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景奉旨为慈庆（王钟儿）撰写墓志，铭辞中有一句“投迹四禅，邀诚六渡”，是对应序辞中那句“太和中固求出家，即居紫禁”。四禅，指佛教修行的四禅定、四禅天。六渡即六度，指大乘佛法的菩萨行，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王钟儿出家为尼，应该在太和二十年（496）高照容被杀之后。大冯要夺取并垄断元恪的情感归属，不仅要杀死他的生母，还要消除掉他有情感依托的那个人际圈子。这种做法，相当于从一个人的情感世界里删除其故乡。因此，那些和高照容关系亲密、和元恪的青少年时代有较多关联的人，特别是他的育母或保母，都不宜再出现在他的新生活中。王钟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一个尼姑，法号慈庆。

根据墓志，慈庆出家后并没有离开洛阳宫，所谓“即居紫禁”。这可能并不是孤例，《洛阳伽蓝记》称她最终因病移居的昭仪寺为“外寺”，说明在宫里还有一个“内寺”。这个内寺虽在宫内，一定与宫外的瑶光寺关系密切。现有史料显示，洛阳宫出家女性中的上层人物多在瑶光寺。《北史·后妃传》记孝文废皇后冯氏（小冯）、宣武皇后高氏和孝明皇后胡氏都在瑶光寺出家。不过，据《洛阳伽蓝记》，瑶光寺是宣武帝时期修建的，时间不明，建寺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安置孝文帝遗留宫人中那些愿意出家者，特别是废皇后小冯那样的特殊贵人。在瑶光寺建成之前，小冯这类出家人应该都是生活在洛阳宫内寺的。因此，不管王钟儿出家是自愿（如墓志所说“固求出家”），还是被迫，既然仍在洛阳宫，那么她依旧生活在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里。

不过成了出家人，理论上不再是原世俗社会的一部分，生活方式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对某些上层人物来说，生活可能变得相对艰难起来。《魏书·阉官传》讲冯翊李润羌出身的宦官王遇（本姓钳耳）的故事时，提到了出家为尼的小冯：

废后冯氏之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来祗谒，不替旧敬，衣食杂物，每有荐奉。后皆受而不让。又至其馆，遇夫妻迎送，谒伏侍立，执臣妾之礼。

这里说小冯出家后“公私罕相供恤”，是指她得不到适当的照顾，来自宫廷方面和她自己亲属的帮助都很有限。与小冯曾有过很深联系的王遇不因她身份的变化而改变态度，仍事以皇后之礼，奉供如常，小冯亦坦然受之。迁都前后，王遇曾因说大冯坏话被严厉惩罚，免官夺爵，“收衣冠，以民还私第”。毫无疑问他后来加入了洛阳宫内外针对大冯的一系列行动，因此在宣武帝继位后重获任用，“兼将作大匠”。也许，这是他后来与小冯保持关系的重要缘由。

然而，如果说小冯的生活水平有显著的下降，那不是因为她出家为尼，而是因为她在皇后的宝座上遭到了废黜。理解这一点，需要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个被废黜的皇后，如果没有出家，她的遭遇是不是会更好些呢？当然不会。甚至可以说，正是出家使得她一方面免遭更多的猜忌和伤害，另一方面不至于枯坐冷宫，失去基本的自由。上引王遇故事中，小冯可以与王遇家庭保持联系，还可以常常到他家访问（“又至其馆”），说明她享有相当的自由。本书前引言里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被废或失势的后妃有不少出家为尼的，无论是否自愿，比起佛教传入之前同样情形的那些宫廷女性，比丘尼的身份使她们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和新生，至少能保持某种相对独立的社群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中古前期佛教在东亚大陆的广泛传播，的确给许多女性——即使不是所有女性，而且当然不止是女性——带来了崭新的机会与可能。

哪怕是——也许可以说特别是——对于慈庆这样的人来说，佛教信仰与比丘尼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欢迎的，是带来了光亮、空间和自由的。佛教固然有屈服并服务于权力，为权力提供规驯工具的一面，但新传入的佛教也为信众提供了崭新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即使在最粗浅的层面，佛教教义也可以帮助慈庆这样的信仰者反思生命的意义，给人生苦难提供某种解释，让她明白，她遭受和见证的这么多苦难并非因为她做错了什么，而有着超越当前时间与空间的、深远且神秘的理由。这当然不止是一种精神安慰。更何况，信仰者社群生活也是对原生活世界、原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突破，突破就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自由（或曰解放）。

为了说明以上的主要观点，接下来要举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女性，而且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个重要人物的妹妹。孝文帝后期最为倚重的宗室诸王，除了他自己的几个弟弟（特别是彭城王元勰），就是他的叔祖父任城王拓跋云的长子任城王元澄。《魏书》和《北史》都没有记录的是，元澄有个妹妹元纯陀，因其墓志出土才得为今人所知。下面就讲讲元纯陀的故事。

据元纯陀墓志，她是拓跋云（墓志作岱云）的第五女。志题“魏故车骑大将军平舒文定邢公继夫人大觉寺比丘元尼墓志铭并序”，“车骑大将军、平舒文定邢公”指邢峦。据墓志，拓跋云死时纯陀年七岁，则其生年当在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墓志称“初笄之年，言归穆氏”，那么她的初嫁时间当在太和十三年（489）。丈夫去世后，“兄太傅文宣王（元澄）违义夺情”，故再嫁邢峦。纯陀的第一次婚姻应该只生一女，别无子息，所以元澄为她安排了第二次婚姻。

元纯陀是邢峦的第二任妻子（志题所谓“继夫人”），邢峦也是元纯陀的第二任丈夫。邢峦先娶博陵崔辩第三女崔淑兰，见崔宾媛墓志志盖文字。崔淑兰为邢峦生育一子邢逊，产后不久辞世。邢峦很快续娶任城王元澄的妹妹元纯陀，这个婚姻关系不见于史籍，仅见于邢峦与元纯陀二人各自的墓志。孝文帝和宣武帝时元澄名高权重，这对邢峦得以独当一面可能是有很大帮助的。邢峦在《魏书》有长篇传记，邢峦之妻元纯陀的事迹则几乎完全依靠其墓志方可考知。

据《魏书》，邢峦（464—514）字洪宾，河间鄚县人，比纯陀大十一岁。邢峦先娶博陵崔辩第三女崔淑兰，即崔宾媛的二妹。崔淑兰生下邢逊后不久去世，元纯陀大约很快与邢峦成婚。元纯陀墓志：“（邢逊）爰以咳襁，圣善遽捐，恩鞠备加，慈训兼厚，大义深仁，隆于己出。”强调纯陀参与了邢逊的抚养。邢逊“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则其生年当在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此时距纯陀初婚穆氏才两年左右，可见她的第一个丈夫穆氏死于婚后不久。纯陀改嫁时，把幼小的女儿留在穆家，自己去邢家照料同样幼小的邢逊。

邢峦与元纯陀在平城结婚，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城东垣内的永和里营建新宅，相当华丽壮观。《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修梵寺”条：

寺北有永和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犹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峦、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

连孝文帝都注意到了邢峦家的特殊气派。《魏书》记孝文帝因为行药（孝文帝长期食散，可能是他的死因），一大早在洛阳城里乱逛，来到司空府南，看到了邢峦家宅。他特地派人对邢峦说：“朝行药至此，见卿宅乃住，东望德馆，情有依然。”邢峦回答说：“陛下移构中京，方建无穷之业，臣意在与魏升降，宁容不务永年之宅。”显然邢峦是要解释自己的住宅何以如此豪华，不过我觉得邢峦修建豪宅的财富中，元纯陀带来的嫁妆很可能要占一定份额。

永和里传为汉末董卓宅所在（如果董卓确曾在此居住，为时必极为短暂），这赋予该里特殊的传奇色彩，而且还与邢峦扯上了干系。《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

（董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辄得金玉宝玩，后魏邢峦掘得丹砂及钱，铭曰“董太师之物”。后梦卓索，峦吝不还，经年，无疾而卒。

其实这个故事最早见于《洛阳伽蓝记》：

掘此地者，辄得金玉宝玩之物。邢峦家常（尝）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铭云“董太师之物”。后（梦）卓夜中随峦索此物，峦不与之，经年，峦遂卒矣。

洛阳永和里董卓故居地下藏有珍宝，这样的故事很可能魏晋时已颇有流传，当然绝无真实依据，因为董卓西迁时并没有匆忙到来不及带走财宝。北魏传言中把董卓遗宝与邢峦之死相联系，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邢峦久有贪财之名，二是邢峦死得太过突然。

元纯陀的第二次婚姻远比第一次长久，差不多有二十二年，直至邢峦五十一岁时忽患暴疾而终。据邢峦墓志，邢峦死于宣武帝延昌三年三月九日丁巳（514年4月18日）。《魏书》记他“暴疾卒”之后，直接说“峦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没有交代他患了什么“暴疾”。邢峦墓志也说“天不慭遗，寝疾暴迫”。值得注意的是，邢峦的弟弟邢伟当时也在洛阳，官尚书南主客郎中，与邢峦同住永和里，亦染“暴疾”而死。邢伟墓志记“春秋卌有五，延昌三年七月廿六日壬申（514年8月31日），暴疾卒于洛阳”。兄弟二人前后脚因“暴疾”而亡，一定是某种急性传染病。永和里邢宅患上同一传染病的，应该不止这两位，只是我们无从知晓。

邢峦死时，元纯陀刚刚四十岁。元纯陀与邢峦未育子女，很可能正是因此，邢峦死后她即出家为尼。墓志说：

及车骑谢世，思成夫德，夜不洵涕，朝哭衔悲。乃叹曰：吾一生契阔，再离（罹）辛苦，既惭靡他之操，又愧不转之心，爽德事人，不兴他族。乐从苦生，果由因起，便舍身俗累，托体法门，弃置爱津，栖迟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