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不屈的女性：继续当一个难缠的人
将世界呈现为世界，是男人的活动；他们以自己的观点描绘世界，把自己的观点和绝对真理混淆起来。
——波伏瓦
自有记录以来，巨大的数据缺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从“作为狩猎者的人类”（Man the Hunter）理论开始，编年史家几乎没有为女性在人类演化中扮演的角色留下什么空间，无论是文化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化。相反，男性的生活被用来代表全体人类的生活。而在谈及另一半人类的生活时，通常只剩沉默。
这种沉默无处不在，遍布我们的整个文化：电影、新闻、文学、科学、城市规划、经济学。我们向自己讲述的那些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全都扭曲了，被打上了女性“缺席”的标记。这就是性别数据缺口。
性别数据缺口不仅仅关乎沉默。这些沉默、这些缺口，皆有其后果。它们每天都在影响女性的生活。这种影响可以相对较小。例如，女性在办公室里瑟瑟发抖，因为空调温度是按男性的体温标准设定；或者伸手够货架顶端十分费劲，因为货架是按男性的身高标准设计。让人恼火吗？当然了。是不是不公平？毫无疑问。
但这些事还不会危及生命。除非你出了车祸，而汽车的安全措施在设计时又恰巧没有考虑到女性的身材；或是你的心脏病未能确诊，因为症状被视为“非典型”。对这些女性来说，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论及性别数据缺口，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它通常不带恶意，甚至并非有意。事实恰恰相反：性别数据缺口完全是一种存在了数千年的思考方式的产物，因此也可说源于不思考。双重的不思考：男人不言而喻，女人不被提及。因为当我们说到人类，总的来说，我们指的是男人。
这不是什么新发现。西蒙娜·德·波伏瓦在1949年写下了著名论断：“人类是男性的，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女人不被看作一个自主的存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1]要说什么是新的，那就是女性继续作为“他者”存在的环境，而这一环境即我们所处的世界越来越依赖和受制于数据。尤其是大数据。反过来，大数据又在大计算机里接受大算法的筛选，以便筛出大真理。但当你的大数据被巨大的沉默所破坏，你得到的真相就只是半真半假。而且通常对于女性来说，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正如计算机科学家自己说的：“垃圾进，垃圾出。”
这种新环境令消除性别数据缺口的需求更加迫切。辅助医学诊断、筛选简历甚至面试潜在求职者的人工智能已经很常见。但是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集充满了数据缺口——而且由于算法通常被当作私有软件且受到保护，我们甚至不能检查这些缺口是否被考虑在内。不过，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显然是没有。
对这本《看不见的女性》来说，数字、技术、算法都至关重要。但它们只讲述了故事的一半。数据只是信息的另一种说法，而信息有很多来源。没错，统计是一种信息，但人类的经验也是信息。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设计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世界时，我们需要女性在场。如果那些对我们所有人产生影响的决定，都是出自身体健全的白人男性（九成来自美国），那也会形成数据缺口——就像在医学研究中不收集女性身体信息会形成数据缺口一样。正如我将展示的，女性视角的缺席恰恰大力驱动了一种无意识的男性偏见，而这种偏见还试图（通常是善意地）假装自己“性别中立”。这就是波伏瓦所说的，男人把自己的观点与绝对真理相混淆。
女性特有而男性不会纳入考量的问题涉及众多领域，在阅读本书时，你会注意到三个主题反复出现：女性的身体、女性无偿看护的负担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这些问题如此重要，触及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部分，从公共交通到政治，从工作场所到医院手术，影响我们方方面面的体验。但是男人忘记了这些问题，因为男人并不拥有女人的身体。我们还会在书中看到，他们所做的无偿工作只是女性的一小部分。而且，虽然男性同样不得不与暴力做斗争，但他们面临的暴力与女性面临的表现不同。这些差异均被忽略，而我们熟视无睹，仿佛男性的身体及其伴随的生命体验是中性的。这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
在本书中，我将提到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我所说的“生理性别”是指决定一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生理特征，即XX和XY染色体。所谓“社会性别”，是指我们强加给这些生物学事实的社会意义——女性因为被视作女性而受到的对待。社会性别是人为的，但两种性别都真实存在，都对在这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生存的女性至关重要。
但是，尽管我自始至终都在同时谈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我还是将社会性别数据缺口作为主导术语，因为生理性别并不是女性被排除在数据之外的原因，社会性别才是。通过列举这么多对女性造成巨大损害的现象，我想弄清根本原因。而且，与你将在本书中读到的许多说法相反，女性的身体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给这具身体赋予了社会意义，且无法从社会层面为之负责。
《看不见的女性》是一个关于缺席的故事——所以有时很难写出来。如果说在总体上女性数据存在缺口（这既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收集数据，也是因为当我们收集数据时通常不会按生理性别进行区分），那么论及有色人种女性、残障女性、劳动阶层女性时，数据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人收集，也是因为它们没有从男性数据中分离出来——也即所谓“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从学术工作到电影角色，在代表性统计当中，“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数据可以被分别列出，女性少数族裔的数据却消失在更大的分组中。但凡存在这种数据，我都会一一列出——可它们几乎从未存在过。
这本书的重点不是精神分析。我无法直接触及那些固化性别数据缺口的人内心深处的想法，这意味着本书无法为性别数据缺口为什么会存在提供最终证明。我只能向你们提供数据，并请各位读者阅读这些证据。但是，那些设计出带有男性偏见工具的人是不是隐性的性别歧视者，对这个问题，我也无意探究。在某种程度上，个人动机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模式。考虑到我将展示的数据的分量，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还有理由得出这种结论：性别数据缺口只是一个巨大的巧合。
我认为它不是巧合。我将指出，不假思索地将人类几乎仅视为男性——性别数据缺口既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我将展示这种偏见出现的频率和广度，以及它是如何扭曲那些日益支配我们生活、本应客观的数据。我将表明，即使是在这个超级理性的世界里，在这个日益受到超级公正的超级计算机主导的时代里，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而且，和过去一样，依然有沦为男性的从属类型的危险，而这还是最好的情况。
引语
默认的男性
将人类默认为男性，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这是一个古老的习惯，像人类演化理论一样深入人心。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已将这种对男性的默认直接视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其生物学专著《动物之生殖》中，他写道：“事实上，后代中出现了雌性而非雄性，就是第一次偏离类型。”（不过，他也承认，这种失常算是“一种自然的必然”。）
在两千年后的1966年，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原始狩猎采集社会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叫“作为狩猎者的人类”。75名社会人类学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讨论狩猎在人类演化和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会议的共同结论是，狩猎活动极为重要。[1]与会者后来编撰了一本书，其中收录的一篇论文称：“是生物习性、心理状态和风俗习惯使我们有别于猿类——而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远古时代的狩猎者。”听起来很好，只是，正如女权主义者指出的，这种理论对女性演化构成问题。因为那本书明明白白地指出，狩猎是男性的活动。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的智力、兴趣、情感和基本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功适应狩猎带来的演化产物”，这对女性人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人类演化是由男性驱动的，那女性还能算人类吗？
人类学家莎莉·斯洛克姆在她1975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作为采集者的女性》中，质疑了所谓“作为狩猎者的人类”的首要地位。[2]她认为，人类学家“搜集男性行为的例子，并假设它们足以解释全人类”。所以，为了打破沉默，她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男性外出狩猎时，女性在做什么？”答案是：采集、给孩子断奶、在“更漫长的婴儿依赖期”照顾孩子，而所有这些行为都需要合作。斯洛克姆指出，基于这种认知，“认为人类的基本适应源自男性狩猎和杀戮的欲望，这种结论过于倚重攻击性，而攻击性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因素”。
斯洛克姆在4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项批评，但是演化论中的男性偏见仍然存在。英国《独立报》2016年的一篇头条报道写道：“研究人员发现，人类演化出了致命暴力的天性。”[3]这篇文章介绍了一篇学术论文，名为《人类致命暴力的系统演化根源》。论文声称，经过演化，人类对本物种的致命程度达到了普通哺乳动物的6倍。[4]
毫无疑问，对人类族群来说，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现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致命暴力绝大多数是男性实施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瑞典30年来发生的谋杀案，结果显示九成的谋杀是男性犯下的。[5]这与其他国家的统计数据相符，包括澳大利亚[6]、英国[7]和美国[8]。2013年联合国的一项凶杀案调查发现，全世界96%的凶杀案犯是男性[9]。所以，嗜血凶残的到底是人类，还是男人呢？如果从整体上来说，女性双手并没有沾满鲜血，我们又该怎么看待女性的“系统演化”呢？
这种“不加说明就是男性”的研究方法似乎已经蔓延至所有民族志领域。例如，洞穴壁画的内容往往与狩猎动物有关，所以研究人员推测这些壁画是由男性——也就是狩猎者完成的。但是，人们最近又分析了法国和西班牙洞穴壁画中出现的手印，发现大部分壁画实际上是由女性绘制的。[10]
就连人类的骨头也不能幸免于“不加说明就是男性”的思维方式。我们可能会认为，从客观的角度而言，人类骸骨要么是男性的，要么是女性的，因此不受男性默认思维的影响。但我们仍然会犯错。一百多年来，一具被称为“比尔卡战士”的10世纪维京人骸骨一直被认为属于男性，尽管它的骨盆明显具有女性特征——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只在于它与全套武器和两匹献祭的马葬在一起[11]。这些墓穴陈设表明，这里埋葬的是一名战士[12]——而战士的意思即为男性（考古学家将维京传说大量提及女性战士归因于“神话中的点缀”）[13]。但是，尽管在判定性别方面，武器显然一度比骨盆更有说服力，但它们可辩不过DNA。2017年的测试证实，这些骨头确实属于一名女性。
然而，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只是转移了重点[14]：骨头可能混在一起了，或者这具女性尸体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被埋在这些物品中间。两种观点都由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提出，可能都有合理性（虽然基于墓穴内部陈设，论文原作者没有理会他们）。但这种反驳本身就相当能说明问题，尤其是在类似情况下，男性骨骼“不会受到同样的质疑”。[15]事实上，考古学家在挖掘墓穴时几乎总是鉴定出更多的男性。对此，著名人类学家菲利普·沃克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头骨性别鉴定的书，简单直接地指出：“这并不符合我们所了解的现存人类性别比例。”[16]既然维京女性可以拥有财产，可以继承遗产，可以成为有权有势的商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参加战斗呢？[17]
毕竟，这些骨骼并不是唯一被发现的女战士骨骼。娜塔莉·海恩斯在《卫报》上写道：“在欧亚大草原上，从保加利亚到蒙古，人们发现了多具伤痕累累的女性骨架。”[18]古代斯基泰人等民族惯于骑射作战，对他们来说，男性战士并不具备得天独厚的身体优势。研究者检测了斯基泰人骸骨的DNA——骸骨来自从乌克兰到中亚地区的1000多个有武器随葬的墓穴，结果显示，有多达37%的斯基泰妇女和未成年女孩频繁参加战斗。[19]
一旦你意识到，“不加说明就是男性”这种思维定式根植于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语言本身，就不会惊讶于它是如何渗透进我们的思维。斯洛克姆批评人类学中的男性偏见，同时还指出这种偏见“不仅表现在对稀缺数据的阐释方式上，还表现在语言本身上”。她写道：“人”（man）这个词的“用法如此模棱两可，我们无法确定它究竟指代男性还是整个人类物种”。这种定义上的变形促使斯洛克姆怀疑：“在许多人类学家的心目中，本应指代人类物种的‘人’（man），实际上成了‘男性’（males）的同义词。”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表明她的说法很可能正确的证据。
在穆丽尔·鲁凯瑟的诗歌《神话》中，年老失明的俄狄浦斯问斯芬克斯：“为什么我没有认出我的母亲？”斯芬克斯回答说，是因为俄狄浦斯没有正确回答她的问题（什么东西早上用四条腿走路，下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你回答说，人（Man）。你根本没有提到女人（woman）。”但是，俄狄浦斯回答说，当你说人时，“你也包括了女人。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事实上，斯芬克斯是对的，而俄狄浦斯错了。就算严格说来，每个人确实“知道这一点”，但当你说“人”的时候，你也并没有“包括了女人”。在过去的40年中，人们对各种语言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一致发现，所谓的“通用阳性词”（以中性的方式使用像“他”这样的词）在阅读过程中实际上并不是通用的。[20]绝大多数人在阅读时，会默认它指的是男性。
使用通用阳性词，让人更容易想起著名的男人而不是女人，[21]更容易预设一个职业由男性主导，[22]也更容易在职位和政治任命上偏向男性候选人。[23]女性不太可能申请在招聘广告里使用通用阳性词的职位，也不太可能在面试中表现出色。[24]事实上，通用阳性词会被一面倒地解读为男性，甚至凌驾于原本强有力的刻板印象，因此，“美容师”（beautician）等向来被视为女性的职业，突然就成了男性的。[25]通用阳性词甚至扭曲了科学研究，制造了一种元性别数据鸿沟：2015年，一篇关注心理学研究中自陈报告偏差的论文发现，在调查问卷中使用通用阳性词会影响女性的反应，从而可能扭曲“测试得分的含义”。[26]论文作者得出结论说，这种词的用法“可能描绘出不真实的男女差异，而在性别中立或使用自然性别语言的同一份问卷中，这些差异不会出现”。
然而，尽管几十年来不断有证据表明，通用阳性词的词义一点也不明晰，但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政策仍然坚持认为，延续使用通用阳性词纯粹是一种形式，其目的正是为了……清晰。就在不久之前的2017年，法国的法语最高权威机构法兰西学院还在怒斥“‘包容性写作’的畸形”，宣称由于人们变通使用通用阳性词，“法语陷入了致命的危险”。包括西班牙[27]和以色列[28]在内的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