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渡良濑川沙洲祭拜的被害人家属

要报道“足利事件”，我必须再见一些人——松田真实的家人。

我看过案发当年的新闻报道，小真实的父母并未接受媒体采访，但媒体拍到了他们在葬礼上悲伤的身影。

他们如今应该在某个地方安静度日。一想到要把他们再次卷入旋涡，我就不由得产生抗拒。可是，要准确报道这件事，必然会出现被害人的姓名与照片，我必须得到家属的理解。

倾听最微弱的声音，这是我采访的第一要则。而在这起案件中，能够代替被害的四岁小真实发声的，只有她的父母。

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松田一家，找到他们的一个熟人后，便拜托他替我转交信件。

一个凉意渐浓的秋夜，我的手机响了，对方是我一直在等的人——小真实的母亲，松田瞳女士。

慌乱中，我想要感谢她的来电，电话那头的松田女士却说：“请你不要再给我们写信了，这让我们很困扰。我们不打算接受采访。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说明这点。”

我像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就在我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措辞时，对方又开口问道：“事到如今，你还想干什么？”

是啊，为何非得从记忆深处将惨痛的往事再挖出来呢？我能理解这种痛苦。可我也知道，若就这样结束通话，便意味着报道到此为止。我只能继续说下去，希望她感受到我的诚意。

被害人与记者之间难免存在隔阂，我能做的，只是一点一点拉近和他们的距离。

通话时间在一点点延长。松田女士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那仿佛就是小真实的声音。她不再那么抵触，开始听得进我说的话。或许她也想对我说些什么。我心中抱着一丝希望，努力组织着语言。我感觉她好像要向我传达什么——然而就在此时，电话断了。

没有任何征兆，我十分愕然，仿佛被一根拉紧后突然断掉的橡皮筋猛弹到脸上。

发生了什么？

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还是提了不该提的事？我慌乱地回忆着。也许作为被害人家属，无论我问什么，她都会十分难受。我茫然地握着手机，感觉自己身处一个蜡烛燃尽的山洞，无边的压迫感向我袭来。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

第二天，我依然沉浸在沮丧的情绪中，无数次拿起手机，看着通话记录中那个未知来电提示[1]，很是不甘，仿佛手机就是那个四周被胶带缠死的铁皮盒子。

夜幕降临，未知来电的提示又出现了。我默默数着铃声，数到第五下时，按下了接通键。

手机里传出来微弱的声音。“昨天真是抱歉，手机没电了……”

我下意识脱口而出：“我一直在等您。”

那天之后，松田女士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我们终于约定在郊外的一家餐厅见面。

餐厅里播放着流行音乐，时不时传来碗盘刀叉相碰的声音，几个家庭在这里度过稀松平常的一天。一个角落里，松田女士第一次与记者面对面。

我把名片递了过去，松田女士低语道：“如今我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凶手不是早都抓到了，你为什么还要来采访呢？”

我把在电话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狱中的菅家说，这是一起冤案……”

虽然是事实，一旦说出口却变得很残忍——这大概是被害人家属听到的最糟糕的消息。

“现在才说这种话……我相信那个男人就是凶手。”

“他现在在申请再审。您去旁听过庭审吗？”

“现场有媒体，所以没去。新闻应该报道了，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松田一家遭遇过严重的报道伤害。媒体在他们痛失爱女的绝望时期包围了他们家，日夜不停地拍摄，连守灵夜与葬礼都进行了直播。

“事情发生后，我们家一直窗帘紧闭。外头都是媒体，晾在阳台的衣物挂了两个月都没能取进来。身边的人都很照顾我，从不让我看电视和报纸。”

那些日子，她的耳边总是回响着人们的质疑：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弹珠游戏厅？！

“面对媒体与社会的中伤，我背过身，不听，不说，换了住所，也换了工作。现在，我不再相信任何电视、报纸、杂志。这十七年间，我一直沉默……”

警方没有告知松田女士详细的犯罪过程。为了旁听第一次公审，他们夫妻俩去了法院，可刑警拦住他们，说：“里面媒体很多，你们最好不要进入法庭。”两人只好回去了。关于菅家的供述内容与判决，松田女士还是从我这里得知的。

“那个叫菅家的男人不是已经承认了罪行？”

“没错，他当初是招供了。”

“是他把小真实带走的吧？刑警告诉我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是骑着自行车把小真实带走的。”

松田女士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什么？自行车？不是走路吗？”

“不是，他说是让小真实坐在后座上，审判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后座？”

“嗯，就是自行车后面的那个座架。”

“不可能啊！小真实还不会坐自行车的后座呢。”

“是吗？”

“她不会坐啊。她只能坐自行车上的儿童椅。”

小真实很喜欢自行车，出事之前，家人一直骑车接送她上保育园，当时小真实还没学会坐后座，自行车上放置了儿童椅。

这是只有母亲才知道的事实。

随着交谈的深入，我们彼此对事实的了解、菅家供述内容的矛盾点、侦查工作的可疑之处都清晰起来。我甚至向她说了自己对DNA型鉴定以及没有目击者的疑惑，她也感到疑点颇多。

这时，我问出了一个最想问的问题：“小真实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我发自内心地想了解这个无缘一见的孩子。问的时候，我下意识捂住夹克的口袋，里面放着女孩们的照片。

松田女士叹了口气，说：“她很喜欢猫咪之类的小动物，家里养了两三只。有一只黑白相间，像熊猫，她睡觉时要双手抱着它……”

案发当天，小真实就是在弹珠游戏厅的停车场找一只褐色小肥猫。

“或许你会说，父母眼里孩子都是完美的，可她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四岁零八个月的时候，就已经会加减法了。”说到这儿，松田女士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我忍不住想象，脸蛋圆圆的小真实认真地掰着指头数数的样子。

松田女士手握玻璃杯，继续往下说：“为什么偏偏是她？这是命吗？那时的她就像一个小天使。我一直在想，对一个天使下手，根本不是人！小真实是那么无辜……”她的脸上浮现出无限寂寥的神情。

我在餐厅门口目送松田女士离去。是我让她回忆起了这些事；是我在一个坐满了就餐家庭的餐厅里，请求她正视案情。

可是如果菅家是冤枉的，我必须报道出来。

被害人家属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切吗？只要告诉他们，你们一直以为是凶手的人实际上是无辜的，就可以了吗？告诉他们搞错了，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

因此，必须抓住真凶，只做冤案报道就是半途而废。

我冲着松田女士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

两个月过去了。

十二月一日，冷风呼啸的午后，松田女士站在渡良濑川的堤坝上。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她不愿回想的地方，现在，她来了，右手紧握一捧粉白相间的花束。

她身边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是小真实的妹妹和弟弟，在案发两年后相继出生。

他们都知道自己有个姐姐，却是昨天才知道姐姐是怎么死的。松田女士选择告诉孩子们真相。

她的决定令我心口一紧——这一切都源自我的采访，源自我执意要追寻的真相。

在松田女士看来，接受媒体的采访毫无意义。话筒齐刷刷地伸到面前，好多相机不停地拍。“请您说一下现在的心情。”“您对凶手怎么看？”“你们为什么要带孩子去弹珠游戏厅？”……在这样的声音中，他们把家搬了又搬。可无论怎么搬，总有记者找上门来；对凶手进行逮捕、起诉、判决时，家里的电话与门铃总会响起。松田女士不愿原谅媒体，不想跟媒体再有瓜葛。

可如今，手塚扛着摄像机站在松田女士面前，摄像机上的红色显示灯亮起，机器安静地运转起来。

这个瞬间让我明白，人原来是很坚强的。

“我以前，来过一次这个地方……”松田女士静静地说。那是小真实被人们发现之后。“当时媒体在这里蹲守，警车过来时，他们就紧贴着警车。”

今天，我们要步行前往河边。

松田女士牵着两个孩子走下堤坝，沿着棒球场朝沙洲走去。望着这三人的背影，我忍不住想，松田女士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走，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将他们三人带到那根木桩前。我毫无顾忌地称作“现场”的地方，对松田女士而言，却是女儿的丧命之地。

松田女士蹲了下来。

摄像机没有进行正面拍摄，而是在稍远的位置捕捉她的身影。手塚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滨口将混音器的音量开到最大。

冷风萧瑟，枯萎的芦苇和芒草在风中沙沙作响。

出人意料的是，最先掉下眼泪的并不是母亲，而是从未见过小真实的妹妹和弟弟。

麦克风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清晰地收录了他们的对话。

“来，向姐姐打个招呼，告诉她你是弟弟。”

弟弟的眼泪滴入脚下的沙土中。

松田女士继续说：“她当时很害怕吧。天都黑了，被陌生人带到这样的地方……”

妹妹抽泣着说：“我好想见一见姐姐……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

“妈妈也不知道。妈妈好希望老天爷把她还给我。她若活着，今年也二十二了……”

松田女士将手腕上的银色手镯摘下，轻轻地放在祭奠的花束上。“就当给她过个成人礼吧……”

双手合十的松田女士双肩轻轻颤动着。她的啜泣声在流水声中依然清晰可闻。

滨口戴着耳机，眼眶泛红。

妹妹喃喃说道：“姐姐虽然只活了四年，可这四年里，她与爸爸妈妈在一起一定很快乐。所以，妈妈你不要责怪自己。我很高兴有过小真实这个姐姐……”

我仰头望天。冷冽的风中，阴云密布的冬日天空在我眼里渐渐模糊。

这样做真的对吗？

我打破了他们十七年的岁月静好，妹妹和弟弟一夜之间知道了一起他们本可以不用知道的案件，主角是他们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