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

从这次课开始，我们进入了下一个课程主题——政治文化。

在政治学中，有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制度变迁？前面讲民主转型的时候，我提到过，过去两三百年，全球的制度变迁进入一个加速度变化的进程。在古代，尽管王朝不断更替，但是制度却很少发生根本性的变迁，无非是这个朝代姓刘，那个朝代姓李，但是无论姓刘姓李，王朝的权力结构是类似的，制度本身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到了近现代，变迁的就不仅仅是王朝，而是制度本身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清王朝遭遇西方枪炮时，李鸿章说，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种制度变迁在世界各国逐渐显现出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展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彻底改写了世界政治图景。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空前的制度变迁？

原因当然很多。我们前面提到过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简单来说，这个世界的“老大”是谁，深深影响历史的前进方向，因为“老大”会试图在全世界复制自己的形象。经济发展也是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因素——政治学中有一个理论叫作“现代化”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经济现代化会带来政治民主化，因为经济发展了，资源丰富起来，权力不必高度垄断，民主也就有了物质基础。此外，政治精英的改革魄力也是一个常见的解释——根据这个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转型？因为开明君主高屋建瓴，看清了历史的方向，决定顺势而为。

这些因素当然都非常重要。不过，这次课，我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观念。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图4-1　1987年1月14日，首尔大学学生朴钟哲的死，进一步促发了韩国社会的民主抗争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1]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 * *

[1]Byeong-Chul Park, “The Korean student movement: the mobilization process,” William & Mary Dissertation, 1989.

22. 何为民主文化？泰国困局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推动民主转型的观念动力，这次课，我们再往前走一步，谈谈民主稳固的文化基础。

注意，在比较政治学当中，“民主转型”和“民主稳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动力、机制和结果都不同。相对而言，“民主转型”更容易出现——它可能因为观念变迁或者经济发展出现，但也可能因为一场战争、一次经济危机、一个领导人的去世或者一次政变等随机性的因素而发生，但是“民主稳固”则要艰难得多，它往往需要各种结构性或者文化性的条件，比如需要各方政治势力具有妥协精神，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国际条件等。这就像一个人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并不需要很多条件，甚至可能一时兴起就去了，但是要以较好的成绩跑完马拉松，条件就太多了，你得有体力、有耐力、有策略、有训练、有相关的安全知识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可能有“偶然的民主转型”，但是没有“偶然的民主稳固”。

上次课我们讨论转型的观念动力时，使用的案例是韩国，这次课我们讨论民主稳固的观念基础，或许可以观察另一个亚洲国家——泰国。

泰国的政变之谜

现代史上，哪个国家发生政变的次数最多？

说实话，如果不是学习政治学，我怎么也猜不到是泰国。我们都知道，泰国基本上是个佛教国家，90%以上的国民是佛教徒，而佛教徒通常以安静祥和著称。事实上，泰国常常也被称为“微笑之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泰国旅行，我曾经去过一次普吉岛，普吉岛上的泰国人确实是印证了我心目中的佛教徒形象。他们对陌生人非常友好，经常是双手合十，一句温柔的“萨瓦迪卡”问候得你心都化了。

但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微笑之国”，居然成为现代史上政变最多的国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以来，泰国已经发生过21次政变，其中13次是成功的政变。也就是说，平均4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政变。说实话，看到这个数字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泰国的中学生好惨，他们背历史的时候怎么背啊，21次政变，这要考试的时候不出错也太难了。

不过，这里需要做一个说明，我们一听说“政变”这个词，往往会想到刀光剑影、血流成河，但是，其实很多政变是不流血的。泰国历史上的多数政变也是不流血的，包括2014年这次，也就是最近的一次。像印尼的苏哈托那样，政变完了杀几十万人，或者阿根廷那样，政变之后展开数年的“肮脏战争”，这在泰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泰国人的温柔，甚至可以说反映到了他们的政变里。

泰国那么多次政变，并不是每次推翻的都是民主政权，因为有时候是一个军政府推翻另一个军政府。但是，至少就过去四五十年而言，除了一次以外，所有政变推翻的，都是民选政府。2014年，政变推翻的是民选的英拉政府；2006年，推翻的是民选的他信政府；1991年，推翻的是民选的差猜政府；1976年，推翻的则是刚刚建立三年的民主政府。可见，在当代泰国，真正困难的，不是推动民主转型，而是实现民主稳固。转型本身对泰国人来说并不难，人家南非人奋斗五十年才推动一次民主转型，泰国人信手拈来就转了四五次。简直可以说，他们是一言不合就民主转型，但问题是，再一言不合，又民主崩溃。

为什么？为什么民主政体难以在泰国站稳脚跟？是因为军队过于强大和野蛮，以至民主难以维系吗？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是，大家反过来想一想，泰国不断在军人执政和民主政权之间摇摆，也恰恰说明军人政权没有那么强大。因为如果真有那么强大，那就不需要那么多次政变了，一次就搞定了，对不对？它能够允许民主转型不断发生，恰恰是因为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垄断权力。事实上，泰国2014年和2006年的政变，正如埃及2013年的政变，军队并非真正的主导者，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在政治对峙已经造成局势失控的情况下出来收拾残局而已。

那么，为什么泰国的民主总是难以沉淀？这个问题可以从无数个角度去谈，社会结构、政治传统、经济模式等，不过，这次课，我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我想借着泰国的民主困境，确切地说，泰国21世纪初的民主困境，来谈谈什么是民主文化。

参与精神=民主文化？

什么是民主文化？什么样的文化最有利于民主运转？关于这一点，比较政治学里面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比如，一个著名的理论，叫作“社会资本”理论，其代表性学者是帕特南（Robert Putnam）。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丰富与否，决定了它的民主能否走向稳固和良性运转。什么叫“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自发结社的习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很多人习惯于通过自发结社来解决问题，民主就容易走向稳固。为什么？因为自发结社培养公民的参与感、责任感、协商精神、合作精神等，而这些习性对于民主的落地生根都至关重要。哪怕这些社团并非政治性社团，而只是——比如说，读书会、爬山社、减肥小组，甚至广场舞大妈团体，它也可能通过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而给民主的运行提供润滑剂。

除了“社会资本”理论，另一个近年颇受关注的“民主文化”理论是“后现代文化”理论，其代表性人物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英格尔哈特。根据这个理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模式从前现代模式抵达现代工业模式，然后再穿越现代工业模式抵达后现代模式，也就是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为主的模式，“后现代文化”就容易出现，而这种文化最有利于民主的运行。

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工业经济强调流水线、纪律感、集体性、整齐划一，而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则要求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表达欲。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自主的个体选择去塑造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民主就越可能出现和稳固。他甚至通过数据回归分析，给这种可能性做了非常精确的计算。他的结论是：当一个社会30%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形式上的民主倾向于出现；而当一个社会45%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实质性的民主倾向于出现。当然了，社会科学家给的这些精确数字，大家参考一下就行了，不必过于较真儿，毕竟社会科学家也不是星相大师，不能指定民主转型的黄道吉日。

可以看出来，不管是“社会资本”理论，还是“自我表达”理论，其实都强调一点——参与精神。毕竟，民主和威权的最根本区别，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很多人说了算。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都不关心公共生活、不参与政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民主不可能运转起来。政治参与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可以是投票，可以是参加竞选动员，可以是上街游行或者签署请愿书，还可以是游说活动……甚至可以是写文章、转发文章、点赞跟帖。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围观就是力量。当然了，用更新的网络语言来表达，就是“吃瓜就是力量”。其实没错，吃瓜就是力量。无论是政治家的监督、政治议题的设定，还是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往往都需要民众广泛的参与，而虎视眈眈就是参与的一种形式。

泰国民众的政治激情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参与精神是民主运行的根本性文化条件，那么泰国的民主屡屡崩溃，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文化中缺乏参与精神吗？其实，对过去20年的泰国政治史稍做了解，就会意识到，情况绝非如此。事实上，在当代泰国，不但整个社会不缺乏政治参与感，甚至可以说政治参与感过剩。要理解泰国人的这种政治热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代泰国政治极简史。

要讲述这个极简史，必须首先提及一个人物，泰国前总理他信。可以说，他是理解当代泰国政治的一把钥匙。这是个什么人呢？长话短说，他是一个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亿万富翁。泰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所以他信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和农民的各种倾斜，比如，给粮价提供大量补贴、给农民提供大量优惠贷款、在农村兴建各种乡镇企业等。

这些政策是好是坏，不是我们这次课要评述的内容，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就是这些聚焦于农民和农村的政策，得罪了很多城市中产阶级，因为这些政策不但将更多资源导向了农村，而且将政治权力的重心从中产精英转移到了农民手里。这些城市中产和精英对此难以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种间接的贿选，或者说政治腐败，他信以各种动听的名义给农民发钱，而农民把他选上台。

在此需要说明一点，相比很多其他国家，泰国的精英阶层是比较保守和右翼的。历史上，它的周边国家，像柬埔寨、老挝、越南，都发生过轰轰烈烈的左翼革命，但泰国却基本上绕开了这个浪潮，很可能与精英的保守主义倾向有关。

以上是背景。现在我们来看看过去20年泰国发生了什么。2001年，他信赢得大选，到2005年，他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地完成一个任期的民选领袖，并又以压倒性优势重新当选。看上去，似乎泰国的民主终于步入正轨了。然而，2005年后，泰国民主的命运急转直下，政治进入过山车模式。

第一次危机，是2005—2006年。他信的农村民粹主义早已得罪了一批城市阶层，到2005年，反对他的情绪终于有了一个爆发的导火索。当年，他信家族把一个企业卖给了一家新加坡公司。反对派认为这次收购事件涉及腐败和逃税，支持者则认为这完全是一场正常的商业交易。不管怎么说，这个事件点燃了泰国人的反他信热情，一场浩浩荡荡的反他信运动就此开始，著名的黄衫军登上历史舞台。经过近一年的抗议示威，军队坐不住了，2006年9月发动政变，他信从此流亡海外。当然，他信的支持者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也组织动员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红衫军。

图4-2　黄衫军游行示威

从此，泰国的政治对决大幕拉开。黄衫军的主要构成是城市精英阶层，而且媒体、法官、军队甚至王室大体而言都站在他们这边，阵容非常强大。但黄衫军有一个弱点，而这个弱点在民主社会中恰恰是致命的——人数。毕竟，红衫军的核心成员是农民，而农民占泰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所以，红衫军什么都占劣势，但是他们人多势众。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无解的政治对峙。为什么无解？因为民主的两种逻辑在泰国这里打成了死结：一种是选票逻辑，就是多数说了算；另一种则是街头逻辑，谁呐喊的嗓门大，谁说了算。在选票逻辑下，红衫军是赢家；在街头逻辑下，黄衫军是赢家——毕竟，黄衫军生活在大城市，更容易动员起来占领街头。你可能会说，既然民主的核心机制是选举，那还是应该选票说了算吧？但是，当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涌上街头，愤怒地发出呐喊，你能说那不是人民的呼声吗？

图4-3　红衫军在街头游行

所以，选票逻辑和街头逻辑的这个死结，注定了泰国政治的困局。2006年，虽然他信被赶跑了，但是他的势力还在。2007年大选，被视为他信代理人的沙马克当选。黄衫军又不干了，轰轰烈烈又上街了。泰国法院以沙马克参加一个厨艺节目、有利益冲突为由，解除了他的总理职位。只在台上待了9个月，沙马克就下台了。

沙马克下台了，没关系。他信又有了一个新“马甲”，他的妹夫颂猜。2008年9月，颂猜通过议会选举上台，他信的势力又一次卷土重来。于是，黄衫军又一次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他们围困了议会，将几百名议员变成人质，颂猜本人不得不从议会的后门逃跑。最终，宪法法院解散了人民力量党，只在台上待了3个月，颂猜被迫辞职。

这下黄衫军终于迎来了春天。宪法法院解散人民力量党并禁止其领导人从政后，2008年12月，黄衫军阵营的领导人阿披实终于被任命为总理。然而，这个“春天”非常短暂。为什么？大家肯定猜到了，红衫军不干了。对于红衫军来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的人选上去，而你们一次又一次作废选举结果，现在你们想要岁月静好？没门。于是，红衫军又挑起了抗议的大旗，要求重新组织大选。抗议不断升级，最大的一次冲突导致近百人丧生，数千人受伤。阿披实本人的汽车也直接被红衫军攻击，差点未能逃生。最后，阿披实不得不宣布接受提前大选。

2011年大选的结果怎么样？大家恐怕猜到了。他信的第三个“马甲”，他妹妹英拉，又一次胜选。这里不得不感慨一下，他信一家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太有韧性了，前仆后继地去当总理。只可惜，虽然英拉温柔又亲民，也不能拯救她的哥哥。她上台后，可以说把她哥哥在任时的剧情又原封不动地演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