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丁巳（499年5月7日）元恪在鲁阳（今河南鲁山）即位，是为北魏世宗宣武帝。宣武帝在位十六年（按古代标准，他在位时间跨了十七个年头，从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到延昌四年正月，499—515），使用过四个年号（景明、正始、永平、延昌），每个年号都是四年。《魏书·世宗纪》说他小时候“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俭素”，做了皇帝之后，“善风仪，美容貌，临朝渊嘿，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矣”。这是对他个人品性风格的描述，格于史体，当然都是尽量说好话的。至于他统治时期的朝政状况，《魏书》的评价就不高了：“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夫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以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安帝、顺帝来比附他，也就把后来北魏衰乱的责任部分地推给了他。
《魏书》称宣武帝“垂拱无为，边徼稽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总结性评价，说的是宣武帝本人不像他父亲孝文帝那样锐意制作，各方面都没有改革创新的努力，却意外地在南北军事对抗方面收获了巨大成功。这些成功中最重要的两项，即夺取南朝的汉中和寿春，并非北魏积极进取的结果，而是和献文帝时获得刘宋的淮北淮西大片土地一样，是收了南方内政破裂的大礼。只有夺取义阳，算得魏军主动进攻的重大成就。不过，不管过程如何，论疆境南扩的深度，宣武帝时期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孝文帝时期，而且这些重要战略要地的获得，注定了南北军事上强弱攻守的态势再无翻盘的机会。
也许这些军事成就反倒加深了北魏政治酝酿已久的内部危机。尽管一直有战事，但规模都不大，而且都在南方，可是在北方和西北，传统的军镇密集区和职业军人最多的地方，进入了太平盛世般无仗可打的和平时期。北魏以征服立国，军队在体制内最为尊崇，尤其是军力所赖的北方边镇，在朝廷财政支出中享有优先地位。孝文帝迁都，以六镇为首的北方边镇地位开始下降。对高级将领来说，无仗可打意味着无功可立和升迁缓慢，造成边镇官职的吸引力下降。对中下级军官来说，无仗可打意味着得不到正常财政支出之外的后勤补充，那也就意味着经济利益的不小损失。
来自朝廷的好处大幅下降后，军镇各级官贵势必加大对所领镇戍军民的盘剥，底层军民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战争提供的阶层流动性趋于冻结。再加上宣武帝时期北方连年大旱，严重削弱了边镇各戍耕牧自给的能力。此外，随着王朝大兴文治，越来越多的官职开放给华夏士人，相应的，能够供应迁洛代人的官职日见寡少。《魏书·山伟传》：“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虽然说的是孝明帝时期的情况，其实主要是宣武帝时期造成的。
不过，以上话题都是传统政治史所关注的，与我们这里围绕王钟儿/慈庆所讲的故事，虽有联系，却不是那么直接。有直接联系的是宣武帝对权力、对宫廷、对身边各类人的看法和处理方式。
毫无疑问，元恪当上皇帝，年过六十的慈庆一定是高兴的。后来宣武帝把慈庆留在宫内，最紧要的时刻还想到请老太太出马，可见他们一直是有联系的。和北魏此前历代皇帝比，宣武帝崇佛最甚。《魏书·世宗纪》说他“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并记永平二年十一月己丑（509年12月12日）“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宣武帝在皇宫聚众讲经远不止这一次。《魏书·释老志》：“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可以想象，慈庆是一定会参与这类讲经活动的。在旧有的情感凝结之外，老尼慈庆与宣武帝又有了一层新的精神联系。
不过，对于宣武帝来说，从在鲁阳即位到自如地安坐洛阳宫，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经历了一番风雨艰险的。
孝文帝在南阳病重，自知大限已到，匆忙为继承人安排辅政班子时，彭城王元勰央求孝文帝不要选他，允许他在新君继位后退居闲散，还要求孝文帝立下字据。孝文帝共有六个弟弟，他一向器重的是最小的两个弟弟彭城王元勰和北海王元详，尤其是元勰，迁洛后深得倚重，兼综军国大务，声实俱隆。反倒是孝文帝的长弟咸阳王元禧，在军政事务中都无关紧要。元勰大概明白，孝文帝在世一切都好，只要孝文帝不在，自己的处境会非常危险（“震主之声，见忌必矣”），所以他坚定地请求孝文帝允许他“辞蝉舍冕，遂其冲挹”。孝文帝当然理解这一要求的合理之处，不仅答应他，还给太子元恪一份手诏，要他尊重元勰的立场，“汝为孝子，勿违吾敕”。
因元勰退出，孝文帝给元恪安排的辅政大臣一共六人，号称“六辅”。六辅之中，咸阳王元禧和北海王元详分别是孝文帝的长弟与幼弟，代表皇室；任城王元澄和广阳王元嘉在太和后期为孝文帝所亲重，代表宗室；尚书令王肃和吏部尚书宋弁是太和后期诸般改革的智库，代表朝臣，特别是其中越来越重要的文士。虽同为辅臣，六人轻重不同，元禧、元详分任太尉、司空，地位最高，宋弁只是吏部尚书，名位最轻，且死在孝文帝晏驾之前。余下三人都是尚书省长官，王肃是尚书令，元澄、元嘉分任左右仆射。照说王肃位高，不过他从萧齐逃难而来，虽受孝文帝宠用，在朝中全无根基，元澄等人自然不服。
恰好有南齐降人举报王肃与南边勾结谋叛，元澄立即抓捕王肃，同时上报朝廷。审查的结果是子虚乌有，这下子元澄就麻烦了。他因在太和后期特受孝文帝信任，元禧早已反感，于是借机与元详联名上奏，指责元澄“擅禁宰辅”，迫其“免官归第”。王肃虽获昭雪，心气已挫；元澄虽不久再获任用，亦远离中枢。这件事发生在宣武帝即位之初。六辅格局还没开始就死了一人，刚刚开始再废去二人，意味着所谓的“六辅”，实际从未存在过。
即使在六辅格局中，真正有权威的也只是元禧和元详二王。在宋弁早死，王肃、元澄淡出后，广阳王元嘉以疏属（太武帝子孙）年老，“好饮酒，或沉醉”，本来就有装饰意味，现在更不会再摆辅臣的架子。这样真正发挥辅政大臣作用的只剩下元禧和元详，而元禧作为孝文帝长弟尤为崇重。即位之初的宣武帝，因居丧守孝（所谓“谅闇”），理论上不听政事，实际上也不被允许行使皇权，军国万机皆决于元禧、元详二人。北魏自道武帝以来虽不见兄终弟及之事，但可汗诸弟依次上位的古老内亚传统并未完全消失。美国学者艾安迪指出，北魏中前期许多皇弟死得不明不白，很像是被有计划地杀死的，目的大概是避免他们在皇帝死后参与皇位继承之争。从这个角度讲，宣武帝元恪的潜在权力竞争者首先是他的六个叔父。
六个叔父中的赵郡王元干，死在孝文帝之前。剩下的五个叔父，名声最大的彭城王元勰在鲁阳时就把孝文帝的手诏跪呈给元恪，表现出告别权力的决心。而陪同元恪南来的元禧，和元恪的东宫诸臣一样，一开始并不信任元勰，元禧甚至不肯入城，而留在城外逗留观望。大概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元勰有夺位自立的野心，这是他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甚至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时机。当元勰把大军指挥权分享给元恪的东宫官属，让孝文帝的御前侍卫转而为元恪效力，和元澄一起在第一时间扶元恪即位，这才基本上洗脱了嫌疑，元禧也才放心入城。兄弟见面，元禧对元勰说：“汝非但辛勤，亦危险至极。”元勰知道他为何迟迟不入城，心下怨愤，回道：“兄识高年长，故知有夷险，彦和（元勰字彦和）握蛇骑虎，不觉艰难。”从鲁阳开始，元禧代表皇帝行使军国大权。回到洛阳，元详也加入进来，不过他作为幼弟，不能与元禧完全并立。就这样，元禧把自己推到新君头号畏忌对象的位置上。
这时宣武帝元恪已经十七岁，不是任人与夺的少年了，但他从无监国或带兵的经历，与朝臣缺乏个人联系，因而不知道可以倚靠或利用朝臣中哪些人来抗衡元禧。而他的成长经历，特别近四五年来过山车般的洛阳宫经历，让他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对宫廷内外以及朝廷上下几乎无法建立信任。这种情况下，他会本能地在自己身边寻求支持。所谓身边，就是物理距离最近的人，只能是侍卫武官和宦官。《魏书》辟有《恩倖传》，专记那些出身细微、以近侍身份大得皇帝（或太后）信赖因而飞黄腾达的人。《魏书·恩倖传》一共为九人立传，其中六人活跃于世宗朝，可见近侍贵宠的现象以宣武帝时期最为多见。
自在鲁阳即位，宣武帝接触最多的便是身边的侍卫武士，而这些侍卫武士又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原太子宫侍卫，另一部分是原孝文帝御前侍卫。宣武帝与他们日常厮混，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和亲密关系，其中乖巧者自然能够察知皇帝的心事，会主动为皇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魏书·恩倖传》所记的王仲兴本是孝文帝的贴身侍卫，宣武帝即位后继续担任近侍武官，职为斋帅，深得宣武帝信任，后来升为武卫将军，总领宫内禁卫军。另一个“恩倖”寇猛，孝文帝时任羽林中郎，属于禁军的下级军官。宣武帝“爱其膂力，置之左右，为千牛备身”，成了手执大刀紧贴皇帝的御前侍卫，后来也做到武卫将军。
不过宣武帝即位之初，最亲密最信任的还是太子宫的旧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赵修。据《魏书·恩倖传》，赵修“起自贱伍”，“本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可见是作为厮役小人在太子宫打杂，虽具“左右”之名，却是“白衣”，即不在正式编制之内，没有官方身份。赶上年轻的太子爷最喜欢拳脚功夫好、擅长骑马射箭的卫士，“颇有膂力”的赵修很快就成了心腹。宣武帝即位后，赵修转为禁中侍卫，继续贴身服侍宣武帝，“爱遇日隆”。可以说，赵修是宣武帝即位之初最重要的耳目和爪牙。从他后来与于烈兄弟关系特亲来看，宣武帝与于烈联手终结亲王辅政，居中联络的除了于烈之子于忠、东宫御医王显，赵修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北魏洛阳城示意图（参照《中国史稿地图集》、钱国祥《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研究，冯博文制图）
可是王显也好，赵修也好，对朝廷政务都全无了解，在政治层面毫无经验。要对抗亲王宰辅，还必须有深通朝政的计谋之士。在年轻的宣武帝跟身边几个亲信满腹怨悱却无能为力时，真正能出谋划策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从偏远的流放地秘密潜入京城的高聪。据《魏书·高聪传》，高聪出自勃海高氏中随南燕渡河居住青州的那一支，作为平齐民被掳至云中镇，成了兵户（和建立东魏西魏的那些六镇人士的身份差不多），得同宗的高允提携，才在魏朝做官。高聪不仅长于经史，文才突出，而且“微习弓马”，向孝文帝自荐，愿意带兵打仗。可是到了淮水前线，率领二千军队的高聪“躁怯少威重，所经淫掠无礼，及与贼交，望风退败”，被抓到悬瓠（就是孝文帝曾长期驻扎并且生病的那个南方重镇），孝文帝给他的处分是“恕死，徙平州为民”。平州大致位于今河北省东北角燕山山脉以南的滦河流域（唐山与秦皇岛之间），那时属于边地。可能高聪刚刚抵达平州，就听说孝文帝驾崩，于是不顾禁令，悄悄南返，回到洛阳后观察形势，发现了机会。
虽然细节已全不可知，反正高聪秘密地联系上了宣武帝，献上了最重要的策略。所以《魏书·高聪传》说：“六辅之废，聪之谋也。”宣武帝亲政，立即任用高聪为给事黄门侍郎，职居秘要。
高聪为废六辅做了哪些谋划，事涉机密，当时知者必甚寥寥，他自己事后决不会说，外间自然无人知晓。我这里纯粹推测，很可能正是高聪替宣武帝发现了于烈这个可用之臣。
据《魏书·于烈传》，于烈是孝文帝末期非常信任的武将，他虽不赞成孝文帝迁都改革，但从不公开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且当穆泰、陆叡等在平城谋划反对孝文帝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为孝文帝深所赞赏，把他提拔到禁军统帅领军将军的关键岗位上。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最后一次出征时，没有如前次那样让于烈从行，而是把他留在洛阳，执手告别，说道：“都邑空虚，维捍宜重，可镇卫二宫，以辑远近之望。”当时孝文帝对自己的健康已失去信心，凡事都从长远考虑，把于烈留在洛阳，就是防范意外。孝文帝死在荆沔前线，于烈是洛阳城中少数几个得元勰通报的人之一，他“处分行留，神色无变”，为皇位顺利转移立下功劳。不过，于烈很快就和实际执政者元禧发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