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明四年（503）高英入宫，与于劲上表“劝广嫔御”是否有关，尚不可知。但于劲上表得宣武帝同意诏可之后，必有一番选女。宣武帝嫔妃墓志今存者三人，有王肃之女王普贤、司马悦之女司马显姿和李续宝之女李氏。三人都未生育。李氏墓志不载年龄，只说葬于孝昌二年（526），大概亦卒于此年。王普贤死于延昌二年四月廿二日（513年6月10日），年二十七，则其生年在太和十一年（487）。司马显姿死于正光元年十二月十九日（521年1月12日），年三十，则其生年当在太和十五年（491）。只有司马显姿墓志明确说：“正始初，敕遣长秋，纳为贵华。”正始元年（504）司马显姿十四岁，被选入宫，应该跟于劲上表“劝广嫔御”有直接关系。这一年王普贤十九岁，不能肯定她是不是更早入宫。

问题是，一批符合条件的美女选入后宫，并不意味他们有机会蒙宣武帝“侍接”。除后来的孝明帝以外，今可考知的宣武帝子女一共三人，其中于皇后生一子，高英生一子一女，两个皇子都早早夭折。于皇后与高英，各有特殊家庭背景，权势弥漫于宫墙内外，没有人能阻止她们得到宣武帝的侍接。但她们（特别是高英）有足够的能力把宣武帝与其他后宫嫔妃隔离开，其结果就是除了她们二人所生，宣武帝再无其他子女，孝明帝成了唯一的例外。

而这个例外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相当一批人辛勤策划、周密安排的结果。

孝明帝的生母是武始伯胡国珍的女儿。《北史·外戚传》：“（胡国珍）女以选入掖庭，生明帝，即灵太后也。”胡氏（灵太后）可能就是在于劲“劝广嫔御”之后选入掖庭的女子之一。《北史·后妃传》叙胡氏得幸于宣武帝，是因为她出家为尼的姑母在宫中讲道时“讽左右称后有姿行”，“帝闻之，乃召入掖庭，为充华世妇”。按这个叙事，胡氏被选入宫，还是因为她姑母找关系打通了关节，宣武帝才特地召她入宫。据《北史·后妃传》，胡氏的生母是胡国珍的前妻皇甫氏，胡氏出生后有京兆山北县善卜相者告诉胡国珍“贤女有大贵之表”云云，可见胡氏出生于长安。但《北史·外戚传》说皇甫氏景明三年（502）死于洛阳，而且还说“前世诸胡多在洛葬”，可见胡国珍家族在孝文迁都后也从长安搬到了洛阳。《北史·后妃传》说胡氏对姑母“幼相依托”，大概指初入洛阳时期。

大概在母亲去世不久，胡氏就通过“选女”的程序入宫，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入宫时间应该和司马显姿一样在正始元年。从正始元年到她生育皇子的永平三年（510），中间有六七年时间。无论她被选入宫是不是靠了姑母，但实际情况可能是，胡氏和众多选入掖庭的女子们一样，虽早早入宫，但“不蒙侍接”，见不到皇帝。胡氏的幸运在于，她的姑母以比丘尼身份在内宫讲道，结交了一批在皇帝身边说得上话、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其中很多人属于史书所谓的“恩倖”）。

后宫的文化需求是多样的，比如，后宫上层女性甚至需要经史方面的教师或指导者，当然这些教师或指导者通常应该是女性。据《魏书·李彪传》，李彪有个女儿，“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李彪惊异于这个女儿的才分，私下悄悄对家人说：“此（女）当兴我家，卿曹容得其力。”李彪死于宣武帝亲政的景明二年（501），宣武帝在他死后听说了这个博学多才的女儿，“召为婕妤，以礼迎引”，请到宫里担任诸妹公主的文化课教师。李婕妤主要的教学内容，是读书写字，所读的书主要是经史，即传文所谓“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不仅公主们，后妃宫官都是她的学生，传文称“后宫咸师宗之”。后来嫁给高猛的宣武帝同母妹元瑛，应该就曾跟着李婕妤读过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李婕妤和宣武帝一样虔心信佛，好读经论。宣武帝死后，李婕妤出家，“通习经义”，成为一个对佛学有较深理解的比丘尼，常常登坛讲道，为洛阳僧伽所敬重，所谓“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

胡氏（灵太后）的姑母“入讲禁中”，是为了满足宫中信佛的需求。对我们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这位比丘尼姑母的墓志2000年春在河南洛阳孟津县（今孟津区）平乐镇朱仓村出土，首题“魏故比丘尼统法师释僧芝墓志铭”，知她的法号为僧芝。根据墓志，僧芝死于孝明帝熙平元年正月十九日（516年3月7日），春秋七十五，则其生年当在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或稍早。据《北史·外戚传》，胡国珍死于神龟元年四月十二日（518年5月7日），年八十，则其生年当在太武帝太延五年（439）或稍早。可见僧芝比她哥哥胡国珍小三岁，两人都出生在其父胡渊自赫连夏入魏之后。胡氏虽为安定大姓，可能很早就定居长安了。墓志说僧芝“道识发于生知，神情出于天性，洗耶（邪）素里，习教玄门”，十七岁（文成帝太安五年或稍早）出家，二十岁已学有所成。又记僧芝与北魏皇室发生联系，始于冯太后对她“倾服徽猷，钦崇风旨，爰命驿车，应时征辟”，把她接到平城。僧芝到平城的时间，应该在孝文帝中期之前，僧芝三十至四十岁之时。

墓志首题称僧芝为比丘尼统，但志文不言其事，疑她实际并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是死后追赠的。她长期服务于皇家，冯太后和孝文帝都很看重她。墓志说冯太后征她前往平城，“及至京都，敬以殊礼”，孝文帝对她“倾诚待遇，事绝常伦”。到宣武帝时期，她年资更高，礼遇也愈加隆重。墓志：“世宗宣武皇帝信心三宝，弥加弥（疑为“珍”字误写）宠，引内闱掖，导训六宫。”如果僧芝是到了宣武帝时才在掖庭“导训六宫”，那么她之前在平城和初迁洛阳时，即便也常在掖庭走动，但地位并不突出，不似墓志所说的那样得到冯太后和孝文帝的特别礼遇。宣武帝信佛深笃，后宫风气想必更甚，需要有一定佛学修养的专业人士讲道说法，所以僧芝获得机会担任这个角色。

宣武帝亲政时，僧芝已差不多六十岁，在平城和洛阳的上层女性间走动将近三十年。如她这样有机会到后宫走动的女尼应该并不少，但从僧芝墓志称小冯、高英以及王肃的前妻谢氏等，“以法师道冠宇宙，德兼造物，故捐舍华俗，服膺法门，皆为法师弟子”来看，似乎这些地位很高的女性一开始都是在僧芝门下出家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僧芝在洛阳宫的女尼中一定享有很高声望。墓志说僧芝的弟子包括小冯、高英“逮诸夫嫔廿许人”，几乎包含了所有“六宫”妃嫔中愿意出家为尼者。那么，毫无疑问的是，王钟儿/慈庆一定是认识她的，甚至可能就是以她为师而出家的。前节所说元愉的爱妾杨奥妃被于皇后强制出家，闭于内宫长达一年多，那么很可能僧芝也曾参与其事。

简而言之，僧芝这样一个老尼，在北魏皇宫活动时间久，认识重要人物多，人脉既广，阅历又富，能量甚大，却不太引人注意。无论僧芝的侄女胡氏（灵太后）是先以选入宫，还是因僧芝托人说情入宫，她入宫时，僧芝已经在宫里颇有影响。《北史·后妃传》：“（胡）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僧芝被征至平城时，胡氏还没有出生，而胡家一直住在长安。后来搬家到洛阳，可能在孝文帝迁都之后不久。所谓“幼相依托”，应该是指胡氏之母皇甫氏去世之后。正始初入宫时，她应该只有十四五岁。僧芝“讽左右称后有姿行”，就是请那些能在宣武帝身边说得上话的“左右”，向皇上推荐胡氏。当高英“悍忌”“宫人希得进御”之时，即便宣武帝动心，也需要掖庭相关人员配合，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有僧芝的人脉，才会有那么多关键人物协助安排。很可能，老尼慈庆也是帮了大忙的。

即便有人帮忙，胡氏获得的进御机会也不会太多。从孝明帝的出生时间（永平三年三月丙戌，即510年4月8日），可以推测受孕在永平二年五六月间。那么她确认怀孕，很可能在永平二年八九月间。这一确认当然立即成为后宫大事。再过两三个月，对子嗣问题忧惧极深的宣武帝推出了一项新法规。《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十有一月甲申（509年12月7日），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宣武帝下诏禁止屠宰繁殖期的雌性牛羊猪马等牲畜，并把这一禁令放进法律条文中，表面上看似乎跟宣武帝信佛有关，因为在发布这个诏书五天之后，“己丑（12月12日），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宣武帝讲的《维摩诘经》，当然是鸠摩罗什译本。此经“是公认的中国中古时代流行最为深入广泛的佛教经典之一”。胡适说：“《维摩经》为大乘佛典中的一部最有文学趣味的小说，鸠摩罗什的译笔又十分畅达，所以这部书渐渐成为中古时代最流行、最有势力的书。”宣武帝登坛讲《维摩诘经》，反映了那时佛经讲论的风气。如果不了解此时正是胡氏妊娠进入第五六个月，可能会把宣武帝的禁屠受孕牲畜单纯与他信佛讲经联系起来，而难以察觉他精神深处的忧惧与恐慌。

宣武帝的紧张没有停留在干着急上，他还采取了比“禁屠杀含孕”更切实的行动。《北史·后妃传》：“先是，宣武频丧皇子，自以年长，深加慎护。”大概从确认胡氏怀孕那一刻起，宣武帝就要为她建立一个“深加慎护”的团队，把她与掖庭日常体系隔离开来。这个团队既要防止后宫其他人（包括高皇后）伤害她，也要防止她自己伤害胎儿。《北史·后妃传》里的一段话，揭示了受孕妃嫔自我伤害的确是存在的：

而椒庭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唯后每称：“夫人等言，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不辞。