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重启调查的家属会

警方与检方承认了连环案的可能性，却不采取行动抓捕凶手，“北关东连环杀童案”难道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吗？

五个无辜的小女孩被残忍杀害或下落不明，我却只能这样干等着？我太了解警方与检方的态度了，这种时候，不论通过什么方式，报纸、杂志、电视台……我必须干点什么。

我首先接下了《文艺春秋》的约稿，决定将“鲁邦”的事写下来。

二〇一〇年，《文艺春秋》十月刊刊登了我的文章，开头如下：

渡良濑川上吹起初夏之风。太阳已落，河边却还有残光。云朵低垂，有名身形瘦削的男子走了过来。他看上去很机敏，牵着一个红裙女孩。

他们缓缓走下杂草丛生的堤坝斜坡，阔步朝河流方向走去。小女孩张开双臂，像只飞舞的小蝴蝶，紧跟在男子身边。片刻后，两人一起站在了水泥护岸上。

第二天上午，人们在附近的沙洲上发现了小女孩赤裸的尸体。红裙子被河里的银柳枝钩住，在水里漂荡。河里还有小女孩的短袖衬衣。

一切就从这里开始。

从现场消失的男子，很像漫画里的“鲁邦三世”……

这是“鲁邦”第一次在媒体上露面。文章的反响超出我的预料。

虽然电视上也曾多次报道此案，可电视与杂志的受众毕竟不同。来自侦查人员、律师等社会各方的电话与邮件不断涌来，我办公桌上堆成小山的来信中，甚至有盖着监狱“检阅完毕”印章的信件。这些信几乎都在喊冤，请我帮助他们。有这样一封信写道：“我虽然杀了人，可不是主犯，只是从犯。我希望你能为我证明……”可我既不是律师，也不是专门的冤案记者。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无能为力。

因为文章反响强烈，《文艺春秋》希望我能继续写下去。于是，十一月刊刊登了《真凶连续诱拐五名女童》；十二月刊发表了《检方隐藏了“真凶的DNA”》。不知不觉，我还是走到了批判检方这一步。

我还去参加了电台节目，在“日本电台”的播音室里讲述了一个小时被封锁消息的连环案。

最后还有了漫画。如今非虚构创作开始图像化，北关东连环案的漫画刊登在《周刊YOUNG JUMP》上，周刊一角有我与衫本纯子的漫画形象。我们每周都追连载，连载结束后，还出了名为《VS.》的单行本。怎样都好。只要能让更多人知道这起连环案，哪怕去路边发传单我也愿意。我还接受了很多报纸、杂志、网络媒体的采访，没完没了地折腾着。

这时，有几位国会议员开始质疑这起案件的不合理性。他们向我了解情况，我告诉了他们很多被隐藏的事实，包括因科警研的危险鉴定，不知道错判了多少人等。

十一月十一日，议员要在参议院行政监督委员会上对案件正式提出质询。我从办公桌抽屉里找出国会记者证，前往国会议事堂。

委员会会议室的窗户挂着厚重的窗帘，一个有力的声音响起：“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在栃木县足利市和群马县太田市，发生了连环杀童案。案发地集中在县界周围二十公里以内，菅家的案件就是其中一起……”

讲话的是参议院议员风间直树。风间议员提到最高检察厅的报告书，说明了五起案件的共同点，之后进入质询环节。“《文艺春秋》上刊登了日本电视台记者清水洁先生的调查报道。接下来的提问中，我将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答辩人是法务副大臣小川敏夫与国务大臣冈崎富子。

当风间议员问到，用MCT118法查案和定罪的案件至今分别有多少起时，冈崎国务大臣回答，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十五年间，科警研有一百二十一起，科搜研有二十起，合计一百四十一起。

小川副大臣回答，其中有八起案件将MCT118法DNA型鉴定结果纳入定罪证据中。

接着，风间议员问起了DNA型“18-24”，还谈及检方与科警研针对本田鉴定所写的意见书。就意见书中关于本田鉴定整体缺乏可信度的评价问道：“这份意见书是为了掩盖科警研鉴定失误的事实吗？”

我忍不住低声附和。一般人都会这样推测。

风间议员进一步说道：“清水记者查到了疑似真凶的男子，锁定了他的姓名与住所。他在文章中写道，已经向有关机关提供了该男子的信息。小川副大臣收到过相关报告吗？”

直逼要害。我认真听着，生怕错过一字一句。面对如此尖锐的问题，法务省会如何回答呢？

“我不接受个别案件的个别报告，我认为警方与检方是依据法律与证据行事的。”

措辞含糊，言之无物。

最后，风间议员责问道：“侦查机关重启调查，抓捕真凶，难道不是体恤家属，防止案件再度发生应尽的责任吗？”

小川副大臣答道：“如果时效已过，就不能追诉。我不是说重新搜捕毫无意义，可找到嫌疑人，将其公之于众，难道不会产生人权问题吗？”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川副大臣，愤怒涌上心头——践踏了菅家人权的法务省不去将真凶绳之以法，反而一口一个凶手的人权，这不可笑吗？小川副大臣的回答分明在说，凶手逍遥法外的事实以及被害人家属的感受并不重要，所谓凶手的人权及时效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手上的材料来自既没有亲历案发现场，也没有与被害人家属交谈过的法务省内部人员。这些人觉得人命是什么？五个年纪尚小的女孩从世上消失了啊！

我愤然离席，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天后，法务大臣柳田稔在就任庆祝会上大放厥词：“法务大臣只要记住两句话就够了：不便对个别案件进行回答；依据法律与证据行事。我都不知用过多少回了。”

法务大臣们的工作态度令我惊愕。庆祝会后没多久，柳田大臣因为这两句话被迫辞职了。

而在这不久之前，家属与检方的关系开始恶化。

起因是小真实的那件衬衣。

菅家被判无罪那天，宇都宫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告诉松田女士，由于追诉时效已过，没法搜捕案件真凶。松田女士向检察官提出要求，“如果你们不再查案，请把我女儿的遗物还给我。”

所谓遗物，就是案发时小真实穿的运动衫、裙子，以及那件关键的衬衣。如果不再侦查案件，家属自然可以要求归还遗物。那些是女儿最后时刻穿的衣服，虽然睹物伤情，但若被随意处置，更令人难受。

从那以后，检方再也没有和松田女士联系过。整个四月都没等来回复的松田女士又向警察厅和栃木县警察局提出了返还遗物的要求。直到七月，宇都宫地方检察厅的一名女检察官才致电松田女士，说：“等法院手续结束后，我们会立即返还遗物。”

自案件发生以来，松田女士一直受到媒体骚扰，不停更换住所，连小真实的骨灰都没能好好安置，只能在小真实的忌日与生日这两天，为她供上她最喜欢的甜瓜与果汁。如今一切尘埃落定，松田女士决定于八月安置小真实的骨灰，她告诉那位女检察官：“我希望能将遗物一并放入墓穴，麻烦你们八月之前返还。”

随后，检方向保管证物的宇都宫地方法院提出返还遗物的申请。

然而，检方拿到证物后，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那名女检察官告诉松田女士：“其他遗物随时可以归还，唯独那件衬衣，希望能让我们来保管。”

松田女士非常吃惊。“你们不是说过要还我的吗？现在突然说衬衣不能归还，我实在无法接受。你们说话不算话。”

可对方根本不予理睬。更令人惊讶的是，对方还说：“我们联系了小真实的父亲，他同意我们保管衬衣。”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脱口而出：“又来这一套？”

我记得“桶川事件”中，埼玉县警察局在记者见面会上道歉时口口声声说，如果当初调查了名誉毁损的事，就能避免悲剧发生。可当被害人家属向他们问责、提出赔偿诉讼请求，他们居然用侦查时扣押的诗织遗物来攻击家属。他们曲解了诗织的遗言与日记，声称被害人本身也有问题。家属曾几次要求埼玉县警察局归还被害人遗物，却始终求而不得。

松田女士早在数年前就离婚了。

前夫抛下小真实的骨灰与牌位，离开了这个家，小真实的弟弟妹妹由松田女士抚养。检方请求家属协助进行DNA型鉴定时，也是她一人出面应对。她连前夫现在住哪儿都不知道。难道检方突然找到了她的前夫，还得到了他的“同意”？

“前夫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他们明明说了要归还遗物，为什么现在才说衬衣不只属于我一个人？”松田女士抱着猫，愤怒地对我说。

一起时效已过的案件，检方从法院取回证物，却不归还被害人家属——他们为什么还在这件衬衣上纠缠？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扣押物中无须留置的物品，不必等待被告案件结束，应按照法院裁决即时返还。”“若扣押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提出返还申请，应按照裁决返还。”

围绕小真实衬衣的返还问题，我在节目与杂志上做了报道。看了报道的风间议员也在法务部门会议上提出了质询。

法务省的政务官如此回答：“小真实遗物的归属人不只有母亲，还有父亲。一人主张返还，另一人主张由检方保管，这让我们很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