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千叶监狱离开的菅家先生

根据目前的采访资料可以断定，栃木县警察局的侦查工作十分草率。现在，唯一的证据——科警研的DNA型鉴定——仍处于黑箱状态；菅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调查了美国等DNA型鉴定技术成熟的国家才知道，DNA型鉴定多用于死刑犯、无期徒刑犯的无罪证明。如前所述，DNA型鉴定结果一致，只能说明嫌疑人有可能是罪犯，但凡有一个型号数值不同，就会指向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这是证明无罪的强有力武器。

一九九二年，美国一个法律组织发起了“清白计划”（Innocence Project）运动，被判决有罪的服刑人主张无罪时，可鉴定DNA型。大学研究团队通过DNA型鉴定，已经成功证明两百多名服刑人的清白。于是，节目编导田中尚被派往美国进行相关采访。

他带回了一个案例，一名男子因涉嫌强奸杀人，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后通过DNA型鉴定证明无罪，出狱后，他成了一名律师。

美国部分州已经将相关条文写入法律，只要服刑人提出要求，就必须实施DNA型鉴定。由此可见早期DNA型鉴定技术的不成熟。

“足利事件”有没有必要实施DNA型再鉴定？我以此为主题，在新闻节目《番记者》《新闻特辑》中分别推出了专题报道《美国DNA型再鉴定》《“足利事件”中的草率侦查》。只是，这些报道依然孤掌难鸣。

要说没有挫败感是骗人的，但毕竟当时，日本尚未实施过一起审结案件的DNA型再鉴定。好在经过反复强调“应当实施DNA型再鉴定”，舆论最终指向一点：“真凶如今仍逍遥法外。”

不仅“足利事件”，整个“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采访都收获颇丰。为了采访“横山由佳梨事件”，我在与案发时间相同的七月前往群马县太田市，拜访了横山家。

横山家玄关处悬挂的七夕节[1]装饰随风摇曳。红色、蓝色、黄色……色彩斑斓的纸条上，写满了家人的思念——“希望由佳梨平安归来”。

这起连环案中，只有由佳梨至今下落不明。

父亲横山保雄低着头说：“我们只盼着由佳梨能够平安归来。我们一刻也不曾忘记案发当天的情形……”

说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房间里依然贴着由佳梨最喜欢的“美少女战士水兵月”的海报。母亲横山光子为由佳梨准备了各个年龄段的衣服，这样，不论她什么时候回来，都有衣服可穿。

由佳梨失踪那天正好是七夕，天有点阴。

他们一家原本要去商场，可是父亲无意间看到一张写着“七夕感恩日”的宣传单，横山家的命运就被这张纸改变了。

上午十点三十分左右，父母带着由佳梨和她的妹妹出门，前往宣传单上的弹珠游戏厅。这家名为“P”的游戏厅离家大约一公里，不是大型店铺，而是日本国道边上的一家小店。

由佳梨来到店里的奖品兑换台。

奖品是一盒烟花套装。父亲说要拿到这个奖品送给由佳梨，由佳梨听了十分开心。她在玩游戏的父母与奖品兑换台之间兴奋地来回穿梭，当时，她的父母并没意识到游戏厅里会有危险。

中午，母亲让由佳梨坐到店里的长椅上，递给她饭团与果汁后，又返回游戏台。不一会儿，由佳梨跑到母亲身边，对她轻声耳语了几句。

“店里太吵了，我没听清她在说什么，但听到她很高兴地告诉我，有一个很和蔼的叔叔。”

母亲警告由佳梨，不许跟陌生人走掉。由佳梨又返回长椅。

大约十分钟后，母亲不经意回头看了一眼长椅，发现由佳梨不见了。长椅上只留下了没吃完的饭团与果汁。

父母没命地在店里、停车场、附近的公园到处寻找，可由佳梨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下午两点十分，父亲到附近的巡查岗亭报案。

群马县警方从案件、事故两方面展开侦查工作，侦查员在横山家的座机上安装了录音器与信号追踪装置，一旦绑匪打来电话，便可探测他的位置。屋内还有两名便衣警察二十四小时待命。可是，毫无线索。

两天后的傍晚，警方正准备进行公开侦查时，电话响了。

室内空气顿时凝固了。

横山先生拿起听筒。用耳机监听通话的警察们以事先准备好的卡片示意横山先生：“麻烦你再说一遍”“请你慢点讲”。他们希望借此延长与凶手的通话时间，以便追踪信号的来源。当时电话局用的是纵横制交换机，而非现在的数字交换机，要追踪信号，需要人工监测大量的线路。

可是，打进来的都是骚扰诈骗电话。听筒那头的人口气都很大：“你把五千万带到濑户大桥上！”“由佳梨现在就在我手上，她被倒吊在车后头。”

太田警察局将原本的“女童失踪案对策室”更名为“诱拐女童案侦查本部”，调出弹珠游戏厅里的监控录像进行分析，发现了一名身高约一米五八、戴着墨镜与棒球帽的可疑男子。

我采访过群马县警察局的前侦查队长，他说身高可能有前后两厘米的误差，即一米五六到一米六之间。监控录像中，这个男人在店里大步闲逛，随后坐到长椅上抽起了烟，将脸靠近由佳梨，亲密地和她交谈起来。警方将该男子定为此次诱拐案的重点嫌疑人，向全社会公开了这段影像。

大家都乐观地认为能够早早破案。

然而现实令人大失所望。虽然录像与照片都已通过媒体公开，可并没有收集到有力的线索。

如今，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我决定在节目中再次使用这段监控录像，同时通过分析男子进店后的动作，制作了一段CG动画。七月二十七日，录像通过《番记者》节目向全日本播出。

一条意料之外的线索出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写信给我的是在“足利事件”现场目击到红裙女孩与“鲁邦”的松本女士。自从接受我的采访后，她一期不落地收看了我们的节目。

我看了你们的节目，看到了由佳梨案的嫌疑人，从监控录像与CG动画中清晰地了解到当时的情形。（中略）我感觉小真实案的嫌疑人在脸的轮廓与走路姿势上和他非常相似。当时我曾接受警察的问话，竭力回想过嫌疑人的样子，我的感觉不会错。

那个人就是“鲁邦”。

“足利事件”中，吉田先生说嫌疑人跟鲁邦三世很像，而这人居然酷似“由佳梨事件”中的重点怀疑对象。若把这些案件看成连环案，早该发现这一点。松本女士完全没留意过“由佳梨事件”，第一次看到这个墨镜男，却立刻发现了相似点。

我想起松本女士的丈夫说过，他妻子“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我们将松本女士请到日本电视台，让她在大屏幕前再次观看墨镜男的影像。再三确认后，松本女士坚信自己的看法。

可他到底是谁？

监控录像中的墨镜男穿了身怪异的衣服，大步在店里来回转悠，看上去是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危险人物。可与他交谈的由佳梨却一脸喜悦，还跑去跟母亲说“有一个很和蔼的叔叔”。难道影像与现实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墨镜后面的那双眼睛其实非常温柔？

我一有空就反复观看这段录像，也请由佳梨的父母尽可能地回忆案发当天的细节，整理出案件的时间线。我还仔细研究游戏厅的建筑图纸，多次去已经重新装潢的店里，尝试再现墨镜男的行动轨迹。

最终，我找到了或许可以抓住凶手的线索。

十二点二十分左右，从店里出去的由佳梨跟着母亲返回游戏厅。

下午一点二十七分左右，墨镜男从自动门径直走进游戏厅，好像去了最里面的厕所。之后，墨镜男在过道上来回走动，一直左顾右盼，似乎对周围的游戏台没有兴趣。

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莫非是在找人？

后来，墨镜男发现了由佳梨，跟在她身后，走到奖品兑换台附近站住了，抽着烟，好像在观察由佳梨。

一点三十五分左右，墨镜男靠近坐在角落长椅上的由佳梨，一边抽烟，一边跟由佳梨讲话，由佳梨开心地用手甩动着裙角。最后，墨镜男向店外的方向指了三次。

一点四十二分左右，墨镜男通过自动门走出游戏厅。

一点四十五分左右，由佳梨也离开了游戏厅。

从进来到出去，墨镜男大约花了十五分钟，在这期间，他与由佳梨搭话的时间不过四五分钟而已。

最重要的是，墨镜男对游戏台不感兴趣，明显不是为了玩弹珠而来。他进来后直奔厕所方向，完全没有犹豫。可见他熟知游戏厅的内部结构。

监控录像显示，墨镜男是在由佳梨跟母亲返回游戏厅一个小时后才进来的。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他会不会早就已经在店里了？

接下来是我的假设。

案发当天，“鲁邦”在那家游戏厅玩弹珠，之后，由佳梨一家进来了。“鲁邦”想和由佳梨搭话，可由佳梨跟父母在一起，天花板上又装了好几个监控摄像头。于是，他离开游戏厅，到附近套上一件夹克，戴上棒球帽与墨镜。也就是说，他这身在夏天看起来很诡异的装束，是为了伪装。

“鲁邦”于下午一点二十七分返回店内。他的目标是由佳梨，自然不会去关注那些游戏台。

由佳梨的父亲回忆道：“我现在才想起来，那个男人正好坐在一个死角上。我们看不到有人与由佳梨坐在一起，以为由佳梨是一个人坐在那儿……”

我再去看录像，发现从父亲的角度看过去，有其他客人挡着，根本看不到墨镜男。反而墨镜男可以借他人的掩护偷窥父亲。一个伪装的男人，在孩子父母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靠近由佳梨，短短几分钟内便成功得手。

要抓到凶手，还得再分析监控录像。

这次我们要查横山一家进店后，那天整个上午的未公开录像，注意有没有戴墨镜的男子出没。

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那天上午的监控录像。我无数次请求游戏厅的老板接受采访，却遭到拒绝，只能把我的设想告知群马县警方。

结果还是行不通。

等我终于迎来一个突破口，已经是特别报道节目播出九个月之后了。

夏日的酷热逐渐褪去，东京街头开始刮起阵阵秋风。手机响时，我正坐在新桥小巷一家烟雾缭绕的烧烤店内吃烤秋刀鱼。

“足利事件”有了最新动向。

由于宇都宫地方法院驳回了再审申请，菅家与辩护团提出即时抗告，向东京高等法院申请实施DNA型再鉴定。对此，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出具了一份名为《检察官针对DNA型鉴定申请的意见》的文件，文件里这么写道：

为识别本案短袖衬衣上的遗留精液与申请人材料之间的异同而实施DNA型再鉴定，本厅认为毫无必要，但也不反对。

也就是说，检察厅认为可以实施DNA型再鉴定。

这个信息十分重要，它不是高等检察厅的某位检察官决定的，而是经部长、副部长、检察长等领导审批，同科警研与栃木县警方协商后得出的结论。只要法院拍板，再鉴定便可开始实施。

我立刻赶回报道局做新闻快报。

十月十六日，新闻节目《NEWS ZERO》报道了《“足利事件”有望实施DNA型再鉴定》的一分钟短讯，意味着冻结十八年的“足利事件”开始解冻。新闻播出前，我特意打电话给菅家的支持者西卷女士，告诉她马上要播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在报道间看到渡良濑川的航拍镜头时，我突然有种难以言明的预感。

第二天，其他媒体开始陆续跟进。这是日本首例审结案件的DNA型再鉴定，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辩护团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冤假错案的可能性终于得到关注。

二〇〇九年一月，DNA型再鉴定终于开始了。

鉴定人由东京高等法院指定，分别是检方推荐的大阪医科大学教授铃木广一与辩护方推荐的筑波大学法医学教室教授本田克也。两位教授都是世界级知名专家，警方和检方曾多次委托他们实施DNA型鉴定。

一月二十三日，在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见证下，法院委托栃木县的大学医院将小真实冷冻保存的衬衣用剪刀一裁为二，分别交给两位鉴定人。二十九日，菅家在千叶监狱中被提取血液与口腔黏膜样本。上述的鉴定试样会被两位鉴定人带回研究室，通过最新技术实施鉴定，鉴定结果预计会在四月最后一天提交给法院。

此时，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与衫本纯子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面。“贵社对‘足利事件’展开了多方报道啊。听说还去美国对DNA鉴定做了调查。”如此开场后，检察官说明了此次决定进行再鉴定的原因。

“审判长正好对欧美法系非常有兴趣。不过，”他继续说道，“试样（物证衬衣）的状况太糟糕了，不知能否得出结果。很有可能会得出一个‘无法鉴定’的结论。如此一来，就没办法了。”

没错。小真实的衬衣被发现时，已经在河里泡了十多个小时，而且是在辩护团的提议下，二〇〇四年才被移送到零下八十度的冷冻库中保存。在此之前，它被长期放置于常温环境中，其上的DNA或许已经淡褪或劣化，作为鉴定的试样确实很糟糕。除此之外，还有人质疑，凶手的精液如今是否还残留在衬衣上。我虽然一直呼吁“实施再鉴定”，此刻却感到极大的不安。

美国法院规定，“只有可重复多次鉴定的试样才可作为证据”，日本在这一方面落后了。

另一方面，栃木县警察局的态度非常强硬。当年的侦查人员信心十足，一笑置之。“再鉴定？真能折腾！鉴定结果肯定是一致的，他绝对是凶手。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他们还说：“你们日本电视台报道这种事真的没关系吗？不怕丢人现眼？”侦查人员都是这种态度，难怪检方不反对再鉴定。

各大媒体的风向发生了变化。

三月，栃木地方报《下野新闻》为“足利事件”做了特辑，刊登《第十九个年头揭开真相》《对科学发展的疑问》等多篇报道。之前那些依附于检方与警方的记者更是转变了态度。四月，《朝日新闻》刊登了《DNA再审之门能否开启》《本月末将知晓结果》等报道。报道中不仅出现了菅家的话——“我相信会有好结果”；为了保持“中立”，还刊登了警方的说法：“凶手的自供确定无疑，我们的侦查没有错。”案件的关注度提升了。

那时，我与松本夫妇、衫本纯子在东京都下町吃饭。当初在电话里让我负起报道伤害全部责任的男人，如今和我成了朋友。吃饭时，他说：“真没想到，他居然和墨镜男那么像。”

松本女士笑了笑，说：“我无意间看了一眼电视，立刻发觉异样，赶紧给你写了信。”

席间气氛非常愉快。

“松本女士，你一直相信‘足利事件’中被捕的是那个步行的男人吗？”我问。

“是啊，我还得到表彰了呢。”松本女士抿着嘴笑了。

“表彰？什么表彰？”

“足利警察局呀！表彰内容是什么来着……”

松本女士的证词不仅于逮捕菅家无用，还成了障碍，所以才被雪藏。可认为松本女士随口胡说的警察局，在菅家被捕后居然表彰了松本女士。

几天后，我看到了松本女士的表彰奖状与一块装在盒子里的银色奖章，表彰松本女士在连环杀童案中对警方的协助。

四月中旬，离将鉴定结果提交法院的期限越来越近。一个清晨，我无意中看了一眼手机，发现有好几个相同号码的未接来电，是负责霞关[2]区域的社会部记者野中祐美打来的。我回拨过去，野中记者说起了“足利事件”。

“你听说了吗？不是在做DNA型再鉴定吗？我不小心知道结果了……”

野中记者与“足利事件”好像没什么关系，她怎么会知道鉴定结果？还“不小心知道了”？我脑子有点乱，但仍然继续往下听。

“结果好像是bu yi zhi……”

我花了好几秒才把“bu yi zhi”转换成文字“不一致”，一瞬间仿佛被雷电击中。

“你是说DNA型真的不一致吗？这是哪个鉴定人的结果？你是从哪里获得的消息？”我用快她十倍的语速接连发问。野中记者答道：“我听说，两个人的鉴定结果都显示不一致，在这边引起了很大的骚动。”

我对她表示了感谢，挂断了电话。

凶手的DNA型果然和菅家的不一致。菅家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