想从事的工作与符合理想人生的工作有时是一致的，可一旦出现冲突，就得考虑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忽视了、三十岁时还能不能保持同样的价值观……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去挑选工作。而这种无依无靠的心境，也是将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再坚信婚姻神话的女性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在不止“社长”和“社长夫人”这两条路、选项更细分也更丰富的大环境下，往自己的人生掺入多少“女人”的成分，大概是女学生的切实烦恼。

我可以分享一下报社的情况。我待过的《日经新闻》会把不少新招的女员工分配到东京总部，但大多数职员在二十多岁时要被派驻外地，所以在校友活动中时常听见求职学生烦恼“想试试看，却又觉得干了这行好像就没希望结婚了”。同期入职的朋友之间有时也会说起“上学的时候从未考虑过怀孕年龄的问题”。公司一直在稳步完善女员工的生育福利制度，但在这些制度之外，还要考虑有没有结识异性的机会、能否得到异性青睐、会被什么样的人选中等等。仔细想想，女性似乎需要在二十一二岁的年纪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做出一个相当重要的抉择。如果日本职场的人员流动性能再强一点，大家的心态也许还能轻松一些。

话说曾经的“女大学生圣经”、发行量直逼八十万的《JJ》终于宣布停刊。一想到今天的女学生主动舍弃了当年《JJ》坚定鼓吹的攀高枝神话，我不禁感慨万千，但同时我也能大致想象到，在缺乏强硬价值标准的大环境下，面对广泛选项的女学生该有多么手足无措。我也觉得，在旧价值观余音缭绕的状态下，哪怕在最先进的学府深造过，也可能对自己的选择感到焦虑。尽管我很清楚，那些能明确说出自己的职业理想与目标的人会对此嗤之以鼻。

顺便一提，硕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想尽量选择跟AV女演员不沾边的行业，这样有助于摆脱过去，也不容易暴露，因为大家肯定会觉得“这种地方怎么会有AV女演员”。此外还得是对文科硕士敞开门户的行业。有了这些条件，我没怎么考虑便把“好结婚、受异性欢迎”的行业排除出优先考虑范围。在步入“女人的人生”之前，我已经有了一段“作为前AV女演员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还是很幸运的。

2020年11月11日

铃木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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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一个可以发布图文、音频、视频的免费博客平台。

[2]“保毛”（homo）在日语中与“基佬”同音。小品主角保毛尾田形象怪异，下半张脸涂成蓝色，脸颊涂成粉红色，

[3]日本艺人，生于1975年，五岁时便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性取向，喜爱穿女装、化浓烈的妆容。

[4]日语指代男同性恋者的词汇中，ホモ（homo，英文homosexual的略称）与オカマ（okama，本意为肛门）一般被认为是蔑称，往往会替换为ゲイ（gay）。オネエ（onee，“男大姐”）使用范围更广，可泛指说话像女性的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