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什么是国家？从墨西哥的毒贩集团说起
从这次课开始，我们的课程将进入下一个主题——国家建构。在这里，我首先要特别指出，在比较政治学中，当我们说“国家建构”也就是所谓的“state building”的时候，不是在说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建设四个现代化等，而是特指政治发展的一个维度，即国家能力的发展。
最近20年左右，“国家能力”逐渐成为比较政治学中最热门的概念之一。在接下来的七讲中，我会陆续分析与国家能力相关的一些问题：什么是国家能力？为什么国家能力很重要？国家能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国家能力强，有的则弱？但是，在分析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政治学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什么是国家？国家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容器，不理解“什么是国家”，政治就无从谈起。
墨西哥的黑帮混战
什么是国家？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从一个事件说起。
2011年4月，在一个名叫圣费南多的小镇，有几辆公共汽车被一个武装力量劫持，车上一共有193名乘客被杀害。原因是这个武装力量认为，这些人很可能效力于敌对武装力量，所以，这是一场报复性杀害。被劫持的人里，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砍头，有的被吊死。但是，最残忍的，还不是这些人的惨死，而是他们被迫相互杀戮，绑匪强迫他们像角斗士一样相互厮杀，战败者被杀死甚至被肢解，战胜者则被招募为这个武装力量的新成员。
很抱歉这个画面有点血腥。看了上面的描述，你们会想到哪个国家？很容易想到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这样的战乱国家，对不对？但是，正如我们这次课标题所透露的，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上述战乱国家，而是发生在一个名义上并不存在战争的国家——墨西哥。这个残忍的绑架也不是恐怖组织所为，而是发生在墨西哥的黑帮之间。
不幸的是，在当代墨西哥，这种黑帮厮杀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状态。墨西哥的几大黑帮已经血雨腥风战斗了很多年，今天你绑架我，明天我扫射你，这种分散的暴力冲突未必以总体战争的形式发生，但是其惨烈后果却不亚于一场内战。仅仅从2016年到2019年，墨西哥被谋杀的人高达12万人，[1]这是什么概念？大家可能知道，也门一直在打内战，但是研究显示，2016年至今，也门的战乱死亡人数也就是7万左右。[2]所以，墨西哥的帮派冲突，不是战争，胜似战争。
墨西哥的黑帮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厮杀？主要原因很简单：毒品。墨西哥不但自己是毒品生产大国，而且是南美、中美各个毒品生产国通往美国的交通要道，而毒品的利润是惊人的。结果，就是不同的墨西哥黑帮为毒品的生产地盘、市场占有、交通控制等而大打出手。当然，一旦各自地盘形成，哪怕与毒品生产无关的生意，像餐馆、酒店、出租车等，都成了不同帮派抢夺的资源。冲突过程中，小黑帮不断合流成大黑帮，最后形成了几大帮派全国割据的局面，被称为“毒品卡特尔”，类似于我们中国民国时期的西北军阀、东北军阀、西南军阀等。据分析，到2020年，有一半左右的墨西哥领土都被这样的“毒品卡特尔”实际控制。
可能有人会问，那墨西哥警察呢？警察为什么不管？答案也很简单：管不了。从2006年开始，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就发起了“缉毒战争”（War on Drugs）。结果是“毒品卡特尔”越打越强，而政府却越打越弱。
这一点，可以从2019年10月的一场战斗看出来。10月17日，在一个叫库利亚坎（Culiacán）的城市，一个黑帮组织包围了政府，为什么？因为政府抓了他们的老大，所以他们用围攻政府的方式要求放人。战斗结果如何？经过一夜的激战，最后警察决定投降，把黑帮老大给放了。事后墨西哥总统跑出来为放人辩护，他说，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决定把这个坏蛋给放了。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别扭？难道正确的说法不应该是“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决定把这个坏蛋给关起来”吗？
墨西哥政府的无能，还可以从墨西哥最著名的毒枭El Chapo的命运看出来。这个El Chapo，人称“小矮子”，一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虽然数度被抓捕，但是也数次神奇地越狱。其中一次，居然是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面一样——挖地道。当然，黑帮老大不需要亲自挖地道，兄弟们会给他挖好，据说这个地道长达数公里，里面有通风设备、有照明，而且很宽敞，足够他大摇大摆地从里面走出来，就差铺个红地毯了。所以最后一次被抓捕，墨西哥政府干脆直接把他移交给了美国政府，要不然不知道他又会演出什么好莱坞大片。但是，即使把这些大毒枭抓了也没用，因为治标不治本。只要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模式不变，一个大毒枭落马，无数小毒枭升起。
正因为政府无能，墨西哥很多城镇都出现了自发的民兵组织，他们自称为“社区警察”。这些民兵组织自备武装，对黑帮主动出击，但是他们与黑帮的界限往往也会变得非常模糊，因为他们自己也常常卷入残忍的杀戮。所以，墨西哥很多地方的局面就是：黑帮与黑帮打，黑帮与民兵打，警察与黑帮打，警察与民兵打……都打累了时，就承认各自在其地盘内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干涉，韬光养晦，等歇够了爬起来再打。
什么是国家？
大家可能会奇怪，你不是要讨论“什么是国家”吗？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描述当代墨西哥？这是因为，今天的墨西哥，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这个概念的反义词，代表了一种国家力量被分散的社会力量瓦解的状况。
什么是国家？我们中学都学过马克思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说实话，我小时候第一次上政治课接触到这种说法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热爱国家，祖国是个慈爱的母亲，但是突然，书本告诉我，国家是暴力工具，还阶级统治，虽然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听上去有点胆战心惊。当然，后来我明白了，咱们课本的意思是，在中国，国家是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的暴力工具，所以不可怕。这是后话了。
不过，在比较政治学界，关于什么是国家，更广为传播的说法不是马克思的定义，而是另一个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他怎么定义国家呢？他说，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这个说法里有很多元素，比如“特定疆域”，比如对“合法性”的宣称，但是，这个说法里最核心的元素，是“暴力垄断”。韦伯的这个定义，虽然去掉了马克思的“阶级统治”元素，但是在强调国家的“暴力机器”特征方面，却殊途同归。
什么叫“暴力垄断”？如何理解国家的“暴力垄断”特征？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父亲在街上暴打孩子，我们看不下去，可以干什么？可以报警对不对？这种时候报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认为，这个父亲没有暴打孩子的权利，但是警察可以通过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把这个父亲抓走。同理，如果街上有两个混混在打架，我们也可以报警。这同样意味着，我们认为，混混没有当街斗殴的权利，但是警察有用手铐把他们带走的权利。
所以，“暴力垄断”的意思就是，通常情况下，只有代表国家权力的机构，才有合法的暴力使用权，而其他组织、机构、个体没有这种权利。因此，我们反对家暴，反对老师体罚孩子，反对老板用皮鞭抽打员工干活，但是我们不会对着命令我们停车的警察说，凭什么你让我停我就得停？即使是“一命偿一命”这种朴素的道理，在现代社会，也需要代表国家的司法机构先进行审判，然后再由代表国家的警察执行死刑，而不是说受害者家人可以自己冲到杀人犯家里，当场把杀人犯打死。
所以，作为一种组织，国家与其他一切组织最根本的区别，是它在特定疆域内“暴力垄断”的特权。当然，在现代世界，我们赋予国家很多职能，比如国家要办教育、修路修桥、组织社会保障体系、支持文化艺术传播等。这些纷繁复杂的国家职能往往会遮蔽国家的本质属性，但是，所有这些职能，某种意义上都是给国家锦上添花，而国家的“内核”则是“暴力机器”。为什么这么说？简单来说，其他组织也可以办教育，也可以修路修桥，也可以提供社会保障，也可以传播文化艺术，只有暴力垄断这一点，其他组织做不到，或者做的时候缺乏合法性。
国家能力低下是很多国家的“阿基里斯之踵”
正是因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暴力垄断”，当一个国家到处是分散的、四处开花的暴力活动时，我们说，这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低下。如果普通民众走在街上，总是非常恐惧匪徒抢劫、军阀流弹、恐怖分子绑架，这必然是“国家建构”比较失败的表现。反之，如果我们深夜出去吃个小龙虾、喝个啤酒毫无心理障碍，这就是国家能力较高的表现。我们看清末民初电视剧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种组织，叫作“镖局”，也就是职业保镖，替商行押送货物什么的。其实，镖局的盛行，就意味着国家建构很失败，因为信不过国家的武装力量，才会出现私人武装的流行。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墨西哥的“国家建构”非常失败。尽管政府已经竭尽全力，但是毒贩集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这种分散的暴力很容易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对很多老百姓而言，因为政府无力保护他们，他们必须保护自己，怎么自我保护？也加入黑帮或者民兵。于是，整个社会都走向武装化。我读到过一个报道，里面说到一个墨西哥民兵组织，它的标语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包括恐惧。
遗憾的是，墨西哥的情况并非个案。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政府无法有效垄断暴力、导致暴力遍地开花的情形非常普遍。只不过，在不同国家，这种失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表现为黑帮盛行，有的表现为军阀混战，有的表现为宗教极端组织盘踞，有的表现为武装分离主义势力坐大……在巴西，情况和墨西哥很相似，也是黑帮横行、相互厮杀，警察往往就是在旁边打打酱油，这一点看过巴西电影《上帝之城》的可能会有深刻印象。在阿富汗，暴力垄断的缺失则体现为塔利班阴魂不散——2001年，在美军的攻势下，塔利班落荒而逃，但由于新政府战斗力低下，塔利班很快卷土重来，到2020年已经重新占领了阿富汗领土的五分之一，并且在一半领土上和政府军展开拉锯战。在尼日利亚，宗教极端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长期盘踞北方大片领土，今天一个自杀袭击，明天一个集体绑架，过去十几年把尼日利亚搞得鸡飞狗跳。在利比亚，卡扎菲倒台之后，整个国家迅速滑入军阀混战的状态，目前除了一个的黎波里政府和一个东部的政府，南部还有很多部落军阀。在叙利亚、也门、委内瑞拉、洪都拉斯、乌克兰、菲律宾，这种碎片化的暴力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为何“国家建构”如此之难？
为什么“国家建构”如此之难？简单而言，暴力的分散化才是自然状态，暴力的垄断化，则是摆脱了自然引力的人为状态。要理解“自然状态”，我们看看动物世界即可。观察野生猴子的世界，我们会发现，猴子们处于永恒的分散暴力中。它们会为谁是老大而打得头破血流，即使是暂时决出胜负了，过几年猴王年龄大了，该退休了，新一轮的厮杀又会重新开始。而且，就算在一个猴群中，猴王地位稳固了，它和另外一个或几个猴群的“地盘之争”也是永恒的。今天这群猴子打赢了，它们的地盘扩大1公里，明天那群猴子打输了，它们的地盘缩小3公里。如此循环往复，没完没了。
动物世界的这种“永恒的分散暴力”状态，也提示了我们“国家建构”为什么如此艰难。直观而言，暴力要从分散走向垄断，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是权力的集中化难题，也就是“谁当猴王”的问题；第二是领土范围的清晰化难题，也就是“猴群的势力范围”问题。前者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内部承认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外部承认的问题。
首先，权力的集中化，是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不可能和风细雨。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国，完成权力垄断，背景是什么？背景是春秋战国打了四五百年。就是这样，秦朝也不过维持了短短十几年。之后，重新再打一遍，陈胜吴广起义、六国复国运动、楚汉争霸，直到刘邦再一次完成权力垄断。西汉维持了200多年，到王莽新政失败后，又打一遍，抵达了刘秀的权力垄断。之后的历史大家也知道，反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重打一次，如此循环往复。
中国的权力集中化过程起点很早、历史很长，所以到今天，中国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观念。但是，很多国家的历史并非如此。在非洲，很多地方的部落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所谓国家，不是非洲人内部权力整合的结果，而是殖民主义留下的武断遗产。在印尼，如果你穿越时空回到19世纪，根本不会听说“印度尼西亚”这个词，当地人会认为自己是爪哇人、马来人、亚齐人，但不会说自己是“印度尼西亚人”。在印度，1947年英国人撤离的时候，不但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划分问题，还有500多个所谓的“土邦”。哪怕是在欧洲，国家建构也是近代现象，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欧洲是所谓的“封建制”——也就是说，贵族们各自组织自己的军队，打仗时才受国王征召，而且去不去还要看心情，不存在所谓的暴力垄断。
国家建构的第二个方面，势力范围的清晰化，同样艰难。我们知道，古代世界是没有清晰的主权国家观念的，那时候的领土边界是极具挥发性的。近代之前的政治单位的主角是什么？是帝国。帝国的属性又是什么？是扩张。不断扩张直到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不同帝国一直在为疆域扩张而相互征战，今天马其顿帝国实力强大，可以一直打到印度河流域，明天蒙古帝国坐大，又可以一路扬鞭到欧洲；今天罗马帝国可以把地中海吞并为内陆湖，明天奥斯曼帝国也可以吞掉半个地中海；今天西班牙国王死了，法国国王可以说我是他二叔的三外孙，所以西班牙是我的，明天苏格兰国王死了，英国国王也可以说，我是他堂弟的二侄子，所以我有继承权。哪怕到了19世纪，“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观念也没有那么深入人心。拿破仑打仗缺钱，美国说：路易斯安那多少钱？法国说：1500万怎么样？美国说：那就这么定了。
正是因为权力的集中化很困难，领土边界的挥发性很强，所以“国家建构”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非常艰难。我们当代人，尤其是中国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体系中生活了很久，容易忘记这种艰难。事实是，人类花了几千年才慢慢实现了权力的相对集中，目前200个左右的国家数量就是这种“相对集中性”的体现，因为如果是停留在部落社会，那么这个数字就不会是200个，而可能是2000个甚至20,000个了。
同样，人类也是花了数千年才大致厘清了国家的边界。我们今天在地图上看到的清晰国界线，背后可以说是无尽的血与火。而现在，大体而言，这200个左右的国家之间彼此对等地承认，俄罗斯人到波兰去，或者波兰人到俄罗斯去，跨越某个界限后，就得拿出护照让边防官员检查。中国和印度之间、肯尼亚和赞比亚之间、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之间，莫不如此。这种清晰性，固然有其代价——比如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比如限制人道主义干预的程度，但是它也以这种蜂巢式的结构缓和了没完没了的边界暴力冲突。这有点像婚姻，虽然婚姻限制了我们的恋爱自由，但是它所提供的清晰“归属权”也限制了没完没了的恋爱纠纷。
或许，没有人比秦始皇更懂得“国家”的本质。史书记载，秦始皇赢得天下后，曾经“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天下的兵器全都收缴过来，熔化做成十二个大铜人，以削弱民间的战斗力。这可以说是“暴力垄断”最直白的做法了。
其实，早在秦始皇之前，中国更早的古人就明白了国家的含义。这一点，从“国家”的“国”字的中文古文写法，就可以看出来。大家知道，国的繁体字（國），周边是一个框，即一个清晰的边界，中间的“戈”，也就是武器，守卫着口，也就是“人口”。看来，当韦伯将国家定义为“特定疆域内暴力垄断的机构”时，这位伟大的学者与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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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ck Harrera, “The other epidemic,” The Nation, May 18, 2020.
[2]The Aljazeera, “More than 70,000 killed in Yemen's civil war: ACLED,” The Aljazeera News, April 19, 2019.
15. 为什么要“重新带回国家”？比较政治学的轮回
有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就是流行趋势会在消失之后突然卷土重来。20世纪80年代一度流行的阔腿裤，到了90年代可能就显得很土，可是再过20年，似乎又变得很洋气。60年代流行的格子大衣，到了80年代显得像妈妈服，可是再过20年，又重新变成了时尚的复古风。其实，流行趋势的这种螺旋形变化，不仅仅存在于时尚界，也会发生于学术界。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国家”这个概念的命运。
“国家”概念的螺旋形命运
1968年，学者亨廷顿一本著作的诞生可谓石破天惊，这本书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其实它开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它说：“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民主和专制的差异，小于体现着组织性、有效性的国家和缺乏这些特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都属于有效的而不是软弱的政治系统。”
为什么说这个观点石破天惊？因为它居然将苏联和美国视为同一类国家。我们知道，冷战期间，美苏势不两立，人们通常也认为这两个国家南辕北辙。但是，亨廷顿说，如果我们以国家的统治能力而不是政府的统治形式作为区分标准，那么美苏属于同一类国家，姑且称之为“强国家”，而它们共同的对立面，则是当时陷入各种动荡、政变和革命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弱国家”。
事实上，亨廷顿引领了一种趋势。在他之后，一批学者开始在研究中强调国家视角。表现之一，就是一批研究所谓“东亚奇迹”的学者，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摆脱贫困，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而积极的官僚体系。在这些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制定了一定的产业政策，协调组织金融、土地、税收、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冲向国际市场，实现特定产业的腾飞，并以此撬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当然，这只是“国家视角”崛起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非洲的学者、研究革命的学者、研究欧洲史的学者，都纷纷开始强调“国家”的重要性。1985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可以说是这个趋势的标志，这本书的名字就叫“重新带回国家”。
然而，“国家”刚被带进镁光灯下不久，又很快走出舞台中心了。为什么？因为苏东剧变发生了。苏联的垮台极大地改变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人们不禁发问：不是说苏联很强大吗？不是说苏联和美国本质上是同一类国家吗？怎么它说倒就倒了呢？说到底，美国和苏联不是同一类国家。说到底，统治的形式很重要。于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国家视角走向了沉寂。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制度主义”。我是20世纪90年代上大学的，我记得那会儿人人都在读诺斯、读科斯、读奥尔森、读哈耶克、读弗里德曼……而这些书大体而言都是在论证，制度选择——经济制度以及背后的政治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主要力量，至于国家，则是那个应该被“关进笼子”里的“老虎”。
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短暂的沉寂，最近十多年，国家视角又一次复活了，“国家”这个概念出门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为什么？很简单，国际政治形势又变化了。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国际政治最大的变化是苏联的垮台，而这个变化塑造了新的政治学焦点，2008年左右之后，国际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多地方的受挫。于是，人们又开始发问：如果制度主义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没有采取西式制度的中国能够冉冉升起？而很多采用了西方制度的国家则深陷泥沼？制度或许很重要，但是肯定存在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剩余变量”。这个“剩余变量”是什么？于是，人们又回到了“国家”。
最能代表这种研究转向的，莫过于亨廷顿的学生福山。我们之前提到过《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福山一度被视为西式自由民主的旗手。但是，他2010年后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则像是另一个人写的。尽管他观点的变化本身可能被很多人高估了，但是他研究重心的变化则确定无疑。在2015年的一篇名为“民主为何表现如此糟糕”的文章中，福山写道：“为什么世界范围内民主的表现会如此令人失望？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核心因素是……在许多新兴和现存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没有跟上人们对于民主的需求。没有成功地建立现代的、良治的国家，是近来民主转型的阿基里斯之踵。”看上去，福山在绕了一大圈之后，重新回到了他的导师亨廷顿的旗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并不存在纯粹的政治学问题——政治学研究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学问题。每一次政治趋势的巨大变化，都会带来政治学研究框架的巨大变化。当然，也正是因为政治趋势总在变化，我们不能轻易判处任何研究视角的“死刑”，因为如果昨天过时的今天可能回归，那么今天过时的明天也可能回归。这种“风水轮流转”的景象与其说证明了学术研究的轻浮，不如说显示了它的弹性——政治生活本身是复杂的和多变的，所以政治学研究也理应如此。
国家能力何以至关重要？
既然国家重新被带回，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世界？国家能力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儿？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当然是“国家”对于秩序建构的重要性。我们上次讲过，国家的本质是暴力从分散走向垄断。因此，一个强国家一定是实现了暴力高度垄断的国家，也就意味着分散暴力的减少。历史地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学者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曾经有一个说法来形容这个变化，叫作“流寇变坐寇”，roving bandits变stationary bandits。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以前可能有10伙、20伙匪徒轮流来打劫你，现在只剩下一伙了。一伙匪徒虽然也很危险，但是如果这一伙匪徒明确了自己对这块领地的所有权，他们就有部分的动力去保护这块领土、发展这块领地，毕竟，你把鸡都给杀了，就再也捡不到鸡蛋了。但是，当匪徒多达10伙、20伙的时候，没有任何匪徒会有动力去发展这块领地，因为我养鸡可能是你去捡鸡蛋，我种地可能是你去收割，我养猪可能是你去吃肉，那我为什么要保护好这块领地？所以，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可以说是一个领地的“产权明晰化”过程，而产权的明晰有助于秩序与效率的提高。
从历史上来看，暴力的集中化往往也意味着暴力的大规模减少。我们前面讲到过“和平的爆发”，讲到过去几百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战争死亡人数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但是，历史上，暴力下降最显著的阶段，出现于更早的“国家革命”发生之际，即，人类从部落制、封建制、帝国制走向主权国家这一组织形式之际。这一点，大家可以看看下页这张图（图3-1）。
图3-1 “非国家社会”与“国家社会”暴力冲突死亡人数比例（每10万人暴力死亡人数）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网站）
这张图的上方，是“非国家社会”的暴力冲突死亡人数比例，下方是“国家社会”的比例。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对比非常醒目，几乎是断崖式的。以前我们想象原始社会的美好，似乎在原始社会，人们依山傍水过着美好的生活，今天采采果子，明天唱唱山歌，卢梭干脆把原始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但是，各种研究表明，原始人生活在极其残酷的暴力冲突当中，因为缺乏暴力的垄断而时时刻刻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今天墨西哥、巴西的黑帮横行，或者伊拉克、阿富汗的军阀混战，虽然不像原始社会那样彻底无政府，但也是国家能力低下的表现。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其实一个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往往未必是因为叛军多么强大，而可能仅仅是因为政府军过于软弱，无法将星星之火掐灭。这意味着，在国家能力低下的地方，叛乱分子可能只需要三五千人，在偏远处找到根据地，并且通过某种地下经济渠道获得财源，比如鸦片、矿产、石油，就可以将一个国家拖入长期的内战，把一个小伤口变成大面积的感染。而那些国家能力强大的国家，往往能够在叛军崛起的源头就将其剿灭，从而避免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也就是说，国家能力是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一只生病的羚羊完全可能在虎口之下逃生，只要那只老虎病得更严重就行。
“国家”的第二个重大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这一点应该说非常容易理解。国家是暴力机器，但不仅仅是暴力机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我们赋予国家很多功能。古代的时候，老百姓如果被偷被抢，或者家里人被打被杀，可能会去告官，但是通常而言，老百姓不会因为孩子上不起学而跑到官府门前去要求“受教育权”，也不会因为看不起病而要求政府提供“医保”。现代国家就不同了，你上不起学找政府、看不起病找政府、失业了找政府、门口路坏了找政府、失火了也找政府，甚至连邻居家装修太吵了，你可能都会拨打“市长热线”。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对政府有这么多要求，它如何做到？显然，只有那些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国家才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当然不是说，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政府一定会把钱花在公共服务上，或者一定能把钱花得合理，但是征税能力是公共服务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一点恐怕没有争议。我们常常羡慕北欧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税收占GDP接近50%的财税能力。很多国家的民众羡慕中国的高铁、中国的基础设施，这背后同样是政府巨大的财政能力和组织能力。
相比之下，那些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它们的财政和组织能力都非常低下，结果就是政府对很多公共问题一筹莫展。举一个公共健康问题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疟疾是一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尤其是在非洲，每年都有几十甚至几百万人因此丧生。但是，这个病的防控从技术上而言，并没有那么难，只要家家户户都挂上含有防虫剂的蚊帐，这个病的传播率和死亡率就会大大下降。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很多非洲政府就是拿不出买蚊帐的钱，只能看着本国无数民众尤其是儿童白白死去。一个国家没钱造航母、造原子弹还可以理解，但是蚊帐都买不起，这就是国家能力低下带来的悲剧。直到最近，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非洲的蚊帐普及率才显著提高，疟疾的死亡率也下降了一大半。
“国家”视角解释的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的市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常识。但是，市场自由是怎么来的？以前人们简单地认为，市场自由就是摆脱政府，就是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捆起来，然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开始工作。于是，就有了效率的提高、经济的繁荣，这就是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但是，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是这么简单，不存在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所谓市场自由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就像交通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警在维持秩序。
最简单而言，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产权保护，那么，谁来保护产权？虽然政府有各种可疑之处，但是通常而言，它比街头那些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胳膊上刻着刺青的黑帮混混要靠谱，因为它的时间视野通常比黑帮混混要长——黑帮混混今天还在斗殴，明天可能就被打死了，但是政府不能不管明天。
因此，我们去买房之后，都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了，还要去领一个房产证。如果市场只是“自发秩序的扩展”，那我们拿到房子，交易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只有房管局给我们发了房产证，我们心里才会踏实，对不对？为什么只有拿到政府发的这个小本本，我们心里才踏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政府盖了章的小本本，意味着我们对这个房子拥有的所有权利，至少从法律上而言，从此有了一个暴力机器的保护。
而当政府不具备暴力垄断能力的时候，这种对产权的踏实感就不复存在了。在巴西，很多富人过着像囚犯一样的生活。为什么？因为黑帮盛行，政府又干不掉它们，富人随时被抢劫、被绑架，甚至被杀害，于是，富人的房子常常是安装双重钢铁门、电网、保安塔、远程监控系统，甚至还有无人机来回巡逻。上次课谈到的墨西哥是另一个例子。墨西哥有个城市蒂华纳（Tijuana），被称为“世界谋杀之都”。这个城市在20年前，还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经济繁荣、游人如织，但是，由于黑帮坐大，到处敲诈商铺、餐馆、酒店，慢慢地，各种店铺都逐渐关门，一个曾经繁华的旅游城市凋零为一个空空荡荡的鬼城。而这恰恰是国家能力缺失造成的局面。
除了产权保护，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对经济发展可以起到更大的引领作用，它不仅仅是保护产权的警察，还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前面我们讲到，“东亚奇迹”的出现带动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兴起。中国的崛起，则被视为是这一理论的又一例证。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写了一系列的书，试图说明所有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过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阶段。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比如林毅夫教授，也提出“有为政府”的概念，以此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此类理论也存在着很多争议。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because of政府干预，多大程度上是despite of政府干预，也有很多争论。大家以后可以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国家能力的历史投影
所以，总结一下，国家能力很重要：它缔造秩序，它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提，它保护产权以促进经济发展，它甚至可能还是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动机。在各种研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而是这种重要性的可持续性。我读过一篇文章，在比较了德国被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和没有被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后，作者发现，在当代，前者比后者明显经济更发达，作者的结论是：这种经济水平差异与罗马统治史有很大关系。
大家可能觉得纳闷，罗马帝国已经灭亡快1000年了，怎么能影响当代的经济水平？可是，这个研究却说，当然能影响，因为只要是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就会修建发达的道路系统，而道路系统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这个地方的商业发达程度、城市形成密度，从而通过一种滚雪球效应，影响该地区以后近1000年的历史。
国家能力不但重要，而且其投影极其漫长。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研究有很多，比如，有研究越南不同地区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同地区的，甚至非洲不同地区的，结论都大同小异：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国家建构比较成熟的地方，其治理表现通常更优越。在这些文章里，有一篇干脆题目就叫“帝国死了，帝国万岁”。
所以，新的政治趋势会带来新的政治学潮流，“重新带回国家”激活了政治学的理论想象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谈论政治现代化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民主转型。站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传统下，这一点尤其可以理解。但是，从长线历史的角度而言，更重大的政治革命可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国家革命”。只不过，相比民主革命，因为“国家革命”的发生距今更加久远，所以我们反而容易忘记它的价值。
现在，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一个国籍，“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赞比亚人”等，所以，我们很容易把“主权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但事实是，同时获得外部和内部承认的、稳定的暴力垄断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在此之前，人类已经在部落、城邦、帝国、封建制、贵族领地、哈里发等政治组织形式中摸索了几千年，最后才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安营扎寨。
也恰恰因为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这个过程艰难、脆弱，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永恒的逆水行舟。对很多国家来说，它们至今还在这个过程中苦苦挣扎。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构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家能力”也是起起落落。这一点，大家对比一下汉朝和魏晋、初唐和晚唐、清初和清末，都会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当作最理所当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击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只是海市蜃楼。
16.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战争
前面我们谈到，国家能力虽然未必越强越好，但是强大的国家能力非常重要。很多国家，正是因为国家能力的低下，出现持续的冲突、公共服务水平低下以及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国家能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的国家国家能力非常强大，而有的则软弱无力？在接下来的几讲中，我想谈谈这个问题。
这一讲，我想讨论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意外的因素——战争。
说到战争，我们可能都有会一种本能的反感。毫无疑问，战争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可以说罄竹难书。但是，一个反讽的历史事实是：在很多层面上，战争又是现代文明之母。战争加速了科技发展，远至铸铁技术的进步，近至核能源、计算机、超声波等技术的开发和发展，都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争还是现代金融之母，因为打仗要钱，在王室税收有限的情况下，各路人马不得不进行金融创新，于是有了债券，有了汇票，有了抵押贷款，有了中央银行。战争甚至还催生了现代民主，为什么？同样是因为打仗要钱。国王要钱而王公贵族不想给，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贵族们说：行，你要钱可以，你得让我们成立一个议会，凡事得通过议会和我们商量才行。这就是代议民主的最初起源。所以，战争加速科技进步、塑造现代金融、催生代议民主，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的则是，战争还缔造国家。
战争推动政治结构“中央集权化”
战争缔造国家，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淘汰过程中，战争强化那些幸存国家的国家能力。当然，这个观点不是我个人的发现，而是一批学者的看法。学者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言就是：“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Wars made state, states made wars.）虽然蒂利的主要分析对象是欧洲国家，但是，他的分析对于其他地区同样有参考价值。
为什么说“战争缔造国家”？蒂利的这个观点发端于一个“转型之谜”：西欧国家在1500—1800年左右的这几百年时间里，经历了一个政体形态的“巨变”。什么巨变？就是西欧国家普遍从“封建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体制”。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类似的“政体转型”，即所谓“周秦之变”：封建制的西周，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慢慢转变为中央集权的秦朝。只不过，在中国，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多年前，而欧洲的“周秦之变”要晚一两千年，且转型的深度比中国要小得多。可以说，西欧1500—1800年左右的政体形态变化，是一个迟到的、弱版本的“周秦之变”。
从封建体制到中央集权体制，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权力从蜂巢结构走向了金字塔结构。
在封建体制下，所谓“领主的领主不是领主”，意味着整个王国的结构是一个一个蜂巢，国王能命令贵族，但是不能直接统治老百姓。但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间接统治变成了直接统治——国王打破了贵族这个中间层，直接向国民征兵、征税，当然也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蜂巢结构的壁垒被消解了，整个国家融合为一个整体的金字塔。
当然，国王和国民之间也有一些中间的官僚，但是官僚是国王任命的，是国王的代理人，不像贵族，贵族成为贵族，是因为他爸爸是贵族，不需要每次都由国王任命。所以权力的来源是不同的，听话程度当然也不同。换个更形象的说法，封建体制下贵族是权力的股东，而中央集权体制下官僚是权力的经理人。显然，政治结构的中央集权化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增强。
其实，要理解欧洲的这场巨变不难。大家想一想，一般说起欧洲最“厉害”或至少最“知名”的国王，我们通常会想起谁？法国的路易十四、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等，对不对？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出现在16—19世纪。16世纪之前的欧洲国王，我们想得起几个来吗？印象比较模糊，是不是？模模糊糊想起“失地王”约翰，被贵族打得满地找牙，不得不签订《大宪章》那个。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雪地跪求教皇原谅那个。最多是查理曼大帝，但是他所创造的帝国很快陷入分裂……总之，16世纪之前，我们想不起几个形象特别霸气的欧洲国王来，和16—19世纪这种群星璀璨的国王画卷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记忆会有这种反差？简单来说，就是封建制下，国王不那么重要，只有在中央集权化的体系中，国王才变成一个傲视群雄的“帝王”形象。
面对这场巨变，蒂利的问题是，或者说，很多学者的困惑是：为什么？为什么在欧洲持续了1000多年的封建体制会走向瓦解，而新的中央集权体制会在“制度竞争”中胜出？蒂利的答案是：战争。
大家可能会说，战争不是古已有之吗？为什么16世纪之后，战争会构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是因为，尽管战争古已有之，但就欧洲而言，16世纪之后，战争的烈度和频度大大上升。之前，欧洲也有王位继承战争、领土争端战争，但是16世纪之后，宗教改革带来了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引发了殖民争霸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十年战争——这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战争直接或间接导致了800万人死亡，放在当时的人口基数中，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并且，军事技术的进步又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以前一支弓箭也就射死一个人，现在大炮则可以一发打死数十人。
所以，战争的密度和烈度在上升，这和国家建构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当战争还比较温和时，封建的政治结构还能支撑战争的展开，但是当战争越来越激烈，只有对国家进行“中央集权改造”才能打赢战争。封建体制下是怎么打仗的？国王征召贵族，贵族征召骑士，骑士拉上农民。这些本质上是“民兵”的组织自备干粮、带着锅碗瓢盆就出发了，打到一半，可能还得先赶回老家去收割庄稼，然后再回来接着打。这还是国王运气好的时候，运气不好的时候，贵族拒绝出征、拒绝出钱，甚至转过身来一巴掌把国王拍个半死。大家知道，这就是英国《大宪章》的来历。所以，封建体制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战争体制。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一：常备军建设
于是，战争“倒逼”政体形态变革。
首先，最显然的，是战争推动了常备军的建设。今天我们可能觉得，一个国家有一个军队是天经地义的事，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军队。别说活人的军队，就是死人的军队我们也有，著名的兵马俑不就是这样一个给死人陪葬的“军队”？
但是在很多国家，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在西方的封建体制里，军队不是国家的，本质上是贵族的，只不过时不时“借给”国家用而已。国王因为总是缺钱，也养不起一支大规模的职业军队。直到美国建国，在制宪会议中，争吵得最激烈的话题之一，还是要不要建立常备军。在当时很多美国人看来，为什么要建“常备”军？打仗的时候你召集军队我还可以理解，不打仗的时候你养一支军队干吗？是要镇压老百姓吗？所以，在他们以前的政治传统中，国家军队是非常可疑的机构。
可是，当战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怀疑就变得越来越奢侈了，因为临时起来拼凑的军队越来越不管用了。一开始，各国的“制度创新”还不是建立常备军，而是大量使用雇佣军，相当于用市场机制解决兵源问题。比如著名的瑞士长矛兵团，那是真正的国际战士，谁出钱帮谁，今天帮法国打普鲁士，明天帮普鲁士打法国。但是，慢慢地，国王们发现雇佣兵也不够用了，因为战争扩大到一定规模后，不再是几百人几千人参战，而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参战，这时候靠雇佣兵打仗就越来越不现实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钱烧不起。而且，雇佣兵“人尽可夫”，缺乏政治忠诚，也会影响战斗力——大家想想，如果一个士兵打仗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在保家卫国，他可能会很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死不旋踵”，但是如果他打仗的时候满脑子想的是，“对面那个国家会不会出价更高”，他就很容易心猿意马，对不对？
所以，到18世纪末，雇佣军慢慢就被淘汰了。更稳定、更庞大、更忠心耿耿的常备军登场了。蒂利的书中有统计，1500年，法国的武装士兵只有18,000人，但是到了1850年，变成43万人；英国同一阶段则是从25,000人变成20万人；俄罗斯的士兵则从1600年的35,000人变成85万人。常备军的出场，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化最重要的一步。此前，国王和贵族的力量在很大意义上是对称的，此后，这种对称性就不复存在了。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二：中央财税机制
战争增强国家能力的第二个机制，是促进现代“财政国家”的建立。
在封建体制下，老百姓当然也要交各种苛捐杂税，但是，通常而言，他们主要不是交给国王、政府，而是交给领主、教会。当然，贵族也要向国王交税，但是贵族的税基和全民的税基，覆盖面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贵族的谈判能力和普通民众完全不同。贵族有武装、有骑士、有民兵，而国家没有常备军。而且，贵族数量相对少，所以组织成本低，他们联合起来对抗国王的难度远远低于农民组织起来对抗国王。
所以，在封建体系下，国王向贵族收税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基本上是看贵族的心情——心情好，就多交点；心情不好，就不交了。国王如果不服，还经常被吊打。你们看英国王室早期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国王被贵族、教会轮番吊打的血泪史。中世纪的时候，英国王室还经常以巡回法庭的方式到全国各地去断案，收点断案费，也算是创收项目了。
但是，16世纪后，随着战争的加剧，这种“化缘”式的财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这一点不难理解，无论是转型早期的雇佣军，还是后来的常备军，没有钱，怎么养？像普鲁士的常备军，1640年只有2000人，但是到1786年增加到20万人，没有扩大的、稳定的财源，怎么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军队？
还有装备升级。古代打仗常常是近身肉搏战，所以贵族购置几匹马、一身盔甲、举着刀枪就能冲锋陷阵了。近代战争则需要使用大炮、各种火器火药，甚至需要战舰，这种装备常常只有靠“举国之力”才能供应，像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就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砸锅卖铁砸出来的成果。除此之外，还有军事训练。以前打仗主要靠贵族临时征召，出则为兵、入则为农，现在战争越来越激烈，就必须专门花个几年培训职业士兵才可能打赢，什么西班牙大方阵、什么瑞典线性阵线，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才可能奏效，而长时间、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也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