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那些想要享受“做女人”的人

也能接触到女性主义。

上野千鹤子女士：

正如您所说，眼下我的朋友确实忙着生儿育女，未婚的则赶在四十岁大关之前扎堆步入婚姻，掀起了第二波结婚狂潮。您在信里说“这样的时期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令我大受鼓舞。我们这个年纪的单身女性总是不知不觉就退回到“不结婚成家就不放心”“再不结婚就糟了”的思维中，主要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周围的单身贵族越来越少。得知大家会随着孩子成长与离婚丧偶回归单身行列，让我觉得眼前亮起了一盏希望的明灯。

因为没有伴侣和孩子而感到焦虑的另一个原因是，看着年迈的父母住院、定期去医院看病或迎来死亡，我们必然会意识到，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生病时基本只有家人指望得上。好比母亲生病时都是我和父亲照顾，可我要是病了，怕是不会有家人来照看，我一度对此恐惧不已。但您的话语让我再次认识到，这种焦虑并不会因为组建家庭而消失。

见您提起寄物柜，我想起一起案子。大概三年前，有人在歌舞伎町的投币寄物柜发现了一具女婴的尸体。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寄物柜恰好在我好友的店所在大楼的正对面，而且那段时间，家住歌舞伎町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件事。各种传言在狭小的花街迅速传播：加害者好像是某某的熟人，据说受害者在某家店上班……和某女因为“太喜欢他了”而捅伤牛郎的情况[1]如出一辙。花街本就是流言满天飞的地方，社交平台的普及更是让传播速度加快了十倍。

寄物柜事件发生后，孩子的母亲很快就因涉嫌弃尸被警方逮捕。当时在歌舞伎町周边出没的女性都在猜测孩子父亲是谁，传出了“听说男方是那家店的某某”的信息。消息还停留在“传闻”阶段就曝出了指向性明确的名词，这非常危险，毕竟有可能把无关的人牵扯进去。但怀孕明明有男人参与，在漫画咖啡店心惊胆战地生下孩子、杀死孩子、又把尸体扔进寄物柜的却是女人。如果她没有杀死那个孩子，日后的“家长”恐怕也只有她一个女人而已，所以当时才会有许多女性对这种不公产生无声的愤慨吧。

这周也有媒体报道称警方通过最先进的DNA鉴定技术锁定了二十二年前遗弃婴儿的母亲。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表示，既然技术都这么发达了，那就应该把父亲一并揪出来。

只要仍然只有女性能生育，那么无论最终是把孩子生下来养大还是堕胎，男方都是凭自己的意愿决定要不要介入（不管形式是出钱还是出力）。从某种角度看，抚养费和堕胎费都取决于男方的善意，这未免也太不牢靠了。婚姻便是“姑且在法律层面上对这种善意做出规定，可无论对方有没有善意，女人一旦怀孕，就只能生下来或打掉，只有男人可以随意选择。不过我个人觉得，指望个别男人改正这种不负责的行为也是徒劳，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力援助未婚单亲妈妈，为生育或堕胎的贫困女性提供大力支持。置身夜世界的时候，我见过许多单亲妈妈因为工作时间灵活而入行。还有许多性工作者（男女皆有）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因为一心想要尽快独立，所以选择了这一行。

所以我认为最必要的生育支持政策就是对单亲妈妈的援助，政府就应该在这方面发力。不过您和社会学家古市宪寿对谈时曾指出：“那岂不是在建立让男人更加不负责任的制度吗？”（当时二位正好聊到援助未婚单亲妈妈、让女性可以独立抚养子女的制度也更利于男方逃避责任。）读到这句话时，我不禁垂头丧气，心想“确实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而且正如我在信中多次提到的那样，我的观点背后往往是对男人的绝望和死心。这件事也让我再次痛感，用一句“期望他们做出改变也是徒劳”敷衍了事，反而便宜了那些不想改变现状的男人。我深刻认识到，问题就在于我将男人的不负责任看成了理所当然，对他们死了心。

除了朋友接连结婚生子造成的孤独，与我同辈的奔四女性仍然渴望婚姻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我们的青春时代有关。当时所谓的后女性主义[2]在英美等国大行其道。在21世纪初的日本，受女性时尚杂志《CanCam》热卖等因素的影响，新保守主义的旗手随处可见。我属于援交辣妹那一代，《CanCam》热卖的时候，我恰好属于其核心读者群体（大学生），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明显受到了日本这种倒车现象的影响。

如今活跃在各大社交平台，用话题和标签发起运动的主力军是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她们从小跟社交平台打交道，反应比较快。另一方面的原因大概是，与我们的青春时代相比，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惧怕自称女性主义者”的氛围，而且受美国名流主导的女性主义热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自称女性主义者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相反，以前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谴责性别歧视、抗议不公正待遇时会先申明“我不是女权”，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年轻一代相比，我这一代人和比我略年长的一代人更常用这种申明。不想被贴上“女权”的标签，但又想好好抗议，一看就是21世纪初成人的那代人特有的心态。但申明之后紧跟着的话往往又是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言论，于是我想，也许很多女性并不是排斥女性主义本身，而是接受不了“女权”这个称呼。

在我看来，“我不是女权”中的“女权”指的可能是相当狭义的激进女性主义。很多女性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批判父权制，因为她们在学习机会、就业环境等方面没有经历过显著的性别歧视，也觉得当受害者有些不合时宜，对言论限制也不那么感兴趣。换句话说，她们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群体，尽管曾受益于女性主义，但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了。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这与英美等国主张后女性主义的女性是不是很相似？

在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流行文化中，女性主义者往往被局限在一种极端的刻板印象之中。当时我也丝毫不觉得女性主义会与自己的生活和人生产生任何交集，至少在上大学之前如此。我的认识非常浅薄，只觉得帮助那些受压迫者的思想并不是用来拯救我们这一代人的。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当年的自己错失了许许多多。我现在对女性主义的印象是，它就像一张又大又薄、五颜六色的毯子，由无数根丝线编织而成，其中有那么几根连接在我的身上。

要是我能早些从这块广阔的土壤中捞出一根细线就好了。毕竟如今生活在东京的女性多多少少都得益于女性主义。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日益发展壮大，在探讨某些话题时，大家的主张甚至会向四面八方展开，被恶意刻板化的那部分最容易让人退避三舍，许多女性因此错失良机，走了弯路。我认为原因在于外部的污名化，可为什么女性主义者的刻板印象没有被塑造成性解放，而被定型为言论限制呢？有一段时间，美国的律政剧里出现了许多要求政府管制色情制品、抗议职场性骚扰的女性主义者。拜其所赐，我的不少同龄人不幸错过了学习女性主义的机会。

不过在森喜朗[3]引发的抗议浪潮中，很少看到“我不是女权”这样的申明。我感觉森喜朗的失言和后续的一系列骚动足以说明，尽管当代女性拥有且做出了多样的选择，但大家会因为同是女人而产生相似的感受。如果女性主义这根细线在这时想尽办法把女性团结在一起，那应该就不会有女性抗拒了。这类运动（好比#MeToo）具有强大的爆发力，可以让人毫无抵触地抱着当事人的心态参与进来，只是容易昙花一现。但无论如何，我希望女性主义这个词能像细线一样，对任何人来说都相对容易触及和掌握。

在过去的几年里，社交平台上陌生人对我的批判（我不太想用“批判”这个词，也许应该说是更随意、非正式的坏话？）呈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一半人说我是“极端女权”，另一半人说我是“反女权的男权走狗”。我在文章里讲述了自己仗着年轻，大肆利用由男人赋予但我实际上并不具备的价值，尝尽了甜头，从这个角度看，我确实算性别歧视的帮凶，但我也写下了在那个世界近距离观察到的男人的危害，所以也可能成为男人的公敌。我也知道自己态度不够坚定，总是左右摇摆，一直都比较抵触明确标榜“我是这个立场的人”。正因为我没有明确主张什么，人们才会受不同语境的影响，对我产生迥异的印象。

还记得十多年前读研的时候，很多人一听说我的研究涉及色情制品和卖娼，就想立刻弄清楚我到底是限制色情派还是捍卫表达派，是反对卖娼还是支持卖娼，非要搞清我的立场不可。他们跟查户口似的发问：你喜欢麦金农[4]吗？你同意斯特罗森[5]在《为色情辩护》中的观点吗？你对废娼论有什么看法？你同意“性工作是工作”吗？……这确实是研究者的宿命，不过在学者群体中，卖娼的确是一个意见分歧特别大、争论也相当激烈的议题，而且反对和拥护的逻辑都简明易懂，所以对方经常要我澄清立场。我记得很清楚，出版硕士论文的时候，很多人最先想知道的就是这本书的立场。这也许是因为一般人绝不会为强奸或虐童辩护，但明确拥护援交和色情制品的人却和厌恶它们的人一样多。90年代，支持审查派和反对审查派几乎势均力敌，以至于当时有股逢人就问“你站哪边”的风潮，在大学里尤为明显。也许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探讨女高中生援交的热潮吧。

我认为“卖娼不太好”，在这方面与坚持在日本发声的性工作者协会成员水火不容。但我也认为“卖娼这行当还挺有意思”，可以就这一点跟她们开怀畅谈。可我一说自己对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所谓的“（援交）有害灵魂”（当时大家都爱谈论这句话）还是有些感触，她们就立即把我划入敌人的范畴。我常常毫不掩饰自己对出卖性的厌恶，所以对性工作者的权益和去污名化感兴趣的人基本都看我不顺眼。甚至有前辈建议我说：“如果要以AV为题材，最好先适当加一段声明，比如‘支持审查派的部分活动当然也很重要～’，这样不容易挨骂。”我个人觉得，双方的观点我都可以理解，也都有无法理解的地方。也许正因如此，我养成了含糊其辞的习惯，从来不说自己是某某派或属于某某群体。

在某些话题上讨厌某个人，在另一些话题上又很赞成那个人的观点，这很正常，但最近常有人指着我说：“你以前明明跟他们对着干，怎么投敌叛变了！”“你在讨好女权！”“这次又跑去跟男人献媚了！”围绕女性主义积极讨论固然很好，奈何在社交平台上，屏蔽他人、跟自己人抱团是如此容易，所以我有时也会担心，一方若是给另一方打上“不是女性主义者”的标签并将其驱逐，女性主义这根细长的线就会被过度切割，人们逐渐只能接受在所有话题上达成一致的小团体，而这很有可能再次抬高女性主义的门槛，就像我们这代人十多岁时体验过的状态。

眼下的局面与90年代围绕色情制品的讨论如出一辙，支持管制派和表达自由派都声称对方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而在社交平台上，简单粗暴的主张能吸引更多的关注，所以我感觉支持审查制度的人似乎又占了上风。针对一张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图片、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仇恨言论或政客的失言，网友很容易就可以发起签名运动，向公众呼吁：“你不觉得这让人很不舒服吗？让我们来抗议吧！”社交平台特别适合做这种事情，我也认为这样挺好的，但反过来说，社交平台可能就不适合探讨“审查有时候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会不会有一些表达被审查扼杀在了摇篮里”之类的议题。我担心大家要是注意不到这种失衡，那些我在高中便厌倦了的成见也许会在娱乐圈死灰复燃。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女性主义的话语本应出现在更触手可及的地方，让许多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接触到女性主义并获得救赎。现在想来，我上高中的时候，还有当夜总会陪酒女郎和AV女演员的时候，都不怎么认为女性主义可以拯救自己，只觉得它是一门学问，会巧妙利用我们讲述的经历，一会儿说我们有主体性，一会儿又反过来说我们是受害者。不过我痛感日常能意识到女性主义的时间在女人的人生中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一个人沉浸在快乐的非日常状态，尤其是感觉不到问题存在时，是不需要思想的，这在某种角度来看也很自然，但热闹过后，人生还要继续，热闹与热闹之间也许还夹着痛苦的日常。尽管男人为性设定了双重标准，我的身体也曾是他们性别歧视的帮凶，但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因为我告诉自己，女性主义与我做出这一选择时的自由并不矛盾。

有些女性对自己的境遇总体上是满意的，想要讴歌做女人的乐趣，有时甚至会享受男女不平等的状态。她们不太想追求性解放，也不觉得自己受到压迫，想享受包括色情制品在内的各种表达方式，所以她们认为自己不算女权。我倒觉得让她们产生这种认识的社会着实可悲。我还认为，女性主义的魅力就在于，它像一块宽大的地毯，五颜六色的丝线穿插其中，你可以在既有观点的基础上接触到它，而它并不要求你为之反省。即使你不把日常生活的某种不便定性为男性歧视女性的结果，女性主义中的思想也有可能向你伸出援手。

所以我在感官上很排斥这样的说法：“反正机会不平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纠正，剩下的一部分问题就让当事人各自处理吧，多谢了，女性主义，是时候说再见了！”“现在是后女性主义时代了！”如今女性做出的选择多种多样，大家都有各自的观点，也有发声的平台，所以建立团结确实有些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殷切希望大家不要把女性主义当成“总有一天要挥手告别”的东西，而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从五颜六色的丝线交织而成的女性主义地毯中挑出能帮到你的那一根，也不要因为在少数话题上意见相左，就去驱逐那些不认为自己不自由、但又想再自由一点的女性，而是将她们也一并团结起来。

2021年2月11日

铃木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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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东京一名女子刺伤一名男子，在接受审讯时表示“太喜欢他了，想和他一起去死”。该名男子是一名牛郎，曾与女子发生肉体关系并承诺结婚，而女子为了让他成为店里的头牌，不惜进入风俗行业赚钱。

[2]80年代在欧美国家出现的思潮，认为女性主义已经过时或夸大了问题，男女不平等的时代已经过去。

[3]2021年2月3日，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时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抱怨女性在会议上“话太多”，“竞争意识强，一个说完另一个也一定要说”，因此建议限制女性的发言时间。

[4]凯瑟琳·麦金农（1956— ），美国女性主义者，认为色情作品侵犯人权，主张教育与职场中的性骚扰构成性歧视。

[5]纳迪娜·斯特罗森（1950— ），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反对审查色情制品，认为审查反而会使女性陷入更危险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