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谈论政治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在一个政治极化的时代尤其如此。很少有什么事物能够像政治那样，激起狂热的爱恨，让陌生人成为同道，让朋友成为敌人。阅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惊异地发现，罗伯斯庇尔曾经是死刑的反对者，但是不出数年，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政权就成为断头台的象征。阅读纳粹的历史，我看到有纳粹声称，毒气室的发明其实让死亡变得更加“人道”了——这样的残酷，竟然以“人道”之名出现。我还读过韩非子的名句，“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而他把这叫作“明主”。似乎，政治是一切关系、一切道义、一切概念的扭曲场；似乎，政治总是带来错位，理解政治的努力永远造成误解。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试图理解政治，这不仅仅是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而且因为政治中有我们命运的源头。水手在大海上航行，努力练习航海技术，掌握气象地理知识，储备粮食物资，殊不知，最能影响这场航行成败安危的，不是水手的智识，而是大海本身的“脾气”。它波涛汹涌，水手无处可逃；它风平浪静，水手才可能岁月静好。人类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政治“绑架”，它是我们所有人脚下看不见的大海，是我们必须穿越的看不见的暴风骤雨。

这本书是我在“看理想”平台制作的一个音频课程的讲稿，是试图理解政治这个“大海”的一次努力。不过，作为一门“比较政治学”课程的讲稿，这本书并不试图对一时一地的政治做出是非判断，而恰恰是试图从“此时此地”抽离，通过历史的与全球的视野来激发新的问题与思考。很多时候，观点的不同来自视野的不同——海拔100米处看到的绿色田野，在海拔1000米处，可能不过是荒漠里的一小片绿洲，而到了海拔5000米处，这片荒漠又不过是漫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比较”是为了抽离，而抽离是为了在另一个高度反观。固然，由于政治的易燃、易爆性，这本书注定是一场智识的冒险，但我仍然奢望，对于读者，它同时也是一场发现之旅，能够呈现一些不同的风景，埋下一点挥之不去的好奇。

什么是比较政治学？

这门课的名称叫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可能性的艺术”这个说法，来自俾斯麦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通过“艺术”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力量，又通过“可能性”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限度，所以我把它用在了课程的标题里。

那么，比较政治学又是什么？我是从博士期间开始学习“比较政治学”的。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回答“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会饶有兴趣地追问：那你对美国大选怎么看？你对台湾的蓝绿之争怎么看？你对伊拉克局势怎么看？……可是，如果我回答“比较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在礼貌的微笑中陷入了沉默。为什么？大约是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比较政治学”是干什么的，听上去有点高大上，但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好好一个“政治学”，因为加上了“比较”二字，就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可能有些朋友会出于直觉说，“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吧？这个说法只能说部分正确但不完全正确。事实上，如果去调查全球比较政治学者的研究领域，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只研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是“国别专家”或“地区专家”，比如“拉美专家”“中国专家”“伊朗专家”等，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的在从事比较研究，其中进行国别案例比较的更是少而又少。所以，所谓“比较政治学”，其根本特性不在于研究内容是否真的在进行案例比较。

那么，什么是“比较政治学”？也许一百个比较政治学者有一百个回答，在这里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的理解是，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带着这种广阔的视野，即使你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国家，你的问题意识却是来源于潜在的比较。比如，当一个人追问：“为什么国家A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民主转型？”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个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在许多其他的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民主转型。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追问：“为什么在国家B民主转型带来了战乱？”同样，这个问题背后也预设了一个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和平、没有战乱的”。

所以，即使是所谓国别研究专家，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的视野”获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问题，然后再将这个问题带入到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当中去。他得有那个“见山不是山”的阶段，才能使“见山又是山”成为一个境界。学者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曾说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我想他表达的正是类似的意思。

其实，不仅仅是学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打开思路，因为比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思考。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然，我们现在不这样提了，但是以前法治观念不强的时候，这种说法很常见。当时，这句话如此大义凛然，看上去简直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做了坏事当然要“坦白”，这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吗？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外国电影，听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坦白从宽”并非天经地义。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可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米兰达警告”，只觉得脑袋里“咯噔”一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三观碎了一地”——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居然还可以是一种权利？一个人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老实交代吗？就算你没做错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吗？但是，不，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让人自证其罪是不人道的，他们担心这种“坦白从宽”的观念会造成或者恶化刑讯逼供，他们认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弱小的被逮捕的个体之间应该有一个作为缓冲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师。

这些观点对不对另外说，但是，了解这些观点的存在，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非常重要。如果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情节，不知道“米兰达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远不会去思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