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犁假说”（plough hypothesis）的人是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瑟鲁普，他认为在历史上曾使用过犁的社会，其性别平等程度将逊于从未用过犁的社会。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相较于犁耕农业（一般由马或牛这类强壮的动物牵引），迁移农业（使用锄头或挖掘棒这类手持工具的农业）更方便女性劳作，所以对女性更为友好。[1]

这种可操作性上的性别差异部分源自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差异。犁地需要“相当大的上半身力量、握力和爆发力，以便拉犁或者控制拉犁的动物”，这就使得男性身体更有优势。[2]由于女性的瘦体重①在上半身分布得不是那么集中，[3]男性的上半身重量大约比女性多了75%，[4]因此，男性的上半身力量也平均比女性高40%至60%[5]（相比之下，男性的下半身力量平均只比女性高25%[6]）。女性的平均握力也比男性低41%，[7]而且这种性别差异并不会随年龄而变化：通常一名70岁男性的握力比一名普通25岁女性的握力更强。[8]这种性别差异也没法通过训练显著消除：一项研究将“训练有素的女性运动员”与“未经训练或未经专门训练”的男性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她们的握力“鲜少”超过男性受试者的中位数水平。[9]总的来说，研究中90%的女性（这次包括未经训练的女性）的握力比95%的男性要弱。

但是，犁耕与迁移农业在对女性友好程度上的差异也是社会角色性别化的结果。锄地可以轻易开始或停止，这意味着它可以与照顾孩子相结合。但对于由强壮动物牵引的重型工具来说，情况就不同了。锄地是劳动密集型，犁地是资本密集型，[10]而女性更有可能获得的资源是时间而不是金钱。博瑟鲁普因此认为，在使用犁的地方，男性主导了农业，而这导致了不平等的社会，男性在其中拥有权力和特权。

2011年的一篇论文显示，博瑟鲁普的假说经得起推敲。[11]研究人员发现，在那些传统上从事犁耕农业的社会，其后裔即使移民到其他国家，也持有更多性别歧视的观点。这篇论文还发现，性别歧视的信念，与有利于犁耕农业而非迁移农业的地理气候条件有关。这表明，是气候而非预先存在的性别歧视决定了犁的采用，反过来又推动了性别歧视观点的采用。

犁假说亦不乏批评者。2014年对埃塞俄比亚农业的一项分析指出，尽管该国农业与男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几乎所有的阿姆哈拉民间传说”中，农民都是男性），尤其犁地完全是男人做的活计，但上身力量的论点在那里并不成立，因为他们使用较轻巧的犁。[12]该分析还引用了1979年的一篇论文，该论文也对犁假说提出了质疑，其依据在于“即使在从未引进犁的地方，特别是南部库希特人，仍然是男人在耕种”。

真的是男人在耕种吗？这很难说——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因为与实际耕种者相关的数据里也充满了缺口。你能看到无数的报告、文章和简报，[13]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大陆上60%至80%的农业劳动力由女性承担”的说法，内容大同小异，但基本上没有证据。这个统计数据可以追溯到1972年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并不是说它一定是错的，只是我们无法予以证明，因为我们缺乏数据。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考虑到男人和女人经常一起务农，很难分清二者的劳动有多少用于生产食物成品。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一篇论文中，经济学家谢丽尔·多斯指出，这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和评价“食物”：是根据热量值（主要作物会名列前茅），还是根据货币价值（咖啡可能胜出）。考虑到妇女“往往更多参与主要农作物的生产”，如果是比较热量值，“可能会导致女性生产的份额高出许多”。[14]

不过，“可能”的分量很重，因为全国性的调查往往不会报告农民的性别。[15]即使是按性别分类的数据，粗心大意的调查设计也可能导致对女性劳动力报告不足：如果问女性她们是做“家务”还是“工作”，把这二者当成相互排斥的选项（或者表明家务不属于工作），她们往往会只选择“家务”一项，因为这描述了她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16]这种缺口接着又会因重视“创收活动”的倾向而加剧，其结果是（通常由女性主导的）维持生计的生产活动总是被低估。人口普查还倾向于将农业定义为“田间劳动”，这导致女性的工作——如“饲养小家畜、种植果蔬、收获后加工”——被低估。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证明男性偏见导致了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

类似问题也出现在研究人员将工作划分为“主要”和“次要”活动时。首先，劳动力调查往往并不会收集到次要活动的信息。即使有，也不总是计入劳动力数据，这是一种男性偏见，令女性的有偿工作遁形。[17]女性通常会把有偿工作列为次要活动，原因很简单：她们的无偿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有偿工作上。其结果是，劳动力统计往往显示出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18]

在多斯查证上述“60%至80%”的说法时，她使用的数据中也能见到这种男性偏见。她的结论是，妇女在全球农业劳动力中的占比不到一半，但她使用的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如果一个人报告说农业是他或她的主要经济活动，那么他或她就被报告为农业劳动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做法排除了大量女性的有偿劳动。公允地说，多斯的确承认这种做法存在问题，并批评了对拉丁美洲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的占比统计，因为该项统计称这个比例只有16%，低得荒唐。多斯指出，拉丁美洲的农村妇女“可能会回答说‘家’是她们的主要责任，即便她们实际上从事繁重的农活”。

但是，即使我们打算在计算女性农业劳动力时填补所有这些性别数据缺口，我们仍然不知道有多少餐桌上的食物是由女性生产的。这是因为女性的投入无法匹配男性的产出：总体而言，女性在农业上的生产率低于男性。这并不是说她们没有那么努力工作，而只是因为农业（从工具到科学研究，再到发展举措）是围绕着男人的需求设计的，这导致她们在劳作中的产出较少。多斯写道，事实上，考虑到女性的各种制约因素（无法获得土地、信贷和新技术，外加她们的无偿工作职责），“如果她们能够生产超过一半的粮食作物，那才令人惊讶”。

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如果女性能像男性一样获得生产资源，她们在农地的产量将增加30%。[19]但她们无法获得。与犁的引入相似，现代一些“省力”设备可能更准确地说应该叫“男性省力”设备。例如，2014年在叙利亚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机械化农业的引入确实减少了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让男性有更多时间“在农业之外寻找薪酬更高的机会”，但它实际上增加了“对女性劳动密集型工作的需求，比如插秧、除草、收割和加工”。[20]相反，在土耳其，一些农业任务机械化之后，妇女在农业劳动中的参与减少了，“因为男人占用了机械”，也因为妇女不愿意使用机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教育和社会文化准则，但也“因为机器不是为妇女设计的”。[21]

体力劳动工具可以让男人受益，却让女人付出代价。以所谓的“推广服务”（旨在向农民传播以科学为基础的实践，从而提高其生产力的教育项目）为例，从历史上看，推广服务对女性并不友好。根据粮农组织1988至1989年的一项调查（仅限于实际拥有性别分列数据的国家），所有推广服务中只有5%是针对妇女的。[22]尽管自那时以来情况略有改善，[23]但仍有许多当代发展举措忘了将妇女包括在内[24]——往好了说，这些举措无济于事，往坏了说，它们会将女性推向不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