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两章所述，政府思维中存在着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以男性为中心，且损害了妇女的利益。之所以出现这些数据缺口，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未能收集到数据，但同时也是因为男性在世界各国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我们未必认为男性主导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性别数据缺口，但至少有证据表明，女性视角是很重要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的几项美国研究发现，女性更有可能将女性议题作为优先事项，更有可能支持发起女性问题法案。[1]在英国，最近一项对女性议员自1945年以来在议会产生影响的分析发现，女性更有可能谈论妇女问题以及家庭政策、教育和照护的问题。[2]一项分析[3]研究了1960年至2005年间19个经合组织国家[4]的女性代表及其产生的影响，发现女性政治家更有可能着手处理涉及女性的问题。

经合组织的研究还发现，女性的言论会转化为行动。由于希腊、葡萄牙和瑞士的女性政治代表人数增加，这些国家的教育投资也有所增加。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爱尔兰、意大利和挪威女性议员的比例下降，这些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也相应下降”。研究发现，哪怕只增加1%女性议员，也会增加教育支出的比例。同样，2004年印度对西孟加拉邦和拉贾斯坦邦地方议会的一项研究发现，为妇女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就能增加与妇女需求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5]2007年一份对1967年至2001年印度女性政治代表的研究论文也发现，女性政治代表人数增加10%，“个人在城市地区接受小学教育的可能性”就会增加6%。[6]

简而言之，几十年的证据表明，妇女参与政治对所通过的法律造成了切实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是也许，伯尼·桑德斯的话并不正确，他的话是：“有人说，‘我是女人！投票给我！’光这么说可不够。”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认为这么说就够了，而是在于恰恰没人这么说。另一方面，很多人似乎认为候选人是女性就足以成为不投她的理由。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不久，《大西洋月刊》公布了一个由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组成的焦点小组的投票结果。[7]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希拉里·克林顿未免太有野心了。

这不是一个开创性观点。从安妮·阿普尔鲍姆（“希拉里·克林顿非同寻常的、非理性的、压倒性的野心”[8]），到好莱坞大亨、民主党捐款人、“克林顿的昔日盟友”[9]戴维·盖芬（“天知道，还有比希拉里·克林顿更雄心勃勃的人吗？”[10]），再到科林·鲍威尔（“肆无忌惮的野心”[11]）和伯尼·桑德斯的竞选经理（“不要为了满足国务卿的野心而破坏民主党”[12]），当然，还有老熟人朱利安·阿桑奇（“被她的野心所吞噬”[13]），我们似乎都能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在这个两极分化的时代里，这一点殊为难得），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的野心是不体面的。事实上，这种比喻极其普遍，以讽刺新闻著称的《洋葱报》因此发表了一篇题为《希拉里·克林顿野心太大，不可能成为首位女总统》的文章。[14]

要想成为第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地位的女性，确实需要非凡的雄心壮志。但你也可以说，对于一个之前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失败商人和电视名人来说，竞选世界上最高的政治职位，同样是相当有野心的——然而，当谈到特朗普时，野心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罗道夫·门多萨-丹顿从认知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克林顿的野心是“病态的”。[15]她“正在逐渐进入一个人们心目中与男性紧密相连的领域”。他解释说，结果选民们把她的参选看作对规范的冒犯。门多萨-丹顿写道，冒犯规范“就是会令人厌恶，而且通常与强烈的负面情绪联系在一起”。

一个有权势的女人被视作对规范的冒犯，其背后原因可能非常简单：这是性别数据缺口的结果。我个人从小到大都坚信一个神话，那就是女人……有点一无是处。没错，这部分是因为女性在媒体上的形象如此（消费主义、琐碎、非理性），但也是因为女性在媒体上出现得太少了。和很多女孩一样，我通过几乎完全没有女性的课程、新闻媒体和流行文化接受了这样的一种熏陶：辉煌不会属于我。我没有在媒体上看到任何我可以仰视的女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没有接受过关于女性政治家、女性活动家、女性作家、女性艺术家、女性律师和女性首席执行官的教育。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我崇拜的人都是男人，所以在我看来，权力、影响力和野心都等同于男性。老实说，我觉得我也曾经反感冒犯规范。我曾发自内心地认为女老板过于有野心——我们都知道，“野心”是婊子的代名词。

令人不快的事实是，如果一个女人想当总统，她就会被认为不够淑女。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政治家，都被认为是在追逐权力，但这一点只对女性政治家构成问题。[16]与此类似的是，门多萨-丹顿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语境决定了人们如何判断男人和女人的“过分自信”程度。[17]在一个老套的“男性”语境中（汽车修理工、华尔街、美国总统），即便说的话完全相同，女性也被认为比男性表现得更过分自信。同时，当男人置身于“女性”的语境下（比如选择窗帘、计划孩子的生日派对），如果他表现得过分自信，虽说有点怪，但尚可接受。但女人在任何语境下都表现出过分自信则是绝对不可以的。过分自信的女人是盛气凌人的。

心理学教授苏珊·菲斯克和米娜·奇卡拉写道，女性性别被视为寻求职业权力的社会阻碍，部分原因在于社交权力（被解读为温暖和关怀）是女性“放弃与男性竞争的安慰奖”。[18]因此，社交权力与职业权力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如果一个女人想要被认为在工作上有能力，她就必须放弃被视作一个温暖的人。

但那又怎样。别人不喜欢你，觉得你冷淡。忍着呗。再抱怨就回厨房去，对吗？

不对。这是在假设男人也会因为被认为冷淡而面临同样的困境。但他们没有。2010年的研究不仅发现人们会觉得女性政治家不够关心体贴，还发现这种认知在男性和女性之中都会激发出道德愤慨，他们都会用轻蔑、愤怒和/或厌恶的眼光看待这些女性。而男性的待遇则不是这样。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副教授莫莉·克罗克特对这种差异做出了解释：冷漠无情对女性而言是一种违反规范的行为，对男性则不是。她告诉我：“有这样一种预期：通常而言，女性比男性更亲近社会。因此，女性一旦偏离了所谓的‘道德’立场（无论这种立场多么不合逻辑），都会让我们更加惊诧。”

考虑到在这些问题上，性别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你会希望这个研究领域可能扭转性别数据缺口的趋势。但它没有。所以可以料想，当我看到2017年1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面对排斥：被感知到的面部友善度和能力会影响社会排斥的道德判断》[19]时是多么激动。鉴于菲斯克和奇卡拉关于女性的温情/能力权衡的研究结果，这篇论文应该是非常有用的。正如作者所解释的那样：“人们对社会排斥的道德判断会受到面部特征的影响，这对群体间研究具有不小的意义。”也就是说，人们在判断某人受到排挤和欺负是否公平时，可能会受到受害者外表影响。

确实。遗憾的是，该研究的作者“只因测试效率的问题而只使用了男性面孔”，使得该研究对受这一问题影响最大的群体——女性而言完全没有价值。菲斯克和奇卡拉解释说，性别“是一个突出的，也许是最突出的社会类别”，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通常是直接和无意识的：“仅仅看到一个女人，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境，立即引出一组特定的相关特征和归因。”不过，至少研究测试还是有效的。

克罗克特说：“有关道德的文献中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如此之少，着实令人震惊。”但另一方面，也许并不是这样：克罗克特告诉我，对道德的研究，“其真正目的是试图揭示人类的普遍性”。当然，当她提到“普遍性”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开始响起男性默认思维的警钟。克罗克特继续说，道德领域的许多学者“在对错问题上都拥有平等、实用和不偏不倚的观点”，他们可能会将这些准则“强加到我们所做的研究中”。这下警钟响得都要从墙上掉下来了。

但她接下来说的事情，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个怎么说也有50%是女性的世界里，男性默认思维是如此普遍。她解释说，假设我们自己的经历与人类的总体经历一致，“是人类心理的一个特征”。这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有时被称为“朴素实在论”（naive realism），有时被称为“投射偏差”（projection bias）。本质上，人们倾向于认为我们自己思考或做事的方式是典型的。这很正常。而对白人男性来说，这种偏见肯定会被文化放大，因为文化会把他们的经验投射回去，使其看起来更加典型。只要你愿意，这种投射偏差还会被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进一步放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伪装成性别中立的男性偏见如此普遍。如果大多数掌权的人都是男性——确实如此——那么大多数掌权的人只是没看到这一点。男性偏见在他们看来只是常识。但“常识”实际上是性别数据缺口的产物。

将男性偏见误认为是公正的、普遍的常识，意味着当人们（男人）遇到有人试图公平竞争时，他们往往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他们把这种意图解读为偏见）。2017年的一篇论文发现，白人男性领导人因倡导多元化而受到嘉许，女性和少数族裔领导人却因此受到惩罚。[20]其部分原因在于，通过倡导多元化，妇女和少数族裔让白人男性意识到，这些妇女和少数族裔领导人……真的是妇女和少数族裔。因此，所有与之相关的刻板印象都变得突出：专横、武断、冷漠等。相反，少数族裔和女性领导人“被认为不积极参与或倡导多元化时，却可以避免负面的刻板印象”。最后，经验证明大多数女性（即使她们自己不承认）都知道，至少是隐晦地知道这一点：通过配合父权制，女性能获得短期的个人利益。只不过这当中存在一个小问题，那就是能获益多久不由自己做主。

研究发现，参与倡导多元化的行为会提醒人们注意到对方的女性性别，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桑德斯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只不过是在说“投我一票，我是女人”——而数据显示，她肯定没有这么做。新闻评论网站Vox的记者戴维·罗伯茨对希拉里演讲的词频分析显示，希拉里“主要谈论的是工人、就业、教育和经济，而这些正是她被指责忽视的东西。她提到就业的次数达到近600次，对于种族主义、妇女权利和堕胎，则分别提到几十次”。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在《伦敦书评》关于这次选举的文章中指出：“人们总以为她一直在谈论自己的性别，但事实上是其他人对此喋喋不休。”[21]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说，民主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它对参选妇女有偏见。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立法者不可避免地会赋予政治不同的视角。女人的生活与男人的不同，因为毕竟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同。他们的待遇不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世界，这导致了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优先事项。就像一个男性主导的产品开发团队一样，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立法机构也会因为性别数据缺口而导致其无法充分地为女性公民服务——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是男性主导的。

截至2017年12月，女性在世界各国议员中平均占23.5%，但这个数字中隐藏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北欧国家的议会中女性平均占41.4%，而阿拉伯国家的议会中女性平均占18.3%。[22]在31个国家中，女性占议员总数的10%或更少，其中4个国家根本没有女性议员。而大多数国家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弥补这种情况。

2017年，英国妇女与平等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就政府增加女性在议会中的席位提出了6项建议。[23]这些建议均遭到拒绝。[24]当中一条是政府允许地方选举和大选一样出现全女性候选人名单，并延长其合法时效——目前是到2030年。在英国体制下，每个政党为每个选区举行一次内部选举，以决定哪位候选人将代表他们参加大选。如果一个政党想要确保其大选候选人是一位女性，在这些内部选举中就会使用全女性候选人名单。

在1997年的选举中，英国首次使用了全女性候选名单指标。1997年1月，英国议会女议员比例的世界排名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安哥拉并列，[25]以9.5%的占比同列全球第五十位。但是，到了同年12月，英国的排名突然上升到了第二十位，因为在5月英国举行了大选。而在那次选举中，英国的主要反对党工党首次使用了全女性候选名单。其效果是戏剧性的。工党下议院女议员的人数从37人跃升到101人（女性下议院议员的总体数量从60人上升至120人）。

在2017年英国大选中，工党使用全女性候选名单获得了50%的可选席位，该党派出的候选人中有41%是女性。托利党和自由民主党都没有使用全女性候选名单，女性候选人各占29%。英国下议院目前（2018年）的女性比例为32%，在全世界排第三十九位——位置有所下降，一方面是其他国家追赶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占优势地位的保守党仍未使用全女性候选名单（工党中的女性下议院议员占比为43%，而保守党只有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