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的松田真实

照片中的圆脸女童身穿红色上衣，头发乌黑，戴着一顶小红帽。她应该正在参加运动会，表情有些紧张。

在另一张照片中，她戴着一个报纸叠成的头盔，望向镜头的眼神满怀信任。旁边是一面鲤鱼旗，应该是在端午节[1]那天拍的。这张照片拍摄不久后，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这个年仅四岁的大眼睛女孩永远失去了未来。

自从开始采访，我就无数次地端详这些照片。这是我与女孩的唯一交集。她是个怎样的孩子？说话声音什么样？喜欢什么游戏？我都不知道。我很想去采访她的亲人，却连他们住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在北关东的案发地待了一个月，忙于“足利事件”的同时，也不忘对另外两起菅家已经供认却不予起诉的案件展开调查。他明明供认了三起案子，为何只起诉了一起？我询问了当时的一位侦查员，他站在玄关低声回答：“唉，菅家太可怜了，三起案子都起诉的话，就得判死刑了……”可如果真的是他杀害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判处死刑不是罪有应得吗？侦查员没底气的语气令人生疑。

最初发生的案件是一九七九年的“福岛万弥事件”。当时，五岁的万弥在市内一个神社失踪。人们再次发现她已经是六天之后。在渡良濑川河岸搜查的警察发现芦苇丛中有只旧帆布背包，包口微开，露出一个孩子的脚踝。那就是福岛万弥。她只穿着内衣，无外伤，是窒息死亡。

我先去了福岛万弥失踪的八云神社。神社内立着一棵高大的银杏树，绿意盎然，十分幽静。当时的福岛家与神社比邻，但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福岛家早已被拆，成了一个停车场。我不知道他们搬去了哪里。

我在周围到处打听，不一定有用，可这是唯一的办法。我走进一家餐馆，老板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新住址，却告诉我一个新的消息——小万弥的亲戚常来这里用餐。我找到了小万弥亲戚工作的地方，跟他见了面。

对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万弥的家人已经不想再提这件事了。”我仍然恳求他转告万弥的父亲。后来万弥的父亲总算答应接受采访。我心里很清楚，事情已经过去太久，这次采访可能不会有什么收获。但为了不让这一丝微弱的线索中断，我还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万弥的父亲福岛让依然清晰记得最后见到女儿的情景。

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中午，福岛先生从工作单位骑自行车回家吃饭，在八云神社看到了独自靠着围墙的万弥。神社内院一直是她的游乐场。万弥一见到父亲，立刻展露笑颜。福岛先生跟女儿说了会儿话。

“我跟她说：‘万弥，要吃饭喽！’说完我就进屋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万弥当时笑眯眯的。那时我要是把她带回家该多好啊。”福岛先生十分悔恨。

案发后的第十三年，有警察来联系他。“警察告诉我，一个叫菅家的男人被逮捕了，他招供了关于我家孩子的事情。那个年长的刑警对我说：‘太好了，抓到凶手了。’可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再没有人告诉我。”

对家属置之不理的情况在日本刑事案件中一直很常见。

我问福岛先生如何看待足利市发生的三起杀童案。

“这么一个小地方，会对小女孩下手甚至杀害她们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怎么会有人毫无人性地做出这种事呢？”说完他深深叹了口气。

万弥的母亲已经亡故。

警察当时拿走了好几张万弥的照片，说用于办案，至今仍未归还。家里仅存的一张照片上，眼神有些落寞的万弥有张圆圆的脸，与父亲长得很像。

“她笑起来很可爱，是个很活泼的孩子。”福岛先生有些失神地说。

“福岛万弥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年，即一九八四年，五岁的长谷部有美在被家人带去的弹珠游戏厅里失踪了。那天下午五点之前，母亲还见到有美在游戏厅门口玩耍，之后便下落不明。现场既无目击者，也无人听见哭喊声。一年零四个月后，有美在距离游戏厅两公里外的一块农田中被发现，彼时她已经成了一具白骨，死因不明。

小有美的父亲站在玄关看着我的名片，低头说道：“事到如今你还想问什么？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这事。听警察说，凶手抓到了。他们做得很好。我们虽然恨凶手，可带有美去游戏厅的是我们，我至今仍十分自责……”

发现有美遗体的那块农田的主人十分同情有美的遭遇，在田间种了桃树，每年春天，桃树总会开出艳丽的粉色花朵。

菅家在审讯时供认了万弥与有美的案件，之后却翻供了。两起案件最终不予起诉。

然而，当时警方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与媒体报道却深深影响了民众的判断。我在足利市街头采访时，发现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三起案件已经全面侦破，甚至部分家属也深信不疑。

唯一被起诉的“足利事件”是如何审判的呢？

一九九二年二月，宇都宫地方法院进行初次公审，菅家承认全部起诉内容。同年十二月的第六次公审，他却推翻了之前的供述。“审讯的刑警实在太可怕了，我就说了谎。”面对菅家在公审中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的辩护律师都乱了阵脚。

到了这个阶段，自供加物证的双重证据保障已失其一，可是供述调查报告并不容易推翻，连辩护律师都质疑菅家的否认是为了寻求减刑。翌年一月的第七次公审中，辩护律师提交了一份菅家再次承认供述内容的上申书。

我一向认为“上申书”这类定义不明的文件不可取。明明没什么法律依据，大家却认为它是“自己主动向上级机关提交的证明”，仿佛在告诉大家：“无人逼迫，我是主动说明情况的，这就是证据。”

可是，提交了上申书的菅家在六月的第十次公审中再次否认了供述。

即便如此，侦查人员坚信不疑的物证——DNA型鉴定——仍然是难以攻克的高墙。

“DNA型鉴定”到底是什么？坦白说，此前我也一窍不通。当听到警察说，“通过DNA鉴定，凶手在现场残留的血迹与嫌疑人一致……”，我就会认为“嫌疑人一定是凶手”，对“DNA鉴定一致=凶手”的公式深信不疑。

其实，这种认识大错特错。

请大家注意，我在上文提到的是“DNA鉴定”，而非本书一开始便多次出现的“DNA型鉴定”。加上“型”字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种鉴定形式就像血型鉴定，以型号分类，即按DNA型将人们分组，再进行识别。

如果一个人的DNA型与凶手相同，只能说明他有可能是凶手，因为其他人也有可能是同一型号，不能断言“他就是凶手”。大家总以为DNA型是侦查工作的直接证据，实际上并非如此。与血型相比，DNA型的种类更多，型号一致无法指认凶手，但只要当中有一点差别，就是证明清白的关键。也就是说，DNA型鉴定结果只能作为无罪而非定罪的证据。

另外，“DNA几乎一致”这样的报道本身就是错误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一致或不一致。

我拜访了大学教授、DNA型鉴定专家以及熟知相关知识的律师，查阅了艰涩难懂的专业书籍，才终于厘清了“足利事件”DNA型鉴定的前因后果。

“足利事件”的DNA型鉴定是在案发的第二年，即一九九一年实施的。

凶手的样本是前面提到的被害人衣服上附着的精液，对照样本是菅家丢弃的纸巾上的精液。

县警察局将这两个样本交给警察厅的附属机构科警研进行鉴定（顺便说明一下，另一机构科学搜查研究所，即“科搜研”，则是日本各都道府县警察局的附属机构）。当时被调到栃木县警察局担任本部部长的山本博一，在“一一七号”事件中，就是通过DNA型鉴定确认被害人身份的，因此他非常信任科警研的DNA型鉴定。

科警研在“足利事件”中采用的DNA型鉴定方法是“MCT118法”。这是科警研自主引进的方法，如今已不再使用。我择其要点简略说明此法。

人体细胞中有个细胞核，内部存在DNA。DNA遗传自父母，由碱基构成，碱基的排列结构因人而异。通过查明该结构重复的次数，便可完成个人识别，这项技术就是DNA型鉴定。而要实施鉴定，用普通的显微镜是办不到的。为了观察DNA，科警研使用了电泳装置。这个装置中最关键的是被两块玻璃夹着的果冻状物质，即聚丙烯酰胺凝胶（Polyacrylamide Gel），简称“凝胶”。

鉴定时，先从血液等人体样本中提取DNA。但提取的量不足以用来鉴定，需要通过“PCR增幅”技术让目标DNA数量增加，再用吸管将增量的DNA滴在凝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